自从领导活动从日常的程序化管理活动中分离出来之后，就赋予了它超脱性、综合性、战略性的属性。因此领导者作为整个组织运作的发动者和主导者，就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没有被领导者的积极实践，再好的战略和设想也终究无法推行，这样，就导致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成为领导活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现代领导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制定”和“执行”的相对分工。由此观之，领导者在战略和决策制定方面就处于决定性的地位。领导者的学识、经历、风格、能力、性格和处世态度就直接关系到战略的水平和决策的质量。与此同时，尽管被领导者处于执行计划和决策的从属地位，但是他们执行的自愿程度、积极程度直接关系到决策方案能否转化为现实的成果，而这一点对于整个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更是至关重要。所以，群体成员对领导者的接受度就成为领导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因为人不是物，作为被领导者的人在整个活动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制约领导者的行为。如他们可以赞同领导者的设想并为之努力，也可以抵制领导者的某些决策和行为并破坏其企图。总之，被领导者的行为在最终的层面上决定着组织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实现质量。 　　　此外，领导者的主观指导与客观环境的矛盾是领导活动的第二个基本矛盾。领导者的主观指导不是出自于主观臆想，更不是在真空状态中进行的。因为任何人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的活动，任何人的行动都不能超越环境的限制。所谓环境是由体制、文化、心理和习俗等因素在组织内部和外部形成的一种客观的、无形的压力。菲德勒就提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实是更多地取决于环境而不是人格，人们的行为更多地依赖于环境。所以，领导者一方面在塑造有利于领导效能实现的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顺应环境变迁的规律。这样领导者的主观指导和客观环境之间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如果领导者过高估价自己驾驭环境的能力，便导致领导行为与环境的冲突，使领导活动不能顺利展开；如果领导者过分受制于环境，那么环境的压力就成为领导者不能主动开拓的借口，领导者便成为环境的牺牲品。所以菲德勒把“情境控制的灵活性”作为评判领导效绩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 　　 这两大基本矛盾往往会衍生出一些派生矛盾，即领导者内部的矛盾、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领导者的决策与客观实际的矛盾，被领导者的执行与客观实际的矛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