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在“五四”思想文化启蒙的大潮之下，小说因其在思想启蒙方面的特殊作用，吸引了大批作家。  因此“五四”时期小说家众多，女性小说家更是引人注目，出现了一批可以载入史册的女作家：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她们以女性特有的体验和视角，关注着社会与人生，尤其是在新与旧冲突中的女性的命运，她们以平等的地位与男性作家一起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不过，“五四”毕竟处于现代小说的开创期，除鲁迅之外，大多数小说家还较幼稚，但他们以拓荒者精神对现代小说所进行的多方面的探索，却是不容忽视的。

作为现代小说的开山祖，鲁迅的创作一开始就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在新文学的头10年，他的《呐喊》和《彷徨》始终是他人作品难以逾越的高峰，可以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创，又在他的手中成熟。” ② 谈到自己为什么做小说，鲁迅曾自述是为了“启蒙”，为了揭示国民的精神“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就以反封建的精神直指人的现代觉醒和国民灵魂的改造。正是基于这种“启蒙主义”文学观，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主题，而中国现代小说也从一开始就担负了沉重的社会使命，鲁迅所倡导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主流”。

“五四”小说的另一特点是社团竞起，流派纷呈。最先出现、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学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它们宛若两座并峙的高峰，汇集了除鲁迅之外所有的重要小说家。分别以它们为代表的“人生派写实小说”和“浪漫派抒情小说”，则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两个方向。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有周作人、朱希祖、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后来发展到近百人。他们的创作大多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注重文学的功利性，关注人生和社会问题，在创作方法上强调“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人生派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是叶绍钧(叶圣陶)，他是继鲁迅之后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从“问题小说”起步而以擅长描写“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而闻名，以《潘先生在难中》为代表的部分小说，都于真实的生活描写中揭示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蕴含着对“灰色生活”现实的批判性思考。被称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更是因完整地展现辛亥革命以来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而表明了其在现实主义创作上的成熟。叶圣陶对“五四”小说脱掉稚气、对人生派写实小说的完型，贡献甚大。

除叶圣陶之外，人生派写实小说作家，主要由文学研究会的乡土小说作家群组成。所谓“乡土小说”指的是描写故乡乡镇的生活，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作者都是寓居北京等大都市的年轻作家，大多受鲁迅小说的影响，以较客观写实的笔法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悲惨生活。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鲁彦《柚子》集1926年出版)、彭家煌(《怂恿》集1927年出版)、许钦文(《故乡》集1926年出版)、蹇先艾(《朝雾》1927年出版)、许杰(《惨雾》1926年出版)等。几乎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特点，如鲁彦所写的已受近代工业文明冲击的浙东滨海乡镇；许钦文笔下的古老而沉闷的江南农村；蹇先艾所写的野蛮落后的贵州；彭家煌所写的湘中闭塞的农村；以及许杰所写的民风强悍的浙东原始性山区，等等，都以各自特异的地方色彩与风物气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们毕竟还是文坛新人，一般缺乏把握与表现农村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能力，也缺少鲁迅的深邃，因此，总体的艺术质量仍嫌稚拙。然而作为一个流派，乡土小说对现代小说的确立、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建树有很大贡献。

浪漫派抒情小说作家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1921年7月在东京成立，成员都是留日学生，主要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相对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更具流派特点，它有鲜明的艺术追求与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以自我表现为显著特色，大多带有自叙传性质，强调主观性和抒情性，代表作家是郁达夫。郁达夫1921年10月出版的《沉沦》是中国现代小说第一个专集，也是浪漫派抒情小说的首难之作，它因对自己内心情绪乃至变态性心理的大胆暴露、直抒胸臆的抒情，一出版就起到了惊世骇俗的作用。 

同样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不满，不同于乡土作家们把不满渗透于对现实本身的冷静描写和细密的剖析中，郁达夫是通过热烈的直抒胸臆、大胆的诅咒呼喊，直接地宣泄出来，以强烈的抒情和富于情绪的感染力打动读者，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全新的样式，也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一个新的发展。

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初期，还有一位特异的田园作家冯文炳(废名)值得一提。他的小说同样以故乡的自然与人事为题材，却以抒情见长，他用冲淡朴讷的笔调描写尚未被现代社会污染的宗法制农村，表现带有古民风采的人物的淳朴美德，极具牧歌情调。他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京派的重要作家，而他的诗化、散文化乡土抒情小说，对沈从文、萧红、孙犁等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五四”时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国外各种各样的文艺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为不同的作家所接受，这就形成了“五四”小说以客观写实和主观抒情为两大流脉而又多元发展的多样化态势，为下一阶段的小说开启了各式各样的源头。

“左翼”小说，是以“左联”为核心、包括一批与“左联”倾向一致的作家的创作，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小说的主流。成立于1930年的“左翼作家联盟”并不是一个纯文学流派，而是文学与政治兼有的社团，由此造成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由幼稚到相对成熟，形成很大影响。除了茅盾、丁玲、柔石等较早开始创作的作家，还出现了张天翼、蒋牧良、叶紫、周文、沙汀、艾芜、吴组缃、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一大批左翼小说新人。左翼小说内部的主流小说体式，是以茅盾为首，包括沙汀、叶紫等青年作家所创作的社会剖析小说。社会剖析小说作家，把现代小说描写艺术和社会科学客观地精密剖析融和起来，力图对社会生活作总体的、全貌式的客观再现，作品往往主题明晰，戏剧性冲突集中强烈，注重从时代环境、社会关系的影响上去把握与描写人物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成为这一时期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一个新水平的标志，且对整个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此之外萧红、张天翼、丁玲、端木蕻良等一大批有才情的作家，在小说的抒情性质、讽刺性质和心理性质方面，都做出了细微而大胆的试验，显示了当时小说观念和体式的多样进步。

“京派”是新文化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继续活动于北京等北方城市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派别。“京派”作家大都是学者型文人，非职业化的作家，他们以相对从容、恬淡的文化心态追求文学的独立与自由。他们既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也反对文学沦为商品，可以说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为废名、沈从文、芦焚、凌叔华、林徽因、萧乾等，尤以沈从文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20世纪40年代的汪增祺则是“京派”的最后一个作家。“京派”作家喜欢描写较少受到现代文明侵蚀的乡村世界，讴歌淳朴的人性美、静穆的自然美、奇异的风俗美，并常常有意把农村生活的纯朴自然与都市生活的扭曲、丑陋相对照来写，在新旧变革的潮流中，寻求往日逝去的美，表现出一种隽永的怀旧气息。“京派”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沈从文的《边城》及其他描写湘西世界的作品，都是诗化抒情小说的范本，而沈从文的《八骏图》、《顾问官》、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和芦焚的《百顺街》等，又在政治讽刺之外，开辟出一条世态讽刺和风俗讽刺的路子来。京派以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探求民族性格心理，以乡村世界自然的生命形式为参照，来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继承“五四”的国民性主题，这样，又使京派小说成为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

“海派”是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它一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一面又感染着都市“文明病”。20世纪30年代“海派”小说的代表是新感觉派，这是中国第一支、也是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他们的创作受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影响，具有某种先锋文学的意义。主要作家有：施蛰存、穆时英、刘纳鸥等。新感觉派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为基础，采用了一些意识流手法，竭力将主观感觉客体化，创造和表现那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所谓“新现实”。新感觉派提高了文学中“都市”的地位，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来打量上海，以现代意识和手法，在灯红酒绿的洋场文化中照射出现代都市人骚动的心灵，并在心理分析尤其是潜意识的开掘上取得了引入注目的成绩，其中施蛰有的心理分析小说更是堪称独步，代表性作品有：《将军底头》、《梅雨之夕》、《春阳》等。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大面积丰收的时期，短篇小说走向成熟，长篇小说迅猛发展，小说主流体式明显而又变化多样。一些比较成熟的作家大多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对象，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如茅盾的“都市生活世界”、巴金的“热情的青年世界”、老舍的“北京小市民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等等，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同时又具有现代品格的杰出作品，如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样子》、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都可列入当时世界优秀小说之列。

	20世纪40年代是中华民族从血火中走向新生的历史转折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要求文学担负起特殊的使命。因此，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呈现出不同与前两个时期的景观：文学与战争和民族救亡发生紧密的联系。 中国现代小说的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已基本定型，虽然突然被战争打断，但仍在40年代走向成熟，其主要标志就是中长篇小说的繁荣。我们可以列出一串代表性作品：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憩园》、沙汀的《淘金记》、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长河》、冯至的《伍子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张爱玲的《金锁记》、徐订的《风萧萧》、钱钟书的《围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
张恨水及其《啼笑姻缘》

战时的中国分裂为三个地区，小说也因社会背景的影响，形成了国统区小说、沦陷区小说和解放区小说，三者呈各具特色而又互相渗透的局面。国统区小说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讽刺、暴露小说的繁盛。1938年张天翼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了讽刺名作《华威先生》，在国统区引起了关于抗战文艺要不要暴露的长时间争论；也掀起了讽刺、暴露小说的创作浪潮，优秀之作层出不穷。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和巴金的《寒夜》分别标志着3位文学巨匠新的创作高峰。张天翼和沙汀作为讽刺小说家已经成熟，沙汀的短篇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和长篇代表作《淘金记》都产生于该时期。  以写浪漫色彩小说成名的艾芜，笔端也流出强烈的义愤，就连萧红这样具有哀怨抒情风格的女作家，也写出了讽刺长篇小说《马伯乐》。与30年代相比，此时的讽刺暴露小说，社会批判特色更为鲜明，而且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值得提出的是，“七月派”小说是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七月派”以胡风主持的《七月》杂志得名，是一个以胡风为核心、以小说和诗歌创作为主体的文学派别，主要小说家有：丘东平、彭柏山、路翎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七月派”的小说创作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胡风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主张作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体验、发现生活，提倡体验的现实主义，因此他们的作品都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最能代表“七月派”小说成就与特点的是路翎，他的代表作《财主底儿女们》，是自巴金的《家》以来又一部描写封建大家庭及其子女道路的长篇巨作，作品主人公的悲剧道路里融入了作者本人在极度动乱的世界中对生命的深刻体验。路翎的小说实践着胡风的理论，用主观精神的“扩张”，“拥入”客观世界，主观色彩非常强烈，同时在把握和表现生活的复杂、尤其是在人物的心理刻画、在揭示人物灵魂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有许多出色的创造。

在以上海为代表的沦陷区，作家是在极度的低气压下进行创作的。一些作家从个人的战争体验出发，创作了一批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揭示沦陷区人民真实的生存困境的作品。  因为特殊的政治及商业文化背景，沦陷区的创作又呈现出通俗与先锋并行、雅与俗在对立中趋于接近的现象。典型的是张爱玲，她的《传奇》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沪港洋场社会普通男女的传奇故事。她的小说从语言到叙事，都明显地有着中国古典小说影响的痕迹，而她对处于现代大都市环境下仍固守着中国式封建心灵的尴尬人生的关照，对女性痛苦压抑的生存处境的揭示，对人物心理尤其是女性心理的解剖，都极具现代性。张爱玲成功地将中国旧小说的情调和现代趣味融在一起，出入于“雅”与“俗”、“传统”与“现代”之间，使自己的作品达到了“雅俗共赏”，为现代小说提供了贴近新市民的文本，并对后来的港台文学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沦陷区“雅文学”的重要收获是钱钟书和师陀的创作。钱钟书的《围城》以《儒林外史》的描写气魄，对战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进行无情嘲弄，为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奉献了一部难得的佳作。早年以芦焚为笔名的师陀，此时写出了《果园城记》、《结婚》、《无望村的馆主》等作品，由写农村的衰败进而写城市的癫狂，提供了整个中国社会停顿和倒退的缩影，在抒情的笔法外加进了讽刺，形成了特有的哀伤的抒情讽刺。

解放区小说是由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小说发展而来的，进一步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  因为文艺政策的作用，解放区小说在处理作品题材、主题以及人物描写方面有鲜明的特点，虽然也有像丁玲的《在医院中》这样的揭露矛盾的作品，但大多数作品都以写光明面为主，赞美新社会、新制度，小说的主角是翻身解放的工农兵。

代表解放区小说最高成就的是赵树理。他是一个有农民气质的作家，也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但不同于鲁迅的主要揭露农民精神上的创伤，赵树理着重表观的是农民心理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他在小说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方面进行了自觉的探索，写出了像《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真实反映农民的思想、情感、愿望，符合农民的审美要求，真正为农民所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赵树理的小说实现了艺术性与大众性比较完美的结合，因此被认为是新型文学发展的方向：“赵树理方向”。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

赵树理之外，孙犁是解放区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他继承了抒情小说的一脉，着重挖掘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灵魂美与人情美，他以《荷花淀》为代表的小说，以其美的特质与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解放区小说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长篇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品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解放区土改题材的长篇小说的成就与不足，都可在这两部作品中找到。

解放区小说在农村题材方面，在小说民族化、群众化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对现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并对50年代以后的大陆文学创作产生着重大影响。

①《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② 严家炎：《<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世纪的定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