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来说，曹禺的《北京人》和《家》也属于面向历史的创作，只是与郭沫若等人的历史剧不同，不是从民族历史中寻找民族美德和民族的脊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是探讨民族性格的优劣得失。     1、文明的挽歌：《北京人》（三幕剧，1940年）     1940年，曹禺创作了他的第四部杰作《北京人》。在这部剧作中，曹禺再一次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生活领域，即封建大家庭和上流社会中，显然，这是相对于《原野》的农村题材而言的，在这部剧作中，曹禺开始挖掘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神韵和诗意、以及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从而实现了"走向契诃夫"的宿愿。     思想内容     三幕剧《北京人》，以抗战前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族――曾家的命运纠葛为题材，描写了曾家三代人各自的人生遭际和思想性格，并以此揭示了封建家庭、封建专制从物质到精神无可挽回的、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

    除了批判封建大家庭的封建专制外，《北京人》中同样体现了曹禺一而贯之的对人性的思索。在曾家，曹禺首先发现的是人的"孤独"，对人与人之间不能相通的悲哀的体味和思索。以曾文清和愫芳为例，这两个人像一对知己一样渴望心灵的沟通，并且在相对无言的静默中互相获得过怜惜和慰藉，但是因为害怕泄漏出消息而不忍互通款曲，在这里，人们可能会感受到曹禺在他的剧本中一再指出过的"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悲哀"，但是，再进一步挖掘，大家就会发现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灵魂，一个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有着博大而丰厚的爱和坚韧的精神，另一个作为人却早已经死去，只剩下了生命的空壳。 心灵上本来就相隔如同天涯，而愫芳竟然是一直在为着这样的没有用的生命做着无私的奉献，更让人感到无限的悲凉。曹禺式的"残忍"观念由此而得到了更深刻的阐发。
    尽管如此，在愫芳的感受里，这梦幻般的追求的破灭却是既凄凉而又能给人以温馨的，让人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因为这是毕竟有过的真诚的追求，是她对日常生活中真正诗意的深切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北京人》称为曹禺"生命的诗"。
当曹禺进一步追问"曾文清是怎样从人变成了生命的空壳"时，他就转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观照（这也正是抗战所提出的时代命题），他认为：这显然是作为一个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染受了过度的糜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结果。曾文清整天沉溺在下棋、品茶、赋诗、作画、养鸽子、喂鸟等士大夫的情趣之中，作为一种没落的文化，它悠闲、雅致，却带有浓厚的寄生性，最能消磨人的生存意志，于是曾文清就陷入了不可救药的怯懦、颓废和懒散之中，这是人的真正堕落，是人的生命的彻底浪费，人的个人和社会价值的彻底丧失。这样，曹禺就从一个相当独特的角度对没落士大夫的"北京文化"进行了历史的否定，和老舍所采取的角度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