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维新运动与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
维新变法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领导这场运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都以教育为救亡图存、兴国富民的根本前提和主要手段，极力主张变科举，兴学校、开民智、全面引进西方的学校制度。因此，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不断深入，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也进入新的发展历程。
戊戌变法失败后，相继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在严酷的时势逼迫下， 1901年1月29日，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宣布实施“新政”。从1901—1905年间，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令，其中包括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颁行新的教育制度等。
第一节 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维新派通过组织学会、办报刊、设立维新学堂等途径，来传播变法思想，培养变法人才。
（一）兴办维新学堂、
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创办了10多所新式学堂，培养“兼通中西学说”的维新变法人才，并以学堂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在这些维新学堂中，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的万木草堂，1897年谭嗣同与黄遵宪等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同年张元济等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等。尽管这些学堂存在的时间都只有几年，但是它们的办学目标、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管理都有开拓性，对后来的教育发展有较大影响。
1．万木草堂
1891年春，康有为在广州城内租居长兴里邱氏书室，称长兴学舍，并著《长兴学记》作为学规。1893年冬，选定仰高祠为正式讲舍，定名为“万木草堂”。万木草堂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兼通中西学说，德智体等多方面发展的维新志士。康有为教育学生“求学目的不在科第衣食，而在‘以天下为已任’。”万木草堂组织较为简单，康有为自任总监督，管理学堂事务，并任总教授进行教学。 下设学长3至6人，选高材生兼充， 协助他管理学堂事务，搞好各科教学。学堂的图书、仪器也由学生管理。万木草堂继承了古代书院的办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但在教学内容方面有所创新，中西兼学，除了沿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等传统提法外，开设了西方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外国文学、政治原理学、政治经济学等新的课程。在教学组织形式上，万木草堂等都以学生自学为主。学生每人置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月呈缴一次，教师或作批示，或作讲解，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同时，教师还让一些造诣较深的学生协助其著述，并每半月组织一次演说会，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开展讨论。万木草堂没有考试制度，学生成绩的优劣反映在各人的功课簿上，形成一种考察制度。万木草堂学生还有一本“蓄德录”，每人每月录几句古人格言、名句或隽语，教师借以了解每个学生的思想状态，以便及时教育。万木草堂的学生管理是一种较为民主的自我管理。由学生中推举学长帮助教师教学、辅导学生、总领事务。
2．时务学堂
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在谭嗣同的推动下，创办时务学堂于长沙。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他以万木草堂学规为蓝本，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0条。时务学堂的建制略为复杂，有学堂总理、学堂监督管理全堂事务，下设中文总教习，英文总教习各1人，总教习下又设分教习，协助总教习完成教学任务。 学生定额120人，按府分派，由绅董禀请抚学院会同招考扃试， 择取12岁至16岁聪俊朴实子弟。学堂课程分普通学与专门学，普通学的学科有诸子学、经学、公理学、中外史治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分为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三部。学生入学后一至六月皆学普通学，从第七个月始增加专门学。对于考试成绩的评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其有功课精进，能自创新理，或发条例自著新书者为异常高等，除原有分数外，仍可特加。”这种鼓励学生创造的成绩评定方法，是当时考试制度的一种重要改革。
3．经正女学
1898年由经元善集资，并得到中外人士赞助，设经正女学于上海城南桂墅里，后又设分校于城西淘沙场。女学的教师和管理人员聘请中外女士担任。课程分中文和西学两大类，中文课程主要有《女孝经》、《女论语》、《女诫》、《内则衍义》等，西学课程有英文、算术、地理、体操等。经正女学仅存在一年多，即于1900年停办。但它作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三）组织学会与创办报刊
维新派在维新运动时期，为了宣传变法维新，积极制造舆论，组织学会，以“广联人才”，开创风气。 1895年7月，康有为与陈炽发起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等编辑文稿，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以维新思想影响统治阶层。开始每期随同清廷官报《邸报》附送权贵人士，后增印达3000份，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传阅并引起重视。 同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等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得到统治阶层权要人物的支持与赞助。康有为撰《强学会叙》以明学会宗旨。强学会作为第一个维新运动的政治性团体，成为当时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11月，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 1896年7月，汪康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 1897年2月，康有为在澳门发起创办《知新报》，由其弟康广仁、门生徐勤主编。 同年3月，江标、黄遵宪、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了《湘学报》。10月，严复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同年，章太炎等在杭州设立了兴浙学会和化学会。1898年春以后，各地纷纷组织学会、设立报馆。据统计：“1895—1898年间，全国创办的学会、学堂和报刊，共三百多起。”这些学会和报刊对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1897年11月12日，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俄、法、英等国又掀起夺取中国沿海港口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得救亡图存的变法维新运动的浪潮一浪高于一浪。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至9月21日慈禧发动北京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其中涉及到文化教育改革的有如下内容：
（一）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
光绪皇帝采纳维新派人士关于废除八股试帖楷法试士，变通科举的奏议， 于1898年6月23日发布上谕，下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7月19日，光绪帝批准了礼部《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疏》，下诏“著照所拟，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文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 7月23日，又下诏催立经济特科（法律、财政、外文、物理学），以选拔新政人才。并强调科举考试要以实学实政为主，不讲求楷法。戊戌政变后，虽然一度恢复了八股取士制度，罢经济特科，但八股取士已不再适应社会人才选拔的需要了，所以其后不久，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二）在京师设立大学堂
早在百日维新之前，曾有多次议奏兴办京师大学堂，但未及时办理。 1898年6月18日，光绪皇帝在“定国是诏”中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在光绪皇帝的一再严令督促下，经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迅速妥议，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形，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光绪皇帝批准该章程，并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
《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学堂性质规定为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教育方针规定为：“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教育内容是：“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课程分普通学专门学两类。普通学为学生所必修，有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10种，并须于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中任选一种。专门学每人各占一门，分为高等算学、高等政治学、高等格致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10种。大学堂另附设藏书楼、仪器院、编译局、中小学、仕学院、师范斋等。但在1898年11月开学之际，学生不足百人，分《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二堂课士，与旧时书院差异无几。
戊戌政变后，一切新政，“西后推翻无遗，可留为纪念者，独一大学堂而已。”1901年诏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并将京师同文馆归入大学堂。190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总理学务大臣，以领辖全国学务，京师大学堂另设总监督1人。自此以后，学务大臣统辖全国教育，总监督则专管大学堂事务。
（三）筹办高等、中等、初等各级学堂和各种专门学堂
广设新式学堂，形成比较完备的学校系统，是百日维新教育改革的另一项重大布新措施。7月3日，康有为奏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 7月10日，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奏议，下诏令各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省会之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改为小学堂，皆颁发《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所有中、小学堂应读之书，由官设局编译中外西书颁发遵行。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祠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
此外，筹建各种专门学堂。命各省府县绅富之有田业者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发农报，购置农器；命通商口岸及生产丝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学堂；要求筹备设立铁路、矿务、医学、编译等专门学堂。
百日维新的教育改革虽因旧势力的反对而受挫，但其影响广泛而深远。它是近代教育史上资产阶级教育对封建主义教育的一次重大冲击，是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并为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