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挽歌 寓深邃于平淡

        ——《北京人》赏析  

   《雷雨》之后，曹禺试着探寻与其戏剧冲突激烈、场面紧张火爆不同的更适合自己创作个性的戏路，1940年，创作了他被戏剧家们视为“登上峰巅”的第四部杰作《北京人》，实现了“走向契诃夫”的宿愿。这时的曹禺已经走出了生命的郁热期，进入了生命的沉静状态，《北京人》也就有了另一种氛围和情调：没有“雷雨”前的苦热、也不如“日出”般的眩目，“原野”似的阴森和恐怖，而是快乐而安闲，是一首“生命的诗”。

作品分析：

主题：三幕剧《北京人》，以抗战前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族――曾家的命运纠葛为题材，描写了曾家三代人各自的人生遭际和思想性格，并以此揭示了封建家庭、封建专制从物质到精神无可挽回的、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

对封建专制及专制者的揭露和批判，是曹禺剧作一直关注的重要内容。《北京人》中的老一代北京人曾皓、第二代北京人曾思懿再次成为曹禺笔下首先鞭挞的人物。曾皓作为这个家庭的最高统治者，是封建家庭中权势与精神统治的代表。但却年老体衰、行将就木，已经失去了往日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威风，大权旁落、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受别人的摆布，连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安慰――那口宝贝棺材，也因为曾家经济的迅速衰落而被曾家新的统治者――曾思懿卖掉了。这一极具讽刺意味的情节象征着包括曾家统治者在内的一切专制者及封建制度都必然走向崩溃的必然性。儿媳曾思懿是曾家的新一代统治者，费尽心机地对付着曾家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干练泼辣、能说会道，是作家所否定的那一代人的代表，但作家也真实地写出了她内心的悲哀和悲剧的命运。虽然她攫取了曾家的大权，却并不幸福，丈夫的懦弱无能、曾家其他人对她的防范和厌恶，都促使她的内心和性格趋于难以抑制的疯狂，并最终加快了曾家这个封建家庭灭亡的速度。同样是曾家的第二代，曾思懿的丈夫曾文清和曾家的姑爷江泰区别于曾思懿，属于“多余人”，代表的是曾家年轻一代的颓废败落的趋势。曾文清是一个在封建家长专横压制下成长起来的畸形儿，虽然天资聪敏、但是却懦弱无能、精神上处于瘫痪状态，不仅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更没有独立意志和反抗精神。这个人物形象实际上是对曾老太爷命运的一种补充，更深刻地预示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败落崩溃的历史必然性。在江泰的身上更多地显现出了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他留过学，受过一点民主思想的影响，却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对家庭和社会没有一点责任感，只知吃喝玩乐、夸夸其谈，是个典型的寄生虫。剧本在揭示封建家庭败落的过程中，还塑造了两个富有叛逆性格、代表光明未来的人物形象：第二代人愫芳和第三代人曾瑞贞。愫芳是曾皓的姨侄女，母亲早亡、从小在曾家寄人篱下，心地善良、性格坚韧、深厚、对曾皓温顺体贴、对曾文清从同情到爱恋，都是一片真诚，但是自己的善良和自私换来的却是自私、虚伪和怯弱，所爱的原是一个不值得她爱的人，她在忍受曾皓的呼来喝去、曾思懿的欺凌的同时，还要忍受在情感上受到的种种欺骗，最后在认清这个家庭的本质、认清自己的悲剧命运时，毅然离家出走，重新选择人生道路。曾皓的孙媳瑞贞的心理则比较简单，她是相对单纯和理想化的第三代，且涉世未深，身上没有什么因袭的重负，所以很容易接受新思想，摆脱一切走出家门，她的离家出走正是这个封建家庭分崩离析的自然结果。在这两个人身上，体现着作家理想化的社会信念。《北京人》中还有一个没有出场的中国猿人――远古“北京人”的形象，同时穿插描写了人类学家袁任敢、袁圆父女的言行举止，来代表掌握了五四新文化的“明日北京人”，这样，三个不同时代的、代表三种截然不同文化的“北京人”就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舞台空间里，并在历史的参照和对比中，显出了“今日北京人”的生存方式、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文化的全部荒谬性。

除了批判封建大家庭的封建专制外，《北京人》中同样体现了曹禺一而贯之的对人性的思索。在曾家，曹禺首先发现的是人的“孤独”，对人与人之间不能相通的悲哀的体味和思索，以曾文清和愫芳为例，这两个人像一对知己一样渴望心灵的沟通，并且在相对无言的静默中互相获得过怜惜和慰藉，但是因为害怕泄漏出消息而不忍互通款曲，在这里，人们可能会感受到曹禺在他的剧本中一再指出过的“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悲哀”，但是，再进一步挖掘，大家就会发现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灵魂，一个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有着博大而丰厚的爱和坚韧的精神，另一个作为人却早已经死去，只剩下了生命的空壳。 心灵上本来就相隔如同天涯，而愫芳竟然是一直在为着这样的没有用的生命做着无私的奉献，更让人感到无限的悲凉。曹禺式的“残忍”观念由此而得到了更深刻的阐发。尽管如此，在愫芳的感受里，这梦幻般的追求的破灭却是既凄凉而又能给人以温馨的，让人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因为这是毕竟有过的真诚的追求，是她对日常生活中真正诗意的深切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北京人》称为曹禺“生命的诗”。当曹禺进一步追问“曾文清是怎样从人变成了生命的空壳”时，他就转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观照（这也正是抗战所提出的时代命题），认为是染受了过度的糜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结果。曾文清整天沉溺在下棋、品茶、赋诗、作画、养鸽子、喂鸟等士大夫的情趣之中，作为一种没落的文化，虽然它悠闲、雅致，却带有浓厚的寄生性，最能消磨人的生存意志，于是曾文清就陷入了不可救药的怯懦、颓废和懒散之中，这是人的真正堕落、人的生命的彻底浪费、人的个人和社会价值的彻底丧失。从一个相当独特的角度对没落士大夫的“北京文化”进行了历史的否定。 

    艺术成就：

    在《北京人》中，曹禺自觉地师学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家契诃夫，将传统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重外在戏剧性”的戏，变成重“内在戏剧性”的戏，将“戏剧的戏剧”变成了“心理的戏剧”、“抒情的戏剧”、“生活的戏剧”，实现了走向契诃夫的宿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不追求重大题材，挖掘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神韵和诗意、以及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寓深邃于平淡之中。从契诃夫那里，曹禺启悟到了平淡中包蕴着丰富、凝练和隽永的个中道理，从而摒弃技巧，选择了“寓深邃于平淡”的艺术：从日常生活取材，选取人生的片段来实现生活的底蕴，将自己对社会人生重大问题的见解和激情，熔铸在日常生活客观、真实的描绘之中，通过平凡的生活写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生活哲理和时代精神。其次，不追求强烈的外部动作，着意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有意把戏剧冲突的重心，由外部移到人物的内心，揭示人物内心的复杂性。曹禺不满意《雷雨》戏剧冲突的紧张激烈，认为它“太像戏”，令他激赏的是契诃夫戏剧那平淡的场面、平淡的结构以及“有灵魂的活人”，《北京人》淡化情节，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和心理冲突为重点，明显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如曾思懿为人笑里藏刀，对愫方又妒又恨，甚至对愫芳给文清补画、做菜之类的善良行动也冷嘲热讽。如第一幕愫芳想替文清补画，“曾思懿(似笑非笑对文清眄视一下)，不，叫愫妹妹补吧。(对愫芳)，你们两位一向是一唱一和的，临走了，也该留点纪念……。(自叹)我呀，我一直就想着也有愫妹妹这双巧手，针线好，字画好。说句笑话，(不自然地笑起来)有时想着想着，我真恨不得拿起一把菜刀(微笑的眼光里突然闪出可怕的恶毒)，把你这两只巧手(狠重)斫下来给我接上。”貌似一句句笑话，却可呈现出她的嫉妒、凶狠和残忍。面对思懿的来势汹汹，杀气腾腾，愫芳虽仅仅以一声“啊”来应答，却道出了她内心的痛苦和创伤，一切尽在不言中，让观众更深入体会人物的复杂情思。第三，具有散文式的结构和平淡、幽远、深沉、隽永的抒情格调。《北京人》摒弃了传统的重在组织戏剧冲突的戏剧化手法，采用了截取生活横断面的散文化艺术手法，不重视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善于运用抒情的散文笔法和象征手法，营造诗的氛围，运用舞台布景和音响增强戏剧的抒情性。曹禺曾说：“《北京人》中有个大配角，就是我所说的各种音响，音响帮了我很多忙，创造环境气氛。有的导演不太注意，戏就丢了很多。”音响虽没有语言明确，却能使观众产生无限的联想。如第一幕中的音响，“天空有断断续续的鸽哨响。外面长胡同里传来那时北平独有的单轮水车，在磷磷不平的路上单调地‘孜妞妞’的声音。间或又有磨刀剪的人吹起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叫。”第三幕开头“远远在冷落的胡同里有算命的瞎子隔半天敲两下寂寞的铜钲……在远远寂寥的长街上凄凉的漫长的叫卖声……远远在深巷的尽头有打更的声音。第一幕中出现的鸽哨声、水车声、烂旧的喇叭声是旧北平单调、乏味、沉闷生活的缩影，第二幕中出现的寂寞的铜钲、凄凉的叫卖声、打更的生意等与剧中人的特定心境相呼应，是孤独而又无奈的愫方的心灵伴奏；第三幕中，相似的舞台旋律回环跌宕，反复再三，营造了一种更加凄清深长的诗意美。

    在中国现实主义戏剧艺术的探索过程中，契诃夫起了重要作用。他以他独特的生活化戏剧、心理戏剧，影响了中国剧坛，使中国现实主义戏剧走向了深化，但是这种影响决不是消极、被动、简单的照搬移植，而是中国剧作家的一种主动、积极的历史选择，从中国社会现实和具体国情出发，结合自己的创作个性，大胆地予以过滤、扬弃、融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戏剧道路。

 [阅读思考题]  

1、 简析愫方形象。

2、 简析曾文清形象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

3、 结合作品论述《北京人》对封建专制及专制者的揭露和批判。

4、 结合作品论述《北京人》所取得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