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代传奇的分期及主要内容
唐代传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期：
初期（618--762）唐传奇产生、兴起的时期；
中期（763--859）唐传奇发展、繁荣的时期；
晚期（860--907）唐传奇衰微、没落的时期。
初期的传奇小说，带着比较明显的志怪的痕迹，作品的数量也有限。如《古镜记》、《白猿传》、《游仙窟》等。其中王度的《古镜记》是传奇发展初期的第一篇作品。张鷟的《游仙窟》是一篇受到民间说唱文学影响，文辞华艳、多骈句俪语的小说。中期的传奇作家多
、作品数量多、传世的佳作也多。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说
：“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乎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撰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
，则其卓异也。”这是传奇作家集中涌现的时期。其时的代表作为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沈既济的《任氏传》、《枕中记》等。晚唐传奇的数量开始减少，水平也有所下降，这个时期传奇集比中期增多，比较优秀的传奇集有裴鉶《
传奇》、袁郊的《甘泽谣》，皇甫氏的《原化记》等。
唐代传奇的涵盖面十分广，包括了爱情、政治、讽刺、侠义、神仙、技艺等等方面的内容。这里主要就爱情类和讽刺类小说展开论述
。在爱情类小说中，最为杰出的，是《李娃传》、《霍小玉传》、《
莺莺传》。
《李娃传》，作者白行简。小说写荥阳公子郑生因入京考试，结识青楼女子李娃，在资财荡尽之后，郑生被鸨母逐出妓院，流离失所
，为凶肆（犹如今之殡仪馆）所收留，充任挽歌郎。郑父原以为其子已死，当认出挽歌郎竟然是郑生后，认为郑生玷辱家门，将郑生鞭挞欲死。郑生遍体鳞伤，饥寒交迫，沦为乞丐。因风雪之夜，呼叫饥寒之声为李娃听见，李娃毅然收留郑生，经李娃调治、护理、鼓励，郑生功成名就，与李娃结为夫妇，李娃并被封为“汧国夫人”，郑生父子也和好如初。
《霍小玉传》，作者蒋防。霍小玉是霍王府的千金，但因其生母出身微贱，所以在霍王死后，母女被逐出王府，沦入倡门。霍小玉美丽聪慧，多才多艺，她十六岁邂逅进士李益，真心与之相爱，李益授郑县主簿，临别之际，小玉仅向李益求八年之爱，表示八年之后，要出家为尼，决不连累李益的前程。当时，李益信誓旦旦，许小玉以白首之盟。但李益归家之后，却奉母命与望族卢氏结姻，隐藏行踪，不与小玉通音讯，以断小玉痴想。小玉忧思成疾，辗转病榻。在黄衫客的帮助下，两人终于见面，小玉在历数李益的负心之后，长恸而绝。
《莺莺传》，原名《传奇》，又名《会真记》。作者元稹。故事内容讲述贞元年间，张君瑞寓居蒲州普救寺，崔相国孀妇携女崔莺莺及小儿亦暂寓此中。时有兵士扰乱，张生请蒲将派兵护寺，崔老夫人为表示感谢，让莺莺与张生相见，两人遂生爱慕之情。在红娘的帮助下，两人终于秘密结合。张生两次参加考试，皆名落孙山，最后滞留长安不归，和莺莺的关系也告断绝。莺莺在绝望之后，嫁于他人。张生后来欲以外兄身份与莺莺见面，遭到莺莺拒绝。
这三部代表了唐代爱情小说最高成就的作品，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首先，唐代的爱情小说，反对门阀制度的意味比较鲜明，它有意突出了男女之情与门阀世族制度的矛盾。和过去的小说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鬼魂的显形、灵魂的脱离躯壳、死去活来等变形或怪异的方式来表现这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通过把美好的事物被残酷地毁灭的过程剖示给世人，造成强烈的悲剧效果，来达到抨击社会的目的
。
李娃、霍小玉、崔莺莺都是古代妇女中最优秀的人物、最优美的形象，她们个个资质动人，品格中也都具有动人的光彩。如霍小玉的专一、刚烈，莺莺的温柔、多情，李娃的正直、练达。她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向往真挚的爱情，心甘情愿为所爱的人牺牲一切，直至生命。但是她们因为出身下贱或者因为不能给对方的仕进提供有力的帮助，所以她们往往被排斥在婚姻之外（李娃的结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只是作者借小说表达了市民阶层的意愿而已）。她们只能接受“把生命给了爱情，却不能把婚姻留给自己”的悲剧命运。
《唐六典》卷十九曰：“凡官户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媲偶
”。所谓“本色”，即指本阶级、本阶层。进士和娼妓，其地位不啻天壤之别，自然是不许“媲偶”的。所以李益忍心辜负霍小玉别娶卢氏。至于李娃和郑生的最后结合，不过是作者的美好愿望而已。小说中的崔莺莺虽然不是妓女，但是张生两次考试都败北而归，可见张生感觉到莺莺在他的政治前途中可能还是一块绊脚石，至少是对他进入仕途发挥不了作用，而当时一般士族子弟如果与海内高门之女联姻，也许会给他的仕进提供帮助，这也是当日社会所认可的行为，所以张生不惜抛弃莺莺。
其次，在这些小说中已经显示出男女双方有意地将才和貌作为择偶的标准的倾向，这和汉魏六朝小说中对双方因外貌相悦或是对双方恋爱的基础只作泛泛描写的处理，显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如《霍小玉传》中，小玉对李益的倾心，是因为欣赏李益的“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的诗句。而李益对小玉的爱慕，则是因为小玉“资质秾艳，高情逸态”。《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出身名门，矜持自重，但张生的两首《春词》，就把她打动了，作出“待月西厢”的决定。张生初见莺莺，就因其“颜色艳异，光辉动人”而不可自持。
男女双方在恋爱之初，没有过多地考虑到社会习俗、门阀制度是否允许他们之间建立起永固的的爱情关系，这当然是一种冒险，但比起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择偶的依据的包办婚姻来，毕竟不失为一种和封建礼教抗争的方式这种以才色相悦为基础的恋爱故事，也比在这之前的小说中骤然产生的男女之情要合于逻辑，也更具波澜。
唐代还有一种爱情小说，女性的一方，是以非人（如神、鬼、兽
、禽等）出现的。
唐代小说紧承汉魏六朝小说而来，必然受到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鲁迅就曾指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在六朝志怪小说中，不少是写人和神、鬼、妖物恋爱的故事，如《搜神记》中的《弦超》，写弦超和玉女相爱；《列异传》中的《谈生》，和睢阳王亡女相恋，这些故事从题材、结构等方面，都对唐代小说产生影响。所以在描写现实生活的小说盛行于世之时，唐代小说中的一股支流，直接承袭着汉魏六朝小说的余波，缓缓流淌在小说的领地之中，这就是以非人为描写对象的小说。这一类小说所演绎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或是仙、或是鬼、或是禽兽。其中的代表作，可以以《任氏传》《华州参军》为代表。
《任氏传》作者沈既济。《任氏传》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比较完整地描写狐精的小说，小说写贫士郑生偶然邂逅美妇人任氏，共度一夕之后，才从旁人那里了解到任氏原来是狐女。但是郑生并不因此产生憎恶之心，仍然与之相爱。任氏因此感激郑生的大义，甘心“终己以奉巾栉”。和郑生共同生活。郑生之妻族韦崟富而好色，为任氏之艳冶倾倒，欲施以暴。任氏拼死反抗，并责以大义，终于使韦崟受到感动。郑生后来因往金城县赴职，强邀任氏随往，任氏明知此去有难，但不愿拂逆郑生的好意，途中竟为猎犬所害。
小说中的任氏，给人的印象，首先是她对郑生的情义。从小说中看，郑生贫困不可自立，要仰仗妻族韦崟生活，没有政治地位，自不必说，似乎也没有可以称道的才华和相貌。任氏只因为郑生不以异类对待她，便心甘情愿地和郑生结合，为郑生坚拒韦崟，为郑生殉情。作者在文中感叹道：“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辞，殉人以致死，虽令妇人，有不如者矣！”这是一个不羡富贵，不仰攀高门，不慕悦美貌，只以情义的真挚作为择偶的标准的妇女形象。沈既济塑造任氏这个形象，很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寄托。鲁迅就曾称此文为“言妖狐幻化，终于守志殉人，‘虽今之妇人有不如者’，亦讽世之作”（《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沈既济在这篇小说的的结尾，交代写作的时间是：“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谪居东南，……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沈既济很有学问，德宗时宰相杨炎推荐他为左拾遗、史馆修撰，建中二年（781）， 杨炎被贬赐死，沈既济也受到牵连，坐贬处州（治所今浙江丽水）司户参军。这篇小说就是他在被贬的途中写作的。将这篇小说和其他爱情类作品相比，它也和此期写男女之间往往因才貌而相悦的情况很不一样。所以这篇小说有可能是有感于恩师杨炎被贬之时的人情世态而作的。说它是一篇“讽世”的作品是有道理的。李宗为《唐人传奇》就此有一说，可供参考。他说，东汉崔篆《易林》中，于《萃卦》下有“既济
”一卦，爻辞云：“老狐多态，行为蛊怪”。作者所塑造的任氏这个狐女的形象，正是受了这个爻辞的启发，有意用“老狐”来自比，极言任氏之美好，是暗寓着肯定自己的品德、讽刺世态炎凉之意。但因为作者是借任氏的故事来寄慨，小说所塑造的任氏形象，客观上体现了古代下层妇女的高尚、坚贞的美德和男女之间的结合不以外在的条件为前提的新型婚恋观。当然，因为作者思想的局限，使笔下的人物也带上了污点。如小说中的任氏，自己拒绝了韦崟的强暴，却去摄来其他女子供韦崟淫乐。
《华州参军》，作者温庭筠。小说写名族之子柳参军于上巳节和崔氏女不期而遇，一见钟情。崔氏女的舅父为其子王生向崔母求亲。但崔女表示非柳参军不嫁。崔女在母亲的支持下和柳生结合，并隐居城中，不为人知。崔母去世，王家发现了崔女和柳生的行踪。于是官府以王家下聘礼在先为由，将崔女判与王家。但崔女还是逃归柳生，为官府再判归返王家，柳生因此被长流江陵。不料两年之后，崔氏女带着丫鬟轻红居然找到柳生，一家团聚。直到王生到来，才知道崔女和轻红早已死去，只因忘不了柳生，所以鬼魂找上门来。这一篇小说中崔、柳二人的三离三合，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女子对爱情的坚执的追求。两人爱情的悲剧结局，也揭露了封建专制社会对青年男女的迫害
。小说中崔氏女的形象十分突出、鲜明，也很新颖，在以往的爱情小说中，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女性形象。那种热烈、大胆的精神，只有宋元话本中市民女子的身上才有。宋代话本《碾玉观音》，就很可能受了这篇小说的影响。
这些小说的出现，一方面，固然因为小说文体内部沿袭的结果，另一方面，在这些小说中，寄托了作者的爱情理想并替深受门阀制度
、礼教拘迫的妇女，抒写发心中的愿望和追求。借助浪漫的手法，这些在现实中绝无可能实现的和所爱的人共同生活的愿望，在小说中都实现了，这多少也给那些深受封建礼教、门阀制度压制的、被迫放弃爱情生活的青年男女，一些精神上的抚慰吧。
唐代传奇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爱情类小说集中地表现了它的这些特点。首先表现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能根据不同人物所处的环境、经历、学养等，刻画不同的人物性格。
如同是妓女，霍小玉的性格和李娃就完全不同。霍小玉出身王府
，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学艺术的熏陶，她年轻，初涉风月场，所以处处表现出纯情、浪漫、富于幻想。她和李益初次见面，李生请她唱歌，她“初不肯，母固强之”，才唱，表现出腼腆羞涩之状。而《李娃传
》中写李娃初次见郑生，则是“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当郑生为娃所惑，累眄于娃时，李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寥寥几笔，就表现出了李娃的久惯风月、行动老练
。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霍小玉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无法忍受被所爱的人辜负，所以她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而李娃久在风尘，熟谙人情世故，她知道妓女和士子之间不可能有婚姻的结局，所以开始也配合鸨母欺骗了郑生。当郑生可以衣锦还乡的时候，她却提出要离开郑生，原因就是因为她知道郑生的家庭不可能接纳一个卑贱的女人。这说明李娃对社会的本质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而霍小玉恰恰不如李娃洞悉社会人情世态，相信海誓山盟，自己信守偌言，并且希望对方也信守盟约，因此，她才爱得那样痛苦、结局那样惨烈。而《任氏传
》中的任氏，她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带着几分野性，表现着一些义气。她爱郑六，爱得那样坦率、没有犹豫和羞涩。当韦崟要强暴她时，她拼死抵抗，而且以理相争，使韦崟为之动容。她明知跟随郑六赴任，将遭不测，但因为郑六希望她去，她便甘愿殉情。任氏也是“家本伶伦”的女子，但她和霍小玉、李娃的性格都存在着不同之处
。
而崔莺莺的情况就不一样。她作为相门之女，深受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浸染，但又有诗人的气质，有对爱情的向往，所以她对张生的态度十分复杂、矛盾。对“性温茂，美风容”又富才情的张生，她心中是爱慕的，但一旦张生私下来约会时，她又觉得有伤风化，可是张生走后，她又生悔心，终于主动来就张生。作者令人信服的写出了不同经历、不同身份的人物的不同性格。
其次，唐代传奇的情节摇曳多姿，跌宕有致。
如对《李娃传》，鲁迅就曾经极口赞美过：“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
李娃传》的情节主要有院遇、计逐、鞭弃、护读四个部分。故事本身并不离奇，但写得曲折有致，引人入胜。如计逐一节，作者用虚实相间的手法，使读者和郑生一起，一步步误入陷阱。李娃先提出参谒竹林寺圣者，接着到宣阳里探望阿姨，继之传来鸨母暴病消息，李娃先归伺候，留下郑生议事，一切都那么符合常理，一切都那么符合逻辑
。直至郑生返回，才恍然大悟，中了鸨母和李娃的金蝉脱壳之计。
其三，善于创造气氛、注意人物行动的描写，叙述婉转，描写细腻，是唐代传奇的又一个重要特色。
如《霍小玉传》中，小玉病中与李益相见的场面，就写得哀婉缠绵又悲壮，令人心旌动摇：凌晨，请母梳妆。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乱，不甚信之，强为妆梳
。妆梳才毕，而生果至。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间，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忽掩袂，返顾李生。……就是写人与异类的恋爱小说，虽然沿袭了志怪的手法，但在艺术上也相当地细腻、精致。如《任氏传》中，描写任氏的惊人之美，作者运用了侧面描写的手法：
（家僮）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崟迎问之：“有乎？”又问
：“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崟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
”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
，则崟之内妹，秾艳若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崟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这一段韦崟和童子的对话，从侧面烘托出了任氏惊世绝伦的美丽
，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
以上的艺术表现，使各种人物性格鲜明饱满，主题深刻。因此宋人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就是指的《霍小玉传》。
这类小说可以以《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为代表。
《枕中记》，作者沈既济，小说写开元七年，士子卢生在邯郸道上一客舍中，邂逅道士吕翁，吕翁知道卢生汲汲于“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后可以言其适”
。就授给卢生一个磁枕，卢生卧而枕之，酣然入梦，梦中中进士、作宰相、封燕国公，娶五姓女，儿孙满堂，享尽人间富贵。但是一觉醒来，主人的黄粱饭还未蒸熟。卢生于是大彻大悟，跟随吕翁飘然而去
。
这篇小说虽然采取的是传统的志异的方式，但是它的主题指向却是唐代的现实生活。小说通过卢生的两次失职和复职，讽刺了唐代政治的腐败、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丑恶现象以及热衷于功名富贵的读书人。卢生梦中的极尽荣华富贵和梦后的觉悟，也表达了作者的“
人生之适，亦如是耳”的虚无思想。
《南柯太守传》，作者李公佐。小说写淳于棼住宅的南边，有大槐树一株。贞元七年九月，淳于棼因生日，和友人饮酒过甚，酒后卧于堂下，梦中被大槐安国王请入国中作驸马，任南柯郡太守二十多年
，升官晋爵，显赫荣耀，举世莫及。但是，在与檀萝国的交战失利之后，淳于棼开始失势，金枝公主死后，他的地位更加受到动摇，而他依然“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于是朝中谗言四起，国王对他猜忌重重。终于有一天，他被国王送回家乡。大梦醒时，“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于是感悟到人生如梦境一般虚幻和短暂。
这篇小说所采取的形式和《枕中记》相似，借淳于棼在大槐安国中的经历，来影射中唐封建官场中彼此倾轧、祸福不定的现实，同时表现了作者的富贵无常、浮生若梦的思想。小说把官场比作“蚁国”
，把争名夺利者比作“蚁聚”之辈，讽刺的确是入木三分。唐人李肇为小说作赞语道：“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观者，蚁聚何殊！”“南柯一梦”、“黄粱一梦”，后来都成为人们常用的典故。
这两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特点是都继承了志怪小说借梦境影射现实的手法，但是讽刺现实的意味比志怪更强，表现手法也更丰富。首先
，有意夸张主人公在梦中的飞黄腾达、显赫声势，以和后来的失意败落对比，达到突出主题的目的。如卢生在梦中“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淳于棼在梦中“王甚重之，赐食邑、赐爵位，居台辅”，百姓为之“建功德碑，立生祠宇”。但是卢生在现实生活中是陷于贫困潦倒之中，梦中的富贵显达恰恰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淳于棼初进大槐安国，是国王请来的贵客，当时人们对他是“趋拜奔走”，“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而当他落魄离开槐安国时
，“左右亲使御仆，遂无一人”。盛衰荣枯之比，正是对官场人情冷暖的有力揭露和讥讽。其次，小说虽然是虚构，但却处处以写实的笔法刻画世态人情。如《南柯太守传》中写淳于棼结婚的场面，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和小说的情趣。当淳于棼梦醒之后，“发穴证梦”，假实证幻，果然找到梦中所经历的槐安国，“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使人分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似乎现实是梦境的继续，而梦境又是现实的另一种表现。使人在对这个似梦非梦的故事细细咀嚼之后，产生深深的感慨。
同时要提及的是，这两篇小说，不但沿用了传统的志怪的方法，而且是采用了前此的志怪小说的故事。如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玉枕》：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汤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
沈既济的《枕中记》，采用了这个故事，把人物的身份由商人改变为书生，体现了它的时代的特色，抒发了作者个人生活、政治的感受。而且在艺术上，的确如鲁迅所说的：“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政治类小说主要产生在中唐时期。代表作有《周秦行纪》、《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等。
《周秦行纪》，假托牛僧孺所写。宋代张洎《贾氏谈录》以为此篇“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近人岑仲勉先生、程毅中先生先后在《隋唐史》《唐代小说史话》中提出韦瓘行辈还在李德裕之先，不可能是李德裕门人，不会杜撰这篇小说。总之，这是一篇伪撰的小说，目的是欲借此达到陷牛僧孺于死地的目的，所以鲁迅先生说：“自来以小说排陷人，此为最怪。”（《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
）
《周秦行纪》以第一人称叙述牛僧孺在举进士落第后，返回老家途中，误入汉代薄太后庙，和前朝帝后、嫔妃、美人如戚夫人、杨贵妃、王昭君等相会，诗酒唱酬，宾主相得。最后，由王昭君伴寝。天明以后，一切消失无踪。如果这篇小说真是牛僧孺所作，那他的确有犯上之罪。小说借杨贵妃之口，取笑德宗皇帝是沈婆之子，嘲讽代宗皇后为“沈婆”，显然是指沈后两次为胡人掳去之事。
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传奇中最早出现的侠，是在爱情类小说中。当恋爱中的男女遇到阻遏时，往往是他们给予援手，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如《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是在霍小玉要见李益而不得的情况下，设计将李益挟持到霍小玉住处，使小玉在临终前终于见到李益。小说对黄衫客形象的描写，十分简略
：“一豪士，衣轻黄苎衫，挟弓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其他首尾不见踪迹。《柳氏传》中的许俊，是在了解了韩翃和柳氏之间的爱情悲剧之后，出手相帮的。小说也不是将他作为重要人物来刻画：“
衣缦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叱利之第……被衽执辔，犯关排闼
。”挟柳氏“跨鞍马，逸尘断鞅，倏忽乃至。”文笔简洁而有神，表现了一个“赴士困厄，不爱其躯”、有智有勇的义士形象。这些侠客在小说中的作用，大都只是起到一种穿插故事情节、或表现人物的性格某一侧面。
中唐以后到晚唐时期，小说中侠的形象渐渐丰满，而且引人注意的是，还出现了一些女侠的形象。但是这些小说，大部分见于小说集中。如《原化记》中的《义侠》、《集异记》中的《贾人妻》、《甘泽谣》中的《红线》等。
五代时有一篇《虬髯客传》，塑造的“风尘三侠”最为有名。《
虬髯客传》，作者杜光庭。小说的主要人物是虬髯客。他曾积聚了大量财物，以备称帝之用，但是当他明白“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
。”自己无法和李世民竞争的事实后，毫不犹豫地将所有的财物都赠给了李靖夫妇，让他们勉力辅佐李世民打江山。作者塑造虬髯客这一艺术形象的用意，是在于宣示唐王朝乃天意所授，他人不得生觊觎之心。但他刻画出了虬髯客的豪爽、慷慨、具有知人、知己之明的性格特点。同时，这位虬髯客还有嫉恶如仇、行为粗鲁的一面，如小说写他杀了“负心者”后，用其心肝下酒、写他直闯素不相识的红拂的房间等情节。小说通过这些情节，把虬髯客这个侠的形象塑造得比较具体、鲜明。
红拂是小说中一个光彩四射的女性形象。她原是大臣杨素的姬妾
，但在李靖尚处于困顿之中时，她慧眼识英雄，毅然离开“尸居余气
”的杨素，和李靖私奔，表现出她非凡的见识和胆略，也表现了她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大胆挣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勇气。小说中为了突出红拂的大智大勇，还安排了一个情节。虬髯客排闼直入红拂和李靖的住处，而且肆无忌惮地“取枕欹卧，看张（红拂）梳头”时，李靖大怒，但红拂却“映身摇示公，令勿怒”，从容不迫地和虬髯客认同宗之宜，拜虬髯为兄，化解了一场冲突，而且奠定了三人之间的友谊和辅佐李氏王朝的基础。
李靖在小说中的用笔虽非浓墨重彩，但他的形象也比较清晰。他有澄清天下之志，但并不屈从权贵，敢于面折重臣杨素，而且能够择良主而仕，辅佐李世民成就大业，他是乱世之中的俊杰，有胆有识，也堪称侠。
《虬髯客传》对“侠”的定位，不重视他们来无踪去无影的轻功或者刀光剑影之中取人首级的本领，作者着意表现的是三个侠客所共有的识大体、明大局，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都是在大节上表现出过人的胆识，作出惊人之举，这一点，和过去的唐代小说中出现的侠客有根本的不同，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明代桃园居士说：“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小说与诗律，称绝代之奇”。（《唐人小说序》）唐代传奇的确算的上是小说史上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