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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超越了以教材改编作为课程改革标志的局限性，超越了单纯以时间作为划分依据的阶段性，它把课程改革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系统工程，注重时间上的全程性与空间上的无限性，并通过新课程，营造一种合作、对话与探究的课程文化。 所谓合作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开放性。课程的现代涵义已不仅是显性课程，还包括隐性课程；不仅包括学科知识，还包括个人体验、社区文化资源促其形成的经验性知识，所以每一位儿童发展所需要的课程必须多人合作才能实现。新课程中设置的综合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就是建立课程合作文化的平台，课程的实施需要教师打破学科分化传统，使教师行为具有“个人专业主义”倾向，在分工基础上实现多方面、多主体和有意义的合作，以实现儿童课程丰富性的需要。新课程特别强调一种共建共享的课程文化。专家、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社会人士都是合作共同体的一分子，应尽可能保证他们之间有合作的机会，并建立合作的机制。 所谓对话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民主性。课程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是所有与课程利益有关的人员或部门之间的对话。儿童所需要的课程，不能让某个专家或某一群体的人来决定，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对话与协商，特别是在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上。同时，也要建立起课程的实施者——每个老师与课程制定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改变教师不知道为什么教，不了解或不理解教材中的革新要素，被动教学，只是单一的课程执行者的局面。新课程强调对话与协商。在国家课程标准制定时，就尽可能创造各种机会，让课程专家与学科专家、专家与教师，专家与社会人士代表分别参与对话，或让他们共同参与对话。同时，把“课程标准”作为文本，要求专家、教师、学生及其他相关人士不断地解读，并与之“对话”。 所谓探究文化，就是强调课程的科学性。就课程的历史来看，应为儿童开设哪些课程，这是教育研究者一个需要不断探究的永恒话题；就一门课程来说，从课程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实施到课程评价，也需要不断的探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就课程实施的一个环节来说，教师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充满灵气的个体，教师的教学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如何进行完满的教学，需要不断的探究。因此可以说，课程的完善是一个不断探究的过程。新课程倡导探究文化，强调应在不同层面进行课程创新。在国家层面，尝试课程管理体制的创新，制定国家课程计划与课程标准；在地方与学校层面，确保国家课程计划与课程标准的严肃性，同时，鼓励因地制宜地进行不同程度的课程创新，制定相应的计划或方案；在课堂或实施层面，要求教师依据课程标准，创造性地进行教学，反对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确保课程对学生、学校、地方的适应性。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