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清代的教育（鸦片战争前）
第一节 清代的文教政策和教育行政制度
1、崇尚儒术与提倡程朱理学
清王朝处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焦点，为了巩固政权，清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崇尚儒家经术，提倡程朱理学。定都北京后，清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尊孔措施。顺治元年，在兵刀未靖的情况下，清王朝就急忙袭封孔子第65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次年，又为孔子加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封号。康熙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全国各地孔庙。乾隆曾九次亲行曲阜朝拜。各代皇帝还以“御纂”、“钦定”名义，以己意注解儒家经典。
顺治十二年和康熙五年，分别下诏以朱熹婺源十五世孙朱煌、十六世孙朱坤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在籍奉祀。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还下诏朱熹配享孔庙，列为“十哲之次”，并谕大学士等，强调“惟宋儒朱子，注释儒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认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次年又命熊赐履、李克地等理学名臣编辑《朱子全书》，并亲自为之作序。康熙五十六年，又为新编《性理精义》一书撰序。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成为清王朝办学育才的指导思想，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
2、笼络士人，编纂书籍
清王朝对于汉族士人在思想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视的。从清初开始，统治者就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加强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控制。清王朝一方面采用各种怀柔手段，笼络士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曾重用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文臣武将，这些人为巩固清王朝统治，起了很大作用。顺治初年，又诏令荐举“山林隐逸”，康熙时更是“用儒术以笼汉族”，凡为仕均通过科举之途。朝廷又开制科，辟荐擢。制科为“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如“博学鸿词科”，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一科即取彭孙遹等50人，俱授翰林官，“海内荣之”，对士人产生很大影响。荐擢即命京官和各省衙门以“举荐”的方式，向中央政府推荐“才品优长、山林隐逸之士”。通过这些措施，搜罗有用之才。康熙、乾隆年间，清王朝还组织学者编纂大型书籍，如康熙时编纂的《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乾隆时编的《续通志》、《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大清会典》、《四库全书》等。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最为重要。清政府组织学者编书的目的是为了笼络士人，宣扬所谓的文治盛世，但对于整理、保存古代文献是有积极意义的。
3、严禁会盟结社，大兴文字狱
在对士人实行笼络利诱的同时，清政府亦采用高压手段，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清初统治者为了钳制舆论，对宋明以来士大夫会盟结社的风气严加禁止，顺治十四年谕令“不许大小各官投拜门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曾多次大兴文字狱，屠杀知识分子。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清王朝以顺天、江南等地科场舞弊为由，制造了一起规模巨大的科场案，案中所涉及的主考官、考官、举人被处以斩、绞和流徒，家产籍没，甚至连父母、兄弟、妻子也被牵连。此后著名的事件有：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庄廷钅龙的“明史之狱”；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查嗣廷之狱；雍正七年的吕留良、曾静之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中仅因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而被凌迟处死。清政府对士人采取如此残酷的手段，迫使他们埋头于故纸堆中，以求身家性命的安全。
4、严订学规，钳制思想
清政府对知识分子压制的另一重要手段，就是沿用明代办法制订严厉的学规，钳制师生的思想、行为。顺治九年立卧碑，定八条作为学生思想和行为准则，内容的严厉苛求，比明代有过之无不及。如规定：“生员当立志学为忠臣清官”，“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学，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等等。这就完全剥夺了学生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不准其干预政治。除了卧碑，康熙时还颁行“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又“寻译其义，推衍其文”，演进为“圣谕广训”。“圣谕十六条”的主要内容有：（１）敦孝弟以重人伦；（２）笃宗族以昭雍睦；（３）和乡党以息争讼；（４）重农桑以足衣食；（５）尚节俭以惜财用；（６）隆学校以端士习；（７）黜异端以崇正学；（８）讲法律以儆愚顽；（９）明礼让以厚风俗；（10）务本业以定民志；（11）训子弟以禁非为；（12）息诬告以全良善；（13）戒匿逃以免株连；（14）完钱粮以省催科；（15）联保甲以弭盗贼；（16）解仇念以重生命。“圣谕”在学校中奉于至尊地位，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令儒学教官传集该学生员宣读，令遵守，违者责令教官并地方官详革治罪。”
清承明制，仍由礼部掌管全国的学校。清初顺治帝在谕礼部的命令中宣称：“帝王敷治，文教为先”。全国学校事务归礼部管理。但这种管理体制不久就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是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国子监不隶属于礼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始设管理监事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派一管理监事大臣直接管理，但招生、毕业生出路还归礼部主持。其次是教育宗室子弟、满清贵族子弟而设立的宗学、觉罗学、旗学也归宗人府等机构独立管理。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于燕京始设国子监，一应事宜，均由礼部掌管。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改由国子监自行办理。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复归礼部管理，十年再度分出，其应奏应行事宜，俱由国子监自行办理。国子监成为掌管国学政令的机关。雍正三年开始设管理监事大臣，作为国家大学性质的国子监才完全独立。据《清史稿·职官志二》载：国子监，管理监事大臣1人（由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祭酒满汉各1人（从四品），司业满汉各1人（正六品）。其属：绳愆厅监丞（正七品），博士厅博士（从七品），典薄厅典薄（从八品）， 俱满汉各1人。国子监尚负责管理俄罗斯馆、算学馆、八旗官学、琉球官学。
清代地方有三级政权：省、府（直隶州、厅）、县（散州、散厅）。在省有总督、巡抚统管军政、文教，稽察各级官员。清初承袭明制，在各省设提学道（督学道），带按察司佥事衔，惟直隶、江南、浙江以翰林为主，称提督学政。至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翰林部郎并差，定各省提督学政一体称为学院，每省1人。 雍正十三年的谕令强调要特别慎重推选学政，“各省学政，有训导士子校阅文艺之责，关系甚重，非才守兼优，素有学问者，不克胜任。学政在地方，无论官阶高下，皆与督、抚平行。其提督学校事务，督、抚和布、按二司亦皆不得侵其职掌。
学政的任务是“督学校、董教事”，考核教职和考试生徒。各级儒学生徒考课黜陡之事皆次职任，掌理岁、科二试，巡历所属府、直隶州考查诸生文才、品行、学习勤惰，并对所属学官进行考核，复兼管所辖地方一切有关教化、文物、学术之事，小事札饬府、县，大事与督抚会衔办理。
各省学务在学政管理下，府、州、县分设府学、州学、县学，府置教授、训导，州置学正、训导，县置教谕、训导等官，进行具体管理。学政为地方教职的直属长官。地方教职须受地方长官的指导考核，但体制上地方长官对教职不以属员相待，一般称之为“老师”。清制，凡文官皆回避本籍，只有教职以用本省人为主，但仍回避本府或直隶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