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杰发展心理研究方法体系

皮亚杰发展心理研究方法体系

皮亚杰 (Jean Piaget,1896～1980)是20世纪最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他的理论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这与其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体系是密不可分的，正像巴甫洛夫所说：“科学是随着方法论所获得的成就而不断地跳跃着。方法论每前进一步，我们就仿佛上升了一级阶梯。于是，我们就展开了更广阔的眼界，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事物。”（注：转引自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挖掘皮亚杰（以下简称皮氏）研究方法体系的价值，无疑对构建当代发展心理学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皮亚杰发展心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渊源

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源于一定的历史背景，是科学家主体因素（如科学观等）与研究对象的理论范式危机交互作用的产物。特定的历史环境是科学研究方法产生的客观条件，理论范式危机是研究方法诞生的契机，而科学家则是创造研究方法的主体因素。“每一种心理学的体系——构造主义、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等等——都组成一种范式。”（注：［美］T.H.黎黑：《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每一种心理学范式的出现无不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方法论，譬如构造心理学之于马赫主义，格式塔心理学之于现象学，行为主义心理学之于实证主义等；而且新的理论范式常常是对前一种理论范式危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无疑是对科学研究方法论更生换代的潜在说明。皮氏研究方法的诞生符合上述逻辑。

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科学世纪”。科学和技术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创立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体系和思想宝库。“什么是知识”——这一长期蛰伏于哲学认识论窠臼的陈旧命题，在20世纪面临着寿终正寝的危机。“知识是怎样形成的”及“智力是如何增长的”——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难题。传统的认识论如唯理论和经验论，均宣称自己发现了超出经验或先于经验的认识能力或认识工具，但由于忽视了心理学说明，故无力证实这些能力或工具确为人类所有。另外，心理学史上的认识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均表现出了不同的缺陷。皮氏在其《智力心理学》一书中作了详尽论述：Karl.Buler的思维心理学研究只讲内因而不讲发展；Gestalt心理学派重内、外因相互作用而轻发展；Thorndic的思维心理学研究重视内、外因发展而漠视外因作用；包括H.Ebbighaus在内的联想心理学派则重外因、发展而轻视内因。可见，传统认识论与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危机，为皮式研究方法论的诞生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和契机。就主观因素而言，研究方法又取决于心理家的心理学观，而心理学观又制约于心理学家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阅历。皮氏最初致力于生物学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生物学的知识结构对皮氏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生物学中的“同化”、“顺应”和“适应”等概念改造为发展心理学中的基本范畴，使之成为解释认识结构发展的有效手段。皮氏曾明确表示，“如果说逻辑学、数学或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结构并不依赖于心理学，那么它们在自己的认识论上则要依靠心理学……而心理学正是依靠生物学来解释。”（注：《心理学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第91～92页。）可见，研究生命发展的生物学成为皮亚杰探索认识发展的物质性工具，但同时在其毕生心理学研究中又难以摆脱生物主义的胎痕。

皮氏自1939年始，就受到了符号逻辑的影响。符号逻辑又称数理逻辑，源于布尔(C.Boole)代数。英国著名数学家布尔用代数形式来研究思维规律。皮氏借鉴了布尔理论，用数理逻辑工具来刻画思维发展的过程。他认为心理学有了数理逻辑工具，就像有了统计学一样有用。这体现了皮亚杰在发展心理研究技术上的超人智慧。

皮氏的临床法深受弗洛伊德、荣格等精神分析学派及比奈、西蒙测验学派的影响。1971年在李普斯(Lipps)和雷什纳(Wrescher)心理实验室工作期间，他认真研读了弗洛伊德著作，并悉心聆听了荣格的讲课。1921年他在巴黎任西蒙助手，用BURT推理测验法去测试巴黎儿童。他曾回忆说，我从那时起便感觉到有一个真正的使命要完成。这大概是皮氏萌发探索人类发展心理的起点。此时他发现了“比奈测验法”的缺陷，“注意到尽管比奈测验法对于诊断有某些优点，这种诊断法是建立在成功与失败的数量之上的，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发现失败过程中的推理。这样我就以临床询问的方式同我的受试对象进行谈话，以发现正确回答背后的推理过程中的某些有趣的东西，我尤其是对某些掩盖错误回答的东西感兴趣……”（注：《皮亚杰自传》（英文版），1966，日内瓦，第75页。）。皮氏的临床法显然得益于精神分析法与心理测验法。

皮氏的哲学思想颇受康德等人哲学观的熏陶，且直接孕育了其发生认识论，而心理学在其发生认识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其“图式”概念便源于康德的“先天图式”。他曾这样表述，我把康德范畴的全部问题重新审视了一番，从而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发生认识论。发生认识就是用发生学方法来探索认识论问题。发生学为皮亚杰研究认识论提供了可能性工具，而心理学尤其是儿童心理学则为其研究认识论提供了现实性工具。正如皮氏所言“心理学不仅在描述个体心理发展的阶段方面，而且在研究这种发展本身的实际机制方面，都肯定是一种心灵的胚胎学”（注：皮亚杰：《心理学与认识论》，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发现心理学方法的现实价值，无疑是皮亚杰在认识研究史上的巨大贡献。朱智贤先生在其《悼念当代杰出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教授》一文中指出：在生物学和哲学认识之间，尚需一个中介物作为锁链：终于他发现了这个中介物或锁链，这就是心理学。

皮氏发展心理研究的哲学方法论——结构主义，独具匠心。他的结构主义思想可追溯到索绪尔(Saussue)结构主义语言学、乔姆斯基(Chomskey)转换生成语言学、勃尔巴基(Bourbaki)结构主义数学学派的影响。皮氏研究心理的方法论，实为“结构发生法”。皮氏再三强调，他所言的“结构”是有“起源”或“发生”的结构；他所说的“起源”是有结构的起源。与其他结构主义者（如C.L.Strauss;J.Lacan,;L.Althsser）思想相比，皮氏的结构主义包含了更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某种意义上，皮氏结构主义中的辩证法成分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影响有关。在1950年前，皮氏对马克思一无所知。但50年代后，皮亚杰的研究方法论有了重大变化，即他逐步了解并尝试了“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一迹象可以从下面著作中发现：《发生认识论引论》第三卷(1950)、《哲学的智慧与幻想》(1965)、《辩证法的基本形式》(1980)等等。他在1967年版的《逻辑与科学知识》一书中认为：首先在结构与发生之间做出辩证综合的人是马克思。

可见，皮氏的研究方法体系并非空中楼阁，其渊源于社会历史背景、个体成长环境与其心理学观交互作用的这一复杂过程，是对前人和同代人方法论研究成果进行创造整合的产物。下面我们拟具体探讨皮氏发展心理研究方法的内容。

二、皮氏发展心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具体内涵与表现

研究方法是一个笼统的称谓，严格地来说，应称之为“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它依照从高到低的水平，可以分为彼此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三个层次：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原则及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皮亚杰在自己的心理学实践中，形成了层次丰富、结构严谨、颇具创造力的方法体系。

1.哲学层次皮氏的哲学方法论是结构主义，具体表现为：(1)心理分析与逻辑分析统一观。这是皮亚杰结构主义方法论最鲜明的外部特征。首先皮氏认为，心理学是连结生物学和哲学的中介，是解释这些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心灵胚胎学”。他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的序言中说，分析认知结构生成的方法实质是一种心理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本质上包含有心理实验成分”。因此，心理分析是皮亚杰研究认识发生的首选工具。此外，他强调：“发生认识论的任何研究……都以所研究的科学认识中的专家们的合作为先决条件，即以心理学家、科学史家、逻辑学家、数学家、控制论家、语言学家等的合作为先决条件。集体合作的方法已经是我们这个研究中心——日内瓦国际发生认识论中心所遵循的一种方法。”（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页。）逻辑学、数学及控制论等为皮氏解剖发展心理提供了逻辑分析工具。在讨论认识发生的心理机制尤其是分析思维发展的“具体运算阶段”时，他使用了别具一格的逻辑分析法。他说：“科学早就把数学演绎和经验之间的令人惊喜的符合告诉了我们……就在它进行抽象的尝试和进行观察的努力之间达到了与上述相类似的一致”（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6页。）；又曾说：“心理上的形成与逻辑的形式化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对应的关系。虽然我们承认认识中形式化的重要性，但我们也明白光有形式化是不够的。”（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页。）显然，心理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成为皮氏探索发展心理的有效工具，从而使他在揭示“知识是如何增长的”这一科学认识论问题上摆脱了从柏拉图－柏格森的形而上学的束缚。(2)结构与功能统一观。这是皮亚杰结构主义方法论的中介特征，是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外部特征（心理分析与逻辑分析统一观）与其深层特征（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统一观）的结合部。关于“结构”这一概念，皮亚杰扬弃了历史上结构主义或其他学派关于“结构”的种种观点，提出了结构的三大特质：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而功能则是指结构主体的活动及该活动产生的作用或影响。结构与功能相互区别：当功能发生变化时，结构不一定相应改变，而不同结构可以有相同功能；同时二者又紧密联系：功能只有在结构中并通过结构方可发挥作用，结构也只有在功能作用下才可不断丰富和发展。皮氏运用结构与功能统一法探索了儿童心理的发展本质和过程。其核心概念是“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既包含了结构的内容又融汇了功能的涵义。其中，图式是以动作为基础的主体认识结构；同化是主体对外部环境因素选择、吸收并将其纳入原有图式的过程；顺应是主体已有图式不能同化客体时，对原有图式进行主动调整或创构新图式以适应新环境的功能。认知的结构和功能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同化和顺应（功能）在图式（结构）基础上发挥作用，这一作用又导致了旧图式的裂变和新图式的产生，这一切又依赖于主体通过自我调节所实现的平衡。皮氏借此方法旨在揭示：儿童心理发展的每个阶段既表现出了新的认知图式的建构，又包含了认知功能的扩展。(3)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统一观。这是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深层特征。“结构是否有一形成过程”，一直争论不休。经验主义认为只有发生而无结构；格式塔学派认为只有结构而无发生。“既有发生，又有结构”——这一方法论原则在皮亚杰的发展心理研究中方得到了充分贯彻。他说：“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联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的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果过渡到一个较复杂的结构。”（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页。）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统一观有如下特点：其一，结构的建构是一个不断从低级水平向高级水平过渡的发展过程。皮氏曾指出，一个内容永远是下一级内容的形成，而一个形式永远是比它更高级的形式的内容。结构正是在内容与形式的双向嬗变中向前演进。其二，新结构的建构是在肯定与否定的变换中发展的。他强调否定在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常常是建构过程本身在实施各种肯定的同时又产生了各种否定，然后又通过综合而取得协调一致”（注：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3页。）。一个认知结构产生之后，主体便试图不断地对其属性加以否定，以建构出各种互补结构，继而把原初结构和各种互补结构整合为一个更复杂的总结构。其三，不同水平的结构之间不能单向还原，只能交相同化。皮氏认为，水平不同的两个结构是不能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进行单向还原的。在心理学史上曾出现过欲把一切心理现象还原为“刺激－反应”或“联想”的现象，这在当时却使心理学陷入了机械化困境。皮氏为此论述到，在不同水平的两个认知结构之间，不能单向还原，只可交互同化，以致高级成份可以借助于转换而从低级的成份中演化出来，同时高级的结构可通过整个低级的结构而使其更为丰富（注：参见雷永生等：《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页。）。皮氏将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统一观充分地贯彻到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中，系统地揭示了儿童从感知运动到形式运算这一由低级到高级的认知发展的具体过程、变化规律和生成特点。

2.一般科学层次这是哲学方法论走向具体研究方法应用的中介环节。皮氏的一般科学方法原则是发生与系统统一原则。皮氏清醒地认识到：从“知识（智力）是什么”此一显性科学层次转入“知识（智力）是如何增长的”彼一隐性科学层次，坚持发生学原则应是自己的必由之路。用他的话来说，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显然，皮氏正是从发生学角度来探索认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结构及其心理起源。同时，他的认知研究也是从“交互作用”的关系即系统的角度来分析，譬如他坚持心理分析－逻辑分析统一观与临床法，不仅重视了探索认知的形而上的规律，而且强调了探索认知的形而下的特征；坚持结构－功能统一观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统一观，不仅考察了认知结构的共时性转换，而且揭示了其历时性发展。难怪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皮亚杰明显地使自己的概念与一般系统联系在一起。皮亚杰是从系统论的立场出发，一方面用机能主义丰富了结构主义，另一方面又用结构主义丰富了机能主义。总之，发生与系统统一原则具有微观揭示细腻、整合力强和时代感鲜明等特点，在皮氏的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出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共时性与历时性、整体性与分析性相统一的鲜明特色。

3.具体研究层次具体的研究方法是哲学方法论通过一般科学方法原则应用于研究实践的具体表现。皮亚杰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是其独树一帜的“临床法”（注：朱智贤、林崇德：《儿童心理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页。）。该方法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由最初的口头交谈阶段发展到口头交谈为主、实物操作为辅阶段，再到实物操作为主、口头交谈为辅阶段。(1)实验法。研究者采用丰富多彩的物理和化学小实验，当面向被试示范或让被试实际操作以揭示原理，来研究儿童的思维或智力发展。这些实验被誉为“皮亚杰作业”，如“液体守恒”、“空间守恒”、“三座山”和“投影实验”等。此类简洁精致的小实验已成为世界各国心理家不断重复和验证的经典项目。(2)谈话法。皮氏经常轮流运用三种谈话法：其一为纯语言的。如询问儿童物体是否有重量，若有，是什么原因。其二为半言语半实际的，如给儿童举出河流、机器等运动，询问儿童：运动是什么？其三，通过实验操作来询问儿童每个现象的原理。皮氏的谈话法自由活泼，不拘一格，如主试可依儿童回答的具体特点灵活提问或及时追问；不打乱儿童的思路，不将成人的观点加于儿童；用儿童易懂的语言去探索问题背后的实质等。(3)观察法。皮氏从结构主义方法论出发，强调从整体上去研究儿童。他高度重视实验的自然性质，常在家庭、学校或游戏场所等生态背景下观察儿童的活动；强调研究者敏锐的观察力。此方法被西方誉为自然主义观察的典型。(4)数理逻辑分析法。皮氏把数理逻辑引入心理学研究中，并使之成为分析儿童智力水平的有效工具，堪称具体研究技术上的一大创举。他把逻辑称作思维的一面镜子，试图用数理逻辑语言来描述儿童活动的结构，比较儿童与青少年思维水平的差异，用16个二元命题和I.N. R.C（同一、否定、互反和相关）四变换群来表达青少年形式运算（思维）的模式。

三皮氏发展心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局限、贡献与影响

1.皮氏研究方法体系的局限 (1)首先在方法论上，皮氏高度重视心理生成的内部机制，却忽视了制约和影响心理发展的外部机制，如社会环境和教育等。对此，美国心理学家Kurt W.Fischer (1993)认为，皮亚杰假设的发生认识主体，是一个独立于情景影响的认知者，恰似一个置身于真空里的活动体，不受其他物体、事件或能量场的影响。虽然皮氏(1936)是倡导整合机制和环境影响的先驱者，但他的研究基本上是只注意儿童机体而忽视环境(Beillin,1971;Broughton,1981)。皮氏方法论上的缺陷源于其心理学观。其一，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多的是把人视为有机体对外部环境的生物性适应，而没有从社会的角度加以界定；其二，在认识起源上，皮亚杰认为动作是人类认识的发源地，然而“动作”则带有鲜明的生物学印痕，这就使他不可能从历史实践活动的角度来看待认识起源。我们可从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理解社会世界与社会交往的差异上看出这一点。就维氏而言，社会世界是个体发展的核心，而皮氏则认为它只是个体发展的一种影响；维氏认为，社会交往是儿童学习和认知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而皮氏则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是一个可能受到社会交往影响的个体过程(Rogoff,1993)。许多西方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皮氏的研究只是偶尔接触到社会关系，并未系统考察认知发展的社会背景(Doise,1985;Forman &.Kraker.1985)。在1927年一次演讲中，他承认“如果不论及逻辑是否为一个社会问题时，一个人是不可能谈论儿童的。我经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我一直努力地将其搁置一边，而它总是返回来。”可见，皮氏的实际资料分析与其方法论基础常常处于矛盾之中，正如维果茨基所说的——陷于“二重性”危机之中。(2)另外，皮氏的临床法亦有不少缺点，且不断受到挑战。早期，皮氏的临床法就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批评：主观性太强，难以重复；缺乏统计处理；临床交谈不标准化。后来，皮氏及其学派进行了修订。然而，当代许多心理学家在重复、讨论和评价皮氏研究的过程中，人们对皮氏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在他的研究中，有许多变量相互混淆，而此类变量与儿童的思维能力均密切相关，若不排除它们，将会降低实验的效度。这些未控制的因素有：社会心理因素、语言、感知、注意等。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必然导致结论的偏差，如皮氏对学前儿童的认知能力估计偏低。

2.皮氏研究方法体系的贡献及影响 (1)皮亚杰的研究方法不啻为发展心理学方法领域中的一场革命。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近代“科学之父”培根以其永垂青史的归纳法和实验法把科学从经院哲学和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自此，人们才真正地开始了对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的全面思考。现代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迅猛发展，认识论呈现出从哲学襁褓中分离的趋势。但传统的认识论仍较多地囿于“什么是知识”的陈述层面上，未能彻底摆脱哲学思辨的旧巢。某些心理学(H. Ebbhauss, S. Hall,Thorndic. M. Wertheimer)虽对认识或思维的发生过程进行过实验研究，但理论和方法上均缺乏系统性和发展性。时至皮亚杰才真正地开始了对知识和智力的科学分析，他以其闻名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和临床法并携手世界各门类的科学家展开了探索“知识是如何从不太完善和贫困状态向更加丰富的科学知识过渡”这一深层命题的实验论证，这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科大会战谱写了人类发展心理学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培根的功绩在于把科学从神学禁锢中拯救出来，而皮亚杰“当认识论的问题能够从经验上进行研究时，他批判了哲学家们仍然满足对知识的生长进行安乐椅式的思辨做法”（注：［美］T.H.黎黑：《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473页。）。显然，他的功绩在于以系统的实验和观察把认识论从传统哲学中解放出来，并采用跨学科的途径加以研究，正如美国心理学会称誉“皮亚杰是使认识论成为一门与哲学分开并与所有人类科学都有关系的科学”。皮氏堪称“发展心理学中的培根”，似乎并不为过。(2)皮亚杰的研究方法体系表现出了辩证法和系统论思想。他坚持结构与功能、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心理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论，并用发生与系统相统一的原则去建立自己的辩证范畴。譬如，连续性和间断性：认识和智力发展阶段既是连续的又是间断的；互补性和对立性：智力的认知方面和形象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在特定时期，某种作用表现为主要方面，但从智力的发展全程来看，又是相互促进的；主体与客体：认知是主体与客体在相互作用活动中的不断建构；同化和顺化：同化使主体能彻底完成对某一阶段上的智力结构的构造，顺化则使主体更日益广泛地适应环境并扩大已有智力结构。此外，还有认知性和情感性、精神和社会等范畴。在系统方法论的支配下，皮氏认识到人的心理的多层次和多测度性，即心理研究必然涉及到物理、生理、社会等方面，于是展开了心理学与生理学、物理学、数学、控制论等相统一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令人惊叹的丰硕成果，并为后人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3)临床法是皮亚杰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的杰作，并与皮氏一起载入了发展心理学史册。E.Claparade(1924)把临床法誉为“提问的艺术”、“解剖”的艺术：“它不仅限于观察的表面，而要寻索隐藏在事物表面和背后的东西……当儿童做出令人不解的或自相矛盾的答案时，这种方法也不放弃努力，只是更紧密地追索这种不断退缩的思想，从头追赶它……解剖它，一直到揭露它的组成秘密。”（注：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维果茨基——这位对皮氏理论颇怀异议的心理学家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发掘新的事实，从中吸取精华，这首先归功于皮亚杰所采用的新方法——临床法，这一方法的力量和独创性质使他在心理学研究方法学方面名列前茅。这个方法在研究发展变化中的复杂、完整的儿童思维形成物时成了不可替代的手段。同时这一方法在皮亚杰的一切实际研究中贯穿始终，将它们统一成连贯的、有充分生命价值的儿童思维的临床画册。”（注：《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余震球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9页。）我国心理学史家陈元晖教授将冯特引进实验方法、巴甫洛夫创造条件反射法和皮亚杰创建临床法与引进数理逻辑法，誉为百年心理学史上的三大突破。上述足以看出皮氏临床法在发展心理学史上的地位。临床法首先是对传统测验法和观察法的革新，因为测验法所测定的只是一些“成就”或“成果”，而不是所要探索的思维本身；而单纯的观察法只能静观地收集某些零碎的、表面的事实，难以对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另外，近百年思维心理学史上，大部分研究处于描述阶段，而皮亚杰则是真正从机制或结构上进行探索的先驱者。毋庸置疑，皮氏之所以能在发展心理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与其临床法是息息相关的。皮氏临床法的特色可以概括为：(1)既注意研究的整体性，又重视研究的分析性，既能广泛采集资料，又能深入把握本质；(2)既注意研究的精密性，又掌握研究的灵活性；(3)既有高度的科学性，又有高度的艺术性。

皮亚杰逝世后，美国《皮亚杰学刊》（1988年第4期）发表悼念文章认为：皮氏可与苏格拉底、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相媲美。虽言之过甚，但可见皮氏在西方心理学界的地位。他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成为西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支柱之一，其临床法被运用到心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成为西方教科书所倡导的经典。Beiling和Harry说：“皮亚杰的研究方法论，自本世纪20年代迄今、甚至于未来，都将一直对发展心理学产生影响”（注：Beilin, Harry(1992).Piagets Enduring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Psycho- logy.Developmental Psycholgy;1992 MAR.VOL28 (2) P191～204.）。他的研究方法对西方的生态化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生态化运动是本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领域中出现的趋势。所谓生态化运动是强调在活生生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去研究儿童心理的普遍倾向。Robert H. Wozniak和Kurt W.Fischer曾指出，Piaget是生态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对于从交互作用和结构主义途径去理解心理发展过程做出了重要的方法论贡献。Wozniak认为，其“心理学共构元理论”(Co-Constructive Metatheory For Psychology)的方法论源泉主要来自皮亚杰。

1996年是皮亚杰的百年诞辰，世界上许多地方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学术纪念会。人们无限缅怀这位毕生为发展心理学呕心沥血的伟大先驱，并重新认识、评价和弘扬他的历史功绩。他为打开人类发展心理学这扇大门所奉献的方法体系，已铸成了心理学史上一座不朽的的丰碑，指导并激励后人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