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学校教育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总的说来是官学时兴时废,变幻无常,教育事业的延续主要是依靠私学、家学,但以尊儒读经为唯一内容的汉代教育体制被打破之后,学校教育与教育管理上也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一、三国时期的学校教育

  (一)魏国的学校教育

  三国时期,各国统治者为稳定各自的政权,开始注意学校教育。魏国起步较早 。曹操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建泮宫于邺城南(今河南临漳县),以恢复官学。曹丕继位不久,即于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创立太学于洛阳 。太学置经学博士,仍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学中制定五经课试法,即初入学者为“门人”,经两年学习后,考试通过一经者正式称为“弟子”,未通过者遣送回原地。弟子再学习两年,考试通过二经者补“文学掌故”。未通过者随下一级弟子补考。取得“文学掌故”后一年,又经过考试,通过三经者升为“太子舍人”。舍人学满两年再参加考试,通过四经者升为“郎中”。郎中学习两年再参加考试,通过五经者加以提升,量才任用。这种课试法并非魏国太学的发明 ,它是在继承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所定课试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种每隔两年考试检查的办法,与确定学籍,授任官职等奖励条例相结合,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保证教学质量,将学校教育与文官选拔集于一身。

  魏国除了太学之外,还最早开置律学。魏帝即位后,尚书卫觊就上奏说,“九章之律,自古所传”,而刑律又是一门微妙的学问,官吏应该通晓熟习,因而“请置律博士,而转相教授。事遂施行。”这是我国律学设置的开端。

  魏国对地方官学也相当重视,曹操掌握政权后立即命令郡国各修文学,县设校,各招本地子弟入学。

  (二)蜀国、吴国的学校教育

  关于蜀国的学校教育,略有史载。刘备于公元221年即帝位后 ,即立太学,设博士,州设典学从事。至于地方官学,蜀国已有汉文翁兴学的基础。刘备对地方教育较为重视。设有州学等地方官学机构,并在州学设有“典学从事”,总辖州之学者。据《蜀志》记载,尹默、谯固都曾先后担任过典学从事。地方的教育管理人员,除典学从事外,还有劝学从事、典学校尉、儒林校尉、师友祭酒、师友从事等掌管文化教育的官员。

  东吴的建立者孙权于公元229年称帝 ,建都建业。孙权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曾下诏立“都讲祭酒” ,这是吴国教育管理的专职官员。吴国的太学仍照汉代旧制办理,其管理制度亦照搬汉代教育管理模式。吴的地方官学也有一些建树,许多地方官员力倡办学。吴国管理地方教育的职官,于州设置师友从事,于郡则有师友祭酒,师友决疑等。至于这些官职的具体职能,限于史料,不得而知。

  二、两晋十六国的学校教育

  两晋教育较之三国时代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教育设施,教育管理制度也相应完善一些。但到西晋末年,中央官学奄奄一息,东晋统治的100多年里 ,官学时建时断,规模也难及西晋。西晋后期“八王之乱”导致北部中国和四川地区先后出现许多地方政权,史称“十六国”。十六国的政权大多为少数民族政权,为加快汉化的需要,特别推崇汉代学校的儒学教育模式。

  (一)两晋的学校教育

  1.太学

  西晋太学在魏的基础上加以整顿和重建。当时太学生人数众多(
达七千人),品类不齐,晋武帝诏令挑选试经合格者留下,余者淘汰,并挑选大臣子弟堪受教育者入学,如此太学生剩三千人。太学设博士19人,由太常博士统理。学生中除正式学生(弟子)外,还有门生、散生、寄学、陪住等多种称谓。有的散生来自西域各国。西晋末期,太学衷落。东晋建后,常有兴学之举 。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东晋始于江左立太学,不久因战争而遭毁坏。直到孝武帝当政时(公元373——396年),太学才有一个短暂的复兴期,但终难成大气候。

  2.国子学

  两晋教育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创办了旨在培养高级贵族子弟的国子学。国子学之名,取自《周礼》中“国之贵族子弟国子受教于师”一语。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晋武帝下令立国子学 ,并开始建筑屋宇。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确定了国子学的学官制度 ,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博士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助教“掌佐博士,分经教授” 。惠帝元康三年(公元293年)又进一步确定了国子学的入学资格,官员五品以上子弟得入国子学。国子学的设立。使中央官学多样化,等级性更加明显,教育体制也由单轨制发展为太学与国子学并行的双轨制。

  东晋初年未设立国子学 ,到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在尚书谢石的请求下,置国子助教10人,选择公卿二千石的子弟约100人,增造庙屋155间 ,建国子学于太庙之南。但这已是徒具虚名,并无实效。

  3.地方官学

  两晋时期地方官学的兴衰主要依赖地方长官。朝廷虽然偶或颁发诏令,要求地方兴学,但在中央官学都奄奄一息的年代,地方兴学更是形同空文。

  (二)十六国的学校教育

  东晋时期,北方十六国虽战乱相承,却重视崇儒兴学。如前赵刘曜,迁都长安,于太兴三年(公元320年)“立太学于长乐宫东 ,小学于未央宫西”,选百姓子弟13—25岁神志可敏者1500人,聘请朝贤宿儒予以教授,并设置国子祭酒、崇文祭酒、大司徒等职官掌管学校。刘曜还亲临太学,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前燕(鲜卑)的慕容廆置东庠祭酒,命世子率世胄受业。其子慕容皝于咸康七年(公元341年)接受属下建议,下令开除“不任训教”的学生。其后又立东庠于旧宫,赐官员子弟入学者以“高门生”称号,“每月临观,考试优劣”,挑选“经通秀异”的学生任近侍。

  前秦的符坚于升平五年(公元361年)于国都长安“广修学宫”,博延学子,表彰儒生,每月一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后秦的姚苌即位前,就立太学,并礼待先贤之后。建国后即下令诸镇立学官,教生员,国家实行考试制度,按成绩优劣。除此,后秦还设有带研究性质的学校,即“逍遥院”,这是专门研究佛经的机构,由鸠摩罗什主持。此外,南燕、南凉、北燕、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等小国也时有兴学之举。十六国官学教育的管理模式以两汉为楷模,教育内容也以儒学为主,但有的政权颇具多样化特征,除儒学外,还有律学、史学、佛学等。教育行政长官,也多沿袭两汉,有司徒、太常等职,还有儒林祭酒,博士祭酒、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

  三、南北朝的学校教育

  东晋灭亡以后,天下分裂为南北朝,形成对峙的局面。这时期学校教育与教育管理的总体特征是,南朝教育较发达,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北明教育则表现为规范化。

  (一)南朝的学校教育

  南朝历宋、齐、梁、陈,前后约170年 。南朝经济较北朝富庶,教育也较发达,尤其是宋梁两朝在教育管理上有所创新。

  依《宋书》的《礼志》和《武帝纪》记载,宋武帝在永初三年(
公元422年)下诏兴学,但“未就而崩” 。他生前曾召名儒周续之到京师“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 。到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在京师设置四所类似专科学校性质的学馆:“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馆”。四馆并立,分别依玄学、史学、文学、儒学等专业招收学生,传道授业。四馆之中,文帝最重儒学馆,他曾数幸该馆,资给甚厚,还委任儒家学者朱膺之、庾蔚之当四学馆总管。四学馆的分立,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上的重大变革,它突破了汉以来学校教育制度的单一化(经学化)模式,开启了学校教育制度多样化的新时代。

  泰始六年(公元470年) ,宋明帝鉴于战争使国学荒废,遂下令立“总明观”(又名东观),置祭酒1人,设道、儒、文、史四科,每科置学士10人,还置有正令史、书令史、干、门吏、典观吏等数人。总明观既是高等学校,又是研究机构,集藏书、研究、教学三种功能于一身。它从宋文帝时四个分立的专科学校发展为在一所综合性学校中实行分科教授的制度。

  (二)北朝的学校教育

  北朝统治者在推行汉化过程中,比较重视学校的创办和规范性的管理。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即仿汉代的教育制度,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学生有1000多人 。天兴二年(公元399年)又增国子太学生员3000人,规模相当宏大。天兴四年改太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此后,又组织博士儒生撰《众文经》,以为太学教材。可见北魏建国初期,儒术成为统治思想,仿汉晋的学制已初步建立,太学规模已具,教材建设也有新的建树。

  北魏教育体制的规范化,还表现为郡县学制的确立。献文帝天安年间,李诉任相州刺史,上疏请求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献文帝极为赞同,诏“大郡立博士2人,助教4人,学生100人 ;次郡立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80人;中郡立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60人;下郡立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它视郡县大小分为四等办学,从教师、学生人数到入选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管理体制也比较完善。依北魏颁定的《学令》,诸州郡学生要“三年一校”,确定要肄习的经数,"然后遣史就郡练考"。

  北齐的官学设置在形式上也相当完备,有国子寺、太学、四门学,学生人数有数十到数百不等 。孝昭帝皇建元年(公元560年)诏“国子寺可备立官署,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国子寺掌训教胄子,有祭酒1人,亦置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领博士15人,助教10人,学生72人。太学博士10人 ,助教20人,太学生200人。四门博士20人,助教20人,学生300人 。国子寺为北齐学制上的创设,除保留国子学的办学体制外,还下辖太学与四门学。实际上已脱离太常而成为独立的教育管理机构,具有训教胄子、统理学官和生员等多种功能。

  北周的中央官学除了沿袭旧制设立太学之外,在学校制度上也有一些新的建树。其一是在明帝宇文毓时期设立麟趾学,一时学者向风,南方名士颜之仪、梁简文帝子萧大圆及姚最等均为麟趾学士。麟趾学的设立与明帝本人雅好文史是分不开的,其性质与东汉的鸿都门学颇为相似。其二是于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设立露门学 ,置生72人,这是一所贵胄学校,教学内容不以经学为限。露门学官有文学博士4人,露门学博士下大夫,露门学士若干人。其三是建德三年(公元574年)诏立通道观 ,这是官方的道教教育机构,主要学习“圣贤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性质与南朝四学馆中的玄学馆相似,北周还置司寂中士下士,为主管道教的职官。

  总之,魏晋南北朝的官学教育虽因时局的动荡而长期处于时兴时废状态之中,但在学制上却出现了多样化,儒、道、佛、玄诸说并存,律、书、画、算各艺竞发,史学、文学交互而生,构建出这个时代教育的新格局,并为隋唐教育的发达奠定了一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