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散文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当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置身于时代前列的启蒙思想家们忧心如焚，他们翘首异域，振臂高呼：“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正是在反对封建道德、崇尚个性自由、追求民主科学等新思潮的推动下，现代白话散文很快脱颖而出。最早也最著名的是《新青年》杂志所开辟的“随感录”专栏，接连发表了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挥洒自如、大小由之的文章，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开日后杂文创作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稍后，与重在议论的“随感录”不同，抒情散文作为现代散文的主干开始产生，“五四”以来第一批散文家不时有佳作问世，令人耳目一新，进一步显示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实绩。

万事开头难。现代散文的发展并非一马平川，它既要破除封建守旧势力的节节抵抗，又要在创作实践中正确解决继承古典遗产和借鉴外国经验的问题，进而确立崭新的散文文体观。

封建守旧势力为了实现文化专制主义，长期维持少数人垄断书面语言的局面，拼命攻击白话文“鄙俚浅陋”，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登不了大雅之堂。对于这些歪理谬说，白话文运动倡导者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胡适就曾巧妙而有力地申述了古今语言的巨大变化：“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尝试集)初版自序》)可见白话代替文言，实在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谁都知道，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封建卫道士所以抱住“文言”的外壳不放，目的正在于“尊孔”、“载道”，替圣人“立言”。他们视腐朽为神奇，不敢越古人的雷池一步，只知道依样画葫芦地大写没有灵魂、空洞无物的“仿古文”，这就不能不同样激起启蒙思想家和现代散文作冢的强烈反对。胡适倡导“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刘半农坚持“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我的文学改良观》)，周作人主张写“即兴”的“言志”的散文，反对写“赋得”的“载道”的文章(《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以说都是有的放矢，令人信服。

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和继承古典散文遗产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向来以诗文为正宗，视小说、戏剧为不入流。散文创作历史悠久，佳作如云，上溯先秦诸子，中经唐宋八大家，晚迄明清小品，无不争奇斗艳，各擅胜场。从更加长远和根本的观点来分析，现代散文自然离不开对优秀古典散文的传承、融铸和发展，何况最早的一批散文名家又都是学贯中西、精通古今的饱学之士。问题在于：第一，必须置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来看待“继承”的问题，不能把“继承”看作是一个静止的孤立的过程。在“尊孔复古”甚嚣尘上，八股流毒远未肃清，人民大众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的大背景下，对古典散文的取舍、扬弃必然着眼于主要方面，以“民主”、“科学”的呼声为依归，当时不少作家推崇晚明小品便是一例。第二，必须深入理解“继承”的多层次涵义，诸凡“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情结，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的审美情趣，自然浑成、简练含蓄的民族风格，自由灵活的汉语表达方式，等等，均是对散文发展起着长期作用的主要因素，必然会或早或迟地进入现代散文家的视野，并潜移默化地产生效果。证之以散文后来的发展，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如舍弃以上这一切，只注意章句、“义法”、典故之类，那就会仅得其皮毛而失其神髓。第三，尽管我国散文历史悠久，但传统所谓散文是指与韵文、骈文相对的散行体文字，范围极广，大量的哲学、历史文献在其中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推进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必须确立新的散文文体观。有鉴于此，刘半农首创“文学散文”之说。他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作了如下的区分：各种科学论文“系文字而非文学”；新闻通讯，如“普通纪事可用文字，描写人情风俗当用文学”；私人之日记信札，一般实用文字，然如游历时之日记，亦可“涉及文学”，等等。刘半农上述区分，看似缩小了“散文”的领地，其实是夯实了“文学散文”的基础，为现代散文的发展进而超越古代散文创造了条件。稍后，周作人提倡“美文”不遗余力，极大地提高了白话抒情散文的地位，他还不顾正统古文家的反对，从古典散文遗产中挑出“独抒性灵”的明代小品，用来和“五四”时期自由、活泼的思潮相接轨，表现了他在“继承’’方面的创造性。

在对我国古代散文遗产做出新的审视、评价的同时，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经验，又不断输入进来。在散文方面，要算英国的Essay(现通译为“随笔”)对我国影响最大。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对Essay曾作过如下生动的介绍：“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便是Essay。”不言而喻，这种散文样式具有亲切、灵活、从容等特性，切合“五四”时期崇尚平等、自由的趋势和风尚，自然会受到散文作者的注意和欢迎。

上述种种，无不体现了对现代散文文体的自觉追求，体现了对中外散文遗产的认真借鉴。追求和借鉴的结果是：一、和范围广泛的古代散文不同，现代散文发展成“与诗、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朱自清：《什么是散文》)。二﹑长期以来重在“载道”即代圣贤“立言”的“古文”，终于为个人抒情言志的现代散文所代替。  

周作人取法英国随笔和明末公安派小品，形成了冲淡平和、庄谐杂出的风格，创作了《喝茶》、《苦雨》等一批融知识、哲理、趣味于一体的生活小品，对以后的小品文创作影响颇大；不足之处是说明多于抒发，随意难免琐屑。朱自清是一位“富于至性深情” (朱光潜：《敬悼 朱佩弦 先生》)的作家，他所写的《背影》等怀人忆旧  的散文，同样是返朴归真，不假雕琢，“富于至性深情”的作品。他对散文的又一独特贡献是景物描写。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十分精细，对形状、声音、色彩的感觉尤为敏锐，几乎到了毫厘必辨、一丝不苟的境地，而行文又极为活泼流畅，琅琅上口。冰心受古典文学和西洋文学的双重熏陶，而能融会贯通，臻于化境。她的《寄小读者》、《往事》用清丽典雅的文笔，不倦地赞颂着纯洁的母爱和童心，地域、环境不同而主题一贯，感慨、联想万端而基调不变。究其实，这些温婉的文字同样体现了“五四”精神的一个侧面，向着蔑视妇女、儿童的封建卫道士进行了抗争。

新文学第一代散文家中，还有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许地山、茅盾、俞平伯等人，各以富于艺术个性的作品，为现代散女的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

总起来看，不管散文家的创作道路怎样不同，风格如何殊异，凡是成功之作，都渗透了“五四”的理性精神，都符合启蒙思想家向新文学提出的一个共同原则：“立诚”、“写实”(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立诚”，要求展示自己内心时不掩饰；“写实”，要求表现现实时不虚假。  回顾“五四”前夕至二十年代前期的散文创作，除了勇于创新开拓以外，就要数“立诚”、“写实”最可贵了。正是这两个特点，为以后散文的发展繁荣带了一个好头。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散文创作进入了成长期、收获期。创作队伍不断扩大。第一批散文家多数笔耕不辍；此外，又有不少受到新文化运动熏陶的作者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著名的有巴金、老舍、沈从文、梁实秋、梁遇春、李广田、吴伯箫、何其芳、柯灵、陆蠡等。他们以热情和彩笔丰富了现代散文创作的天地。

抒情散文是兼具叙事和抒情两种因素而又以抒情为依归的散文样式，曾经广泛地被称作“小品文”①。抒情散文取得的成就最大，拥有一大群流派、风格、个性各异的作者，对此分门别类，条分缕析殊属不易，不妨看看朱自清的评述。朱自清从文学渊源和创作宗旨着眼，指出小品散文“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不失为化繁为简、提纲挈领之谈。如徐志摩长期留学英美，深受英国文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他的散文不仅爱写“康桥”、“翡冷翠”等异域风光，连行文也富丽华美，风流潇洒，充满了英国浪漫主义气息。梁遇春的散文漫谈知识，探索人生，显得顾盼自如，灵活多姿，常常在连番的比喻和俏皮的笑语中进发出思想的火花，从中不难看出英国散文家兰姆的    影响。冯至以诗人名世，曾留学德国，他所写的《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等散文，全从西欧的生活习俗和历史传说取材，而行文的风格和语言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朴实蕴藉，富于诗意，实属难能可贵。“五四”时期倡导“美文”的周作人是又一种类型的作家，他凭着渊博的知识和娴熟的技巧，继续关在“苦雨斋”里写着有关古 董风俗、花鸟虫鱼之类的小品文，俨然是一位置身于都市中的“隐士”，洒脱从容的“名士”。比较下来，更多的散文家还是扎根于华夏本土，他们在借鉴外国文学的同时，更着重汲取中华文学艺术的宝贵传统(当然和周作人等人的“中国名士风”又并不相同)，其中成就卓著的有巴金、老舍、奉子恺、沈从文、李广田、吴伯箫、何其芳、萧红等人。他们关心世态，探索人生，心忧祖国的前途，情系亲友的安危，而对劳动大众和弱势群体则一无例外地流露出由衷的同情。如就语言风格而论，则或缜密，或委婉，或遒劲，或质朴，虽然不尽相同，但总是深得汉语语言艺术之精髓，比起白话文运动初期的“白话文散文”来，要成熟多了。至于像叶圣陶那样注意提炼口语，力求畅达洗炼，老舍那样善于在散文中运用生动活泼的北京话，更是让人有洗尽铅华、返璞归真之感。

游记在三十年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写得最好的当推与郁达夫、沈从文。郁达夫博学多才哦，游历甚广，他不仅对山水风光的观察精细入微，而且熟悉当地历史掌故、人物事件，加上他又爱即兴赋诗，借酒浇愁，所以一旦发而为文，便使人文和风光合为一体，诗词和散文相互生辉，分外绰约多姿。沈从文的风格又迥异于郁达夫，他笔有藏锋，不让感情任意外露，对景物描写记绘声绘色，又讲究简明节制，富于独特得隽永空灵之美。他还常常深情地穿插一些湘西底层人民的生活片段，读来又俨然是一幅幅传神的湘西风情画。

散文诗进展的步子不够大。散文诗重在抒发深邃绵密的情思，要求作者具有敏锐的心灵和丰富的想象力，何其芳、陆蠡、丽尼在这方面表现不俗，均有佳作问世。  

由近及远，自浅而深，原是最容易写得亲切真挚的办法。”(《论身边琐事与血雨腥风》)如何评析描写“血雨腥风”的报告文学，不在本文的叙述范围之内，我们只想提请读者不要冷落了那些从切身感受写起的文质并茂的抒情散文：郭沫若《由日本回来了》、老舍《我的母亲》、巴金《废园外》、茅盾《白杨礼赞》、丰子恺《辞缘缘堂》、施蛰存《驮马》等。

还应该提一下幽默散文。照一般人看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似乎和幽默无缘，何况又是在炮火连天、物质极端匮乏的抗战时期。然而恰恰在这时期出现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和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原来，作者面临窘境而不气馁，遭受困难而仍谈笑从容，这正是作者在精神上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是作者博学广闻、奇思妙想的学者风度的表现。于是，简陋的房子成了“雅舍”(梁实秋《雅舍》)，昏暗欲灭的菜油灯成了“天之骄子”(王了一《灯》)，这些对于同样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不失为一种慰藉。钱钟书的风格又和梁、王二家不同，他的幽默散文以汪洋恣肆、犀利机智见长，常常从人们见惯不惊的现象出发，然后层层逼近，多方设喻，终于得出了超凡脱俗    的精湛见解，使读者豁然开朗，有所醒悟。  

① 从胡适、周作人、朱自清、李广田等各家的论述来看，“小品文”多半含有篇幅短小、任意而谈、多写身边感受等意思，因为和“五四”时期崇尚自由、活泼的趋势相符合，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欢迎，后因文学界对“小品文”的理解不尽相同，到了三十年代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小品文”成了“小摆设”的同义语，这个称谓才渐渐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