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导与管理的分化 　　 上面已指出，领导工作自古有之。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产生于人类的共同劳动。诚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告诉我们，当社会劳动达到一定规模，就会产生对这种劳动进行“指挥”和“协调”的客观要求，并且必然分化出“领导”这样一个专门的社会职能。这种分化经历了一个自然历史发展的过程。 　　 在以小生产为主体的传统时期，社会活动的规模狭小，技术落后，信息闭塞，领导与管理二为一体。这时领导活动的成效主要依靠领导者个人的知识、智慧和身体力行。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后，工厂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由于生产量的巨大增长，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导致了对管理人员的大量需要，管理阶层迅速兴起。这种趋势客观上要求企业的领导权和管理权相对分离。1841年，美国东部一家铁路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在州议会的干预下，被迫进行了领导体制的改革。企业中实行老板只拿利润，不再参与管理的制度。这是美国第一家由经理人员管理的企业，实现了企业所有权、领导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它标志着领导活动与管理活动相对脱离的初级阶段的开端。 　　 随着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领导活动与管理活动的分离加快了步伐。1923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首次实行“集体决策、分散管理”的所谓“超事业部”制，即政策决定与具体管理彻底分家。这种“超事业部”制的实行和推广，标志着企业生产中领导活动与管理活动的分离进入了高级阶段。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领导活动与管理活动的这种高度分化，需要领导理论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