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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现实启示 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简要地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这两个革命的性质不同，而又紧密衔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发生过错误的倾向。回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过程，总结历史教训和历史经验，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现实启示。 一、国民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对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错误的理论观点。这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是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推行的结果，造成了国民革命的失败。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既然还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很幼稚，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中国革命应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其次，陈独秀认为，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帮助资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帮助资产阶级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这个革命胜利后应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再次，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后，无产阶级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必进行什么革命，等将来资本主义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壮大了，资本主义制度腐朽了，资本主义矛盾尖锐了，无产阶级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问题上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这是因为：首先，这种观点看不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陈独秀看不到当时的中国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混同于五四运动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混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其次，这种观点看不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在中国，五四运动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由于这个革命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在革命胜利后，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紧密相联的两个阶段，陈独秀却看不到这种联系。再次，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后已经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因此，革命胜利后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必然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实现社会主义。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首先，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把领导权让给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特别是迁就国民党右派。其次，在农民问题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把农民运动限制在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程度上，不去积极领导农民的减租减息斗争，更没有在适当的时机开展土地革命，甚至压制农民运动。再次，在武装斗争问题上，不去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但不肯积极地去掌握军队，也不肯武装工农群众。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后，共产党没有什么力量来进行有效的反抗，使曾经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最后失败。 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第一次是以瞿秋白同志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第二次是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三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中，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存在的时间最长、危害最大。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王明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取得胜利。王明所说的资产阶级，是整个资产阶级，既包括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其次，王明认为应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认为，既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必须反对整个资产阶级，那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同时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必然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就应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问题上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这是因为：首先，这种观点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又有一定的联系，因而反帝反封建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而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即使民族资产阶级在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追随了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但这个阶级仍然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只不过这时软弱性和妥协性占了上风，暂时地离开了革命营垒。党的正确政策应该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回到革命营垒中来，而不能把这个阶级当做革命对象。其次，这种观点看不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不同，在时间上又有先后之分。民族资产阶级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其实，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是单纯的革命对象。这个阶级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同时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王明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主张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同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再次，这种观点混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步骤。正因为王明看不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因此必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混淆起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步骤混淆起来，把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步骤合并成一个步骤。这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首先，不能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使党在当时不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政治派别，甚至采取打击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其次，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反蒋倾向非常明显，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看不到这种倾向，继续采取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再次，这种错误的认识和政策，缩小了党所领导的反蒋统一战线和抗日统一战线的范围，使革命力量孤立、缩小甚至失败。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固然主要是军事上的失败，但同时也是与党在当时没能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派别，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革命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 三、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正确认识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前期，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基础上，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端正了全党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认识。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毛泽东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来走。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后已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次，毛泽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过程。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二者性质不同，在时间上又有前后之分。企图把两个革命的任务同时完成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是错误的。再次，毛泽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国家政权，这就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取得政权之后，必然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后，毛泽东还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紧密衔接的，中间不能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毛泽东指出，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在这个革命胜利后必然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不容许，国际无产阶级不容许，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不容许。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也不可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论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论述，既克服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观点，又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观点，端正了全党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认识。其次，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步骤和发展前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此后，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再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成了全党的共识，从而避免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再次，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论述，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地把握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正是在正确把握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于1949年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又逐步地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四、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成为过去。今天，我们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回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过程，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现实启示。 第一、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从根本上说，都是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没有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陈独秀照搬的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模式，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而王明照搬的则是俄国革命的模式，都是没有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没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基本规律的论述，既符合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基本原理，又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因此，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能照搬外国模式和外国经验，而必须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来走，先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和表现。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因而是完全 正确的。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今天，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抛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符合中国最广大群众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第三、要正确认识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实现党在当时的最低纲领的要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实现党在当时的最高纲领的要求。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也是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问题。陈独秀把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割裂开来，王明则把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混淆起来。毛泽东既指出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区别，又指出了二者的联系，从而坚持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今天，我们必须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即党在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又要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既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既不失去前进方向，又不脱离实际。 第四，必须反对任何“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人的思想认识有时并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实际，或者超越实际，或者落后实际。认识超越实际，就会犯“左”的错误；认识落后实际，就会犯右的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从思想认识上来看就是超越了当时的实际；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则是思想认识落后于实际。因此，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