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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第四节 托尔斯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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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附：“托尔斯泰墓，只是一个土包”） 托尔斯泰出生在土拉省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父母去世早，他在姑母和家庭教师的教养下长大。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庄园度过的。1844年入喀山大学的东方语文系学习，次年转入法学系，受卢梭和伏尔泰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对农奴制社会和学校教育不满，于1847年退学回家，从事农奴生活的改革。失败后，于1851年至1854年自愿到高加索服役，为后来的《战争与和平》描写战争的场面打下了基础。
50年代的农奴制危机和社会动荡促使托尔斯泰去探索解决贵族与农民矛盾的途径。 托尔斯泰的自传体小说是《幼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三部曲，通过贵族青年尼古林卡性格的形成过程，揭露了贵族生活方式对人的恶劣影响，同时又宣扬用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来克服外界影响。三部曲细腻地描写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各个阶段，表现出作者深刻的心理分析才能。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1855-1856）是根据作者参加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写成的。小说把贵族军官和普通士兵加以对照，揭露贵族军官的贪婪、虚荣和追求名利，歌颂下级军官和士兵们作战的英勇，表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 《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写的是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在自己领地上进行改革及失败的故事。小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描绘农民贫困的真实图景，揭示地主也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 《哥萨克》（1852-1862）的主人公奥列宁厌倦了贵族生活方式，到高加索山民中去追求纯朴自由的生活，最后又回到了贵族社会。小说把哥萨克人的纯朴生活与贵族的享乐生活加以对照，首次提出贵族阶级“平民化”的问题。 短篇小说《琉森》（1857）是托尔斯泰西欧旅行的成果，它揭露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文明”、“自由”、“平等”的虚伪，谴责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自私与无耻。该作是托尔斯泰批判资本主义最早的作品。 上述作品反映了作者站在自由派贵族立场上对贵族命运的思考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探索。他把解决社会的矛盾寄托在贵族地主身上，幻想他们改恶从善，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原始的宗法制道德理想化。 托尔斯泰特别关心农民的命运。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是地主也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力求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成了托尔斯泰创作的主旨，他企图从历史和道德的研究中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 最初，他准备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后来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以1805年至1820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写出了表现人民历史作用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库拉金、保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和别竺豪夫四家贵族的生活为线索，展示了19世纪最初15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 小说肯定了1812年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入侵战争的正义性质和人民抗战的英雄气概。他们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英勇、壮烈。小说为人民在战争进程中的主导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俄军统帅库图佐夫是与拿破仑对立的形象。拿破仑把人民作为满足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库图佐夫则热爱人民，接近士兵，善于观察士气。他指挥的战役获得胜利，在作者看来，是服从人民意愿的结果。 对待卫国战争的态度和接近人民的程度是作者评价人物的尺度。作者对远离人民、不关心祖国命运的宫廷贵族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们在祖国危急的关头，仍然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仍然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制造阴谋，进行党派之争。库拉金家是贵族道德沦丧、精神堕落的典型。 作者批判官僚贵族，并没有否定整个贵族阶级。罗斯托夫和保尔康斯基两个家族就是理想化庄园贵族的代表。他们积极参加卫国战争，把祖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解决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时，托尔斯泰歌颂人民，美化庄园贵族，谴责宫廷显贵和上流社会。 小说突出描写了三个中心人物——安德列•保尔康斯基、彼尔•别竺豪夫、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形象，通过他们探索了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 安德列出身名门望族，但对贵族社会感到厌倦，经常思索生活的意义并进行自我分析。他准备为建立功勋而献身，在战场上认识到真正的英雄是坚守阵地、英勇战斗的普通士兵，理解到生活的意义在于接近和同情人民。他最后在鲍罗金诺战役中负伤而死，死前接受了《福音书》的教义，博爱主义成为他探索的最后归宿。 彼尔是莫斯科一个显贵的私生子，大宗财产的继承人。妻子爱伦的堕落，上流社会的腐朽，使他悲观失望。他探索生活的出路，醉心于博爱主义的“共济会”。他办过慈善事业，从事过农事改革，但这些都使他厌倦。卫国战争的火焰使他精神再生，与普通士兵的接触，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莫斯科大火后，他企图行刺拿破仑。在被俘期间，他接受了农民士兵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宿命论思想：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最后，他虽然参加了十二月党人早期的秘密团体，却主张用道德来革新社会。 娜达莎是《战争与和平》中最动人的妇女形象。她天真活泼、感情真挚、热爱生活、接近人民，富有青春活力和民族感情。她与宫廷妇女形成对照，表现了作家把外省贵族完全理想化的贵族立场。在小说结尾，婚后生活的娜达莎成了作者理想化的贤妻良母。 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他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对善恶一视同仁，因而获得了内心的和谐和人生最大的幸福。作者以此来鼓吹他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70年代是俄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历史变动的特点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中得到了精确而深刻的反映。 《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安娜追求爱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会出路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形象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的变动，同时也鲜明地暴露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矛盾。 （附：议《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的思想内容。小说首先在经济生活方面展现了俄国社会的历史变动。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封建的经济基础日趋崩溃，“贵族之家”迅速破产。那些自由派地主，积极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而出身微贱的商人，则取代了贵族地主，成了“生活的新主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到处生根；大批农民日益贫困，被迫流入城市；农事不振，土地荒废。总之，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贵族地主还是农民，都感到了金钱势力的压力和对未来的不可知的恐惧。 资本主义势力也引起了思想道德方面深刻的变化。托尔斯泰无情地揭露了贵族上流社会思想道德的堕落：官场腐败、贿赂风行，结党营私，勾心斗角。赫赫有名的卡列宁、天皇贵胄的奥布浪斯基都是利欲熏心的家伙。而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三个社交集团，更是贵族资产阶级灵魂腐朽、道德败坏的集中体现。 安娜的形象。安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她不满于封建婚姻，追求真挚自由的爱情。当她不顾丈夫的威胁，公然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结合在一起时，整个上流社会就一起向她施加种种可怕的侮辱和非难。但花花公子渥伦斯基又背叛了她。安娜付出了失去家庭、儿子和社会地位的高昂代价，真挚自由的爱情不仅找不到，而且陷入难堪的处境，她无法生活下去了，于是以自杀对这个社会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作为一个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的叛逆者，安娜追求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爱情自由，采用的也只是个人反抗的方式，但她勇于面对整个上流社会，誓死不做虚伪的社会道德的俘虏：在冲破封建束缚、反抗社会压迫方面，她做到了处在她那个地位和环境中所可能做到的一切。这对当时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具有深刻的批判揭露意义。 托尔斯泰由于世界观的矛盾，在同情安娜不幸遭遇的同时，又从宗教伦理观念出发，谴责安娜缺乏忍让的宗教情感，没有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为此，作家塑造了在爱情上能够迷途知返的吉提和忍辱求全的杜丽的理想形象来和安娜进行对照，用列文和吉提的理想化的幸福家庭来和安娜的不幸福家庭相比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安娜及其悲剧的批判力量。 列文是一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关系的庄园地主。他对资本主义侵袭下俄国“旧基础”的迅速崩溃缺乏正确理解，感到十分不安。他孜孜以求地寻找振兴农业、抵制这场新的社会灾难的办法，但他努力进行的却只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参加劳动、以和农民利害的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但这种思想和主张，违背历史规律，只能以失败告终。改革失败后，列文“濒于自杀”，坠入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深渊。最后，他从宗法农民弗克尼奇身上领悟到了生活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要“爱人如己”，感到“上帝”就在自己心中。列文及其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托尔斯泰这一时期的思想和生活的体现。 《安娜•卡列尼娜》在托尔斯泰创作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小说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批判比过去加深了，但还没有达到后期作品那样的深度；阶级调和论、宿命论和“不抵抗主义”的说教比以前加重了，但还没有达到《复活》那样的严重程度。列文既是以前的聂赫留朵夫公爵的继续，又是后来《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公爵的前身。理想化的宗法制农民弗克尼奇，既是《战争与和平》中卡拉达耶夫的发展，又是《复活》中的渡船上的“老人“的前奏。以前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深的、多种多样的心理描写技巧，鲜明的对比手法和辛辣的讽刺笔调，在本作中有着鲜明的表现，在晚期作品《复活》中更得到精湛的发展。 80年代以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激变。他由原来力图调和地主和农民矛盾的立场转向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他在日记、政论和《忏悔录》中强烈地谴责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的生活，甚至对自己的妻女也严加指责，骂她们“游手好闲“，他放弃了”伯爵“的头衔，按照劳动人民是方式生活，从事体力劳动。 世界观转变后，托尔斯泰的作品有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0），中篇小说《克莱采尔奏鸣曲》（1887-1889）、《哈吉•穆拉特》（1896-1904），长篇小说《复活》，这些作品都鲜明地反映了转变后他的宗法制农民观点本身的矛盾：“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列宁语） 晚年的托尔斯泰陷入极端苦闷之中，他的平民化思想与贵族家庭生活经常发生冲突。1910年，82岁的托尔斯泰为了摆脱贵族生活而弃家出走，不幸中途得病，于11月7日去世于阿斯达普沃车站。 二、《复活》 《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附：《复活》第一章节选） 这是一个被文学家们描写了千百次的老掉牙的常见的故事，但托尔斯泰独特而新颖之处在于，他通过这类习见的题材，“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做了激烈的批判”，（《马恩论文艺》，第191-192页），而且还是以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观点来进行批判的；他还创作了一个不仅为自己，而且还为本阶级罪孽而忏悔的贵族人物。托尔斯泰在这里表现出一种“‘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的大无畏精神”（同上，第192页），也表现了他们的政治落后与绝望。 （附：《复活》第七章节选） 1.《复活》的社会批判主题 （1）《复活》激烈地抨击了沙皇专制国家制度。作者没有仅仅写出个别官吏的昏庸与冷酷，而是写出了整个沙皇专制制度的反人民本质。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上诉奔走，直到大理院，但冤狱始终得不到解决。作者通过聂赫留朵夫的行迹，把从地方到中央，外省到首都的法律、法庭、官府、监狱等各个机构的反人民性做了有力的揭露。 玛丝洛娃在成为被罚做苦工的囚犯后，有一个问题使她百思莫解：“我再也没有想到我会落到这样的下场，谁想得到呢？人家做事比我坏的多，他们却没有受处分，我呢，没犯什么罪，却得受苦。” 玛丝洛娃之所以感到苦恼、冤屈，是由于她还没有识透这个社会的本质。沙皇政府从来都是为了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是非颠倒、专横跋扈的，“真理跑到狗那儿去了”。 在探望玛丝洛娃的过程中，聂赫留朵夫了解到狱中囚犯的真实情况，他不禁大吃一惊。有一百三十多个护照过期的石匠被人遗忘，长期囚禁在狱中无人过问。还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失业徒工，只因偷了一个值三卢布多的旧地毯，就遭到无情镇压，其中一个还死在狱中；酒店老板霸占人妻，自己纵火焚烧店铺以获得火灾保险金，反而诬陷别人，结果曼秀夫蒙受不白之冤而被关进监狱；而玛尔华的丈夫只因在东家树林里砍了两棵桦树，就被抓进监狱；而法庭审讯不过是一场滑稽戏，陪审制度就是为虎作伥。聂赫留朵夫说：审讯是可怕的、可恶的胡闹，“法律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那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的社会制度罢了。 问题不在于个别官吏的昏聩和腐败，而在于整个官僚机构的反人民本质。玛丝洛娃的冤狱并非个案，还有成千上万的不幸者蒙受冤屈。聂赫留朵夫在遍历了法庭、大理院、监狱和流放所之后，得出了一个严峻激烈的结论：“人吃人并不是在‘塔伊’（西伯利亚的沼泽和森林）里开始的，而是在各部会、各政府的衙门里开始的，只不过在‘塔伊’见了效果罢了”。 在《复活》中，彼得堡的官僚世界全都是杀人犯、迫害狂、贪官污吏和一些道德沦丧的无耻之徒。副省长马斯列尼科夫是鄙俗和伪善的化身，他自以为是不幸的犯人的慈父，可是犯人们却在这位慈父的命令下遭到无情的鞭挞。前任大臣查尔斯基靠溜须拍马爬上高位，大理院大法官沃尔夫则靠大肆屠杀波兰人民飞黄腾达。他是一个典型的沙皇俄国殖民主义者，托尔斯泰强调指出：这样的官僚世界可以毁灭一个人美好的素质。聂赫留朵夫青年时代的朋友塞列宁就因此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官僚，现在他只有冷漠，只有敌意，只会用嘴唇微笑。至于那些庭长、法官们，更是等而下之。这些暴虐的官吏是沙皇专制政权的畸形产物，又是凭借专制制度的暴虐来不断攫取既得利益。在这些残暴不仁的官僚魔掌下，人民只得永远受苦受难。 但是，托尔斯泰否定反动暴力的同时也否定革命暴力，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又反对用暴力推翻它。托尔斯泰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及其局限，反映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时期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强烈仇恨和政治素养的缺乏。 （2）《复活》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官方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发出愤怒的谴责，揭露了宗教仪式的欺骗性，神甫和教堂执事的利己主义，宗教议长的罪恶。托尔斯泰撕下了神圣宗教的外衣，指出宗教是少数人发财和愚弄人民 的工具。 在《复活》里，到处都能见到官僚教会的神甫们的身影，他们在法庭上、监狱里、流放地、贵妇人的客厅到处游荡。他们规劝人们信仰上帝，自己却干着渎神的勾当。 对官方办的教会，托尔斯泰毫不留情的加以否定。他通过狱中礼拜仪式的描写，对它的伪善做了毁灭性的揭露。在人们镣铐的叮当声中，神甫们像变魔术似的将面包变成上帝的肉，而将酒变成上帝的血。然后和大家一起“顶快活”地分享上帝的血和肉。在这里，讽刺已达到极尖锐的地步。 托尔斯泰曾说：“我宁愿让恶狗把我的孩子撕成碎块，也不愿叫神甫来替他举行妖术式的仪式”。沙皇政府痛恨托尔斯泰对官方教会的态度，于是伙同主教公会于1901年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让那些身披袈裟的官僚们在全国各地神坛上咒骂他死时永远受难，借此来打击他在广大俄国农民中的威望。 但是，托尔斯泰“一方面反对官办的教会，另一方面却鼓吹净化了的新宗教，即用一种净化了的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并不反对宗教本身，鼓吹“心灵中的上帝”。他信仰民间的宗教，认为那才体现了真正的基督精神。在《复活》里，托尔斯泰描写了两次宗教仪式，表现了两种宗教。复活节农村教堂的早弥撒充满诗情画意，在那里祈祷的人们不分主子和奴仆，地主和农民、小姐和乞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复活了”的赞美声中互相亲吻，这和监狱教堂礼拜的冷酷和伪善恰成鲜明的对比。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这种宗教观念持否定的态度，说托尔斯泰在否定官办教会的同时，却鼓吹一种新的宗教，即用一种清洗过的新毒药来麻醉人民。 （3）《复活》细致地描写了破产农民的惨境，激烈地否定地主土地占有制。当聂赫留朵夫为了处理田产来到巴诺弗时，发现农村是“一片赤贫的景象”。对往昔诗意般的缅怀已被眼前赤贫得濒于毁灭的惨象所破坏。农民虽然从农奴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但他们的日子“比当年农奴的日子还要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俄国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的处境特别悲惨，田野荒芜，农民衣不蔽体，靠乞讨度日，儿童面黄肌瘦，大量夭折。为什么回如此触目惊心？托尔斯泰在追根究底地找出群众灾难的原因，“那就是，惟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给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眼前地主们却跟狗占马槽子一样，自己不会利用土地，又不肯让会利用的人去利用土地。” 托尔斯泰在否定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同时，提出的改革方案却是改良主义的。聂赫留朵夫向农民推荐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度”，但是，农民的愿望是进行第二次改革，是无偿地获得土地，而不是改良。《复活》对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批判，反映了当时俄国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农民们接受了亨利•乔治的学说，反映了俄国农民当时尚未找到实现土地要求的正确道路。所以，寻求农民解放的正确道路，便成为俄国革命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复活》的客观意义也正在于此。 （4）《复活》还猛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作品描写了资本主义势力渗透到农村，财主老爷卖光了土地，“生意人倒把田地统统弄到手里去了”，“老百姓成群地赶到城里来”，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供他们榨取。致使“有些人的境况比在乡下还要糟，比乡下人还要可怜”。作者以此表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的态度。 但托尔斯泰是从农民生活的旧基础、旧宗法关系和道德规范被破坏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因而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也加以否定。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塑造了两个丰满而又复杂的形象——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他们的命运和生活道路，是19世纪末俄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的艺术概括。
首先，作品运用了强烈的社会对比手法。贵族老爷和平民百姓，贪官污吏和无辜囚犯，人间的两个世界时时处处在尖锐对立。玛丝洛娃与聂赫留朵夫，监狱的“探监日”和副省长夫人的“在家日”，戴着镣铐、顶着酷暑、濒于死亡的长长的犯人队伍走向车站，而柯尔查庚公爵一家却由抬椅子的男人、使女和医生簇拥进入车站。一边是彼得堡骄奢淫逸的上流社会生活，一边是巴诺弗濒于绝境的赤贫无告的农村。《复活》的开端是自然界春光明媚，生机勃勃；而与此相对照的人世间则生灵涂炭、强暴肆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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