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讲 桂林和香港的“野草”杂文流派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二个十年，文坛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这是因为那里集中了大量的文人学者、出版机构和报纸刊物。但是，随着抗战的烽烟四起，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像杜甫诗中所写“世乱遭飘荡”，许多文人学者纷纷离开京沪，颠沛流离，像天女散花般洒向全国各地，重庆、桂林、昆明、香港和延安等地，因而相继成为新的文化中心。
抗战以前，桂林不过是一个七八万人口的小城市，除了“山水甲天下”之外，其他方面乏善可陈。但是，随着抗战爆发，广西省会由南宁迁到桂林，加上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使得大批文化人涌到桂林，文化活动空前高涨。据统计，当时聚集在桂林的作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剧作家、音乐家等文化人数以千计，文化团体和文艺团队多达二三十个； 而且先后存在过180余家书店和出版社，抗战期间出版杂志200余种。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夏衍、聂绀弩、孟超、宋云彬、 秦似五个人在1940年8月20日于桂林创办 《野草》 月刊，“野草”杂文流派由此得名。
据秦似回忆，为了筹办刊物，夏衍约请其他四人在中山路桂林酒家聚会，商讨刊物的名称、宗旨和办刊方针。夏衍提议刊物取名“短笛”或“野草”，前者寓有“短笛无腔信口吹”之义，后者不单“因袭鲁迅”，而是觉得在当时文禁森严、八股文风盛行的情况下“这个刊名可能给社会和文坛带来一点生气，引人略有所思”。大家赞成刊物取名为《野草》，宗旨是希望通过刊物内的作品替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点抗议和心声。在那次聚会上，夏衍等人还决定《野草》以刊登短小生动泼辣的杂文为主，学习鲁迅三十年代在《申报·自由谈》上所发表的杂文，“外表看去带点‘软性’，而文章的内容要有几根骨头的方针”，寓政治风云于社会风月之中，“在绵密的文网中钻寻一个小小的罅隙，曲折迂回，皆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些呻吟和诅咒”。由于他们的杂文多采用谈天说地、借古论今等隐晦曲折的形式，便形成了《野草》外“软”内“刚”的特点。
《野草》创刊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很快从三千份增加到一万份， 最多时达到三万份。 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野草》从1940年8月20日坚持到1943年6月1日， 共出至第5卷第5期，却被国民党当局以“节省纸张”的名义强制停刊。《野草》虽被查封，但“野草”派成员的杂文创作并未停止，夏衍等人不久又活跃于重庆文坛。解放战争初期，“野草”派成员和大批进步文化人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 先后汇集到香港。 1946年10月1日，《野草》 又在香港复刊， 影响也从内地扩展到香港和东南亚。 港英当局虽未禁绝《野草》，毕竟对它多方刁难，《野草》复刊后出至新7号， 改出《野草文丛》和《野草新辑》，1949年出完《野草新辑》两辑后终刊。
“野草”派作为一个杂文流派，具有三个特点：（一）从1940年阴霾密布的秋天创立，到1949年阳光灿烂的秋天终结，历时九年，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而且，在这九年的时间里，“野草”派成员，始终思想一致，团结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这同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其他流派， 如“语丝”派、 “现代评论”派、“论语”派、“鲁迅风”派等相比就显得异常突出了。（二）后期《野草》，在表现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决战时，清晰勾画出敌我力量的消长，国统区黎明前的黑暗，解放区明朗天空的朝霞，轰响着人民胜利进军的历史足音，其杂文有着更多的欢歌笑语与喜气亮色，这是鲁迅杂文和 “鲁迅风” 派杂文所没有的新特点。（三）由于《野草》创刊于文禁森严的国统区，客观形势决定“野草”派杂文家不能“直言”， 必须进行“讽谕”， 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以曲折迂回、绵里藏针的方式进行战斗。这样，他们在那些直接评论现实的杂文外，夏衍写了一批自然科学小品式的杂文，宋云彬写了一批论史、论学的杂文，孟超写了众多的评论古典小说人物的杂文，聂绀弩创作了一批“故事新编”式的杂文，其中不少精彩篇什融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于一炉，这都是对鲁迅杂文艺术的新发展。
夏衍（1900－1995），浙江杭州人。抗战以来写过大量的政论、杂感、随笔和散文，结集出版的有《此时此地集》（1941年）、《长途》（1942年）、《边鼓集》（1944年）和《蜗楼随笔》（1949年）等。据廖沫沙统计，夏衍的杂文作品约有五六百万字之多，结集出版的仅占“五分之一”。夏衍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罕见的多产作家。他的许多杂文简洁老练，清新蕴藉，婉转亲切，情理交融，自觉追求一种独特的说理方式与抒情方式“浑然合致”的境界，有着鲜明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杂文家中别树一帜。
夏衍自幼受到自然科学的良好熏陶，他的父亲“懂一点医道，家里有本草之类的书”，以后又嗜读英国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法国法布尔的《昆虫记》，而且夏衍本人毕业于工科大学，这使他获得了较丰富的花木虫鱼、声光化电的自然科学知识。这样，作为杂文家的夏衍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时，就能广泛运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论肚子问题》、《从杜鹃想起隋那》、《超负荷论》等，都是这样的名篇。
夏衍还有一些杂文通过对象征性事物的描写来抒情和说理，这类杂文形神兼备，清新蕴藉。如刊登于《野草》创刊号上的《旧家的火葬》，写自己在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的高大祖屋，因为被他“不肖”的侄儿租给日伪而被浙东游击队一把火烧掉，对此作者毫不惋惜，反而感到“痛快”。文章对这座可住五百人的老屋有很具体的实写，但无疑的这个“旧家”的老屋又是个带象征性的意象，它是封建士大夫家庭的象征，也是“象征着我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同时还是“不肖”的侄辈作孽的可耻标记。这样的“旧家”被那爱国的、革命的烈焰一举“火葬”，作者无比兴奋，他写道：“我感到痛快，我感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写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埋葬旧世界、 旧思想的赤诚胸怀， 一个真正爱国者埋葬汉奸行为的凛然大义。自然，《旧家的火葬》启示人们思考和联想的东西比这些还要丰富深远。 写于1940年抗战相持阶段的《野草》， 更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篇意象贴切巧妙、含蕴丰富的散文诗。当时有人鼓吹“抗战必亡国”的悲观论调，夏衍借野草所具有的“生命力”和 “长期抗战的力” ，象征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的顽强精神和斗志。用“野草”来象征“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确是清新隽妙，诗趣盎然。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早在“左联”时期就开始写杂文，不过尚未形成鲜明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创作了大量的战斗的杂文，先后结集为《关于知识分子》（1936年）、《历史的奥秘》（1941年）、《蛇与塔》(1941年)、《婵娟》(1942年)、《早醒记》（1943年）、《天亮了》（1949年）、《血书》（1949年）和《二鸦杂文》（1949年）等。聂绀弩是 《野草》 中最重要的作家，夏衍曾说自己写杂文“先是学鲁迅， 后来是学绀弩的， 绀弩的‘鲁迅笔法’几乎可以乱真”。
抗日战争时期，是聂绀弩杂文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风格形成和发展时期，也是他师承和发展 “鲁迅风” 战斗杂文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时期。 他以鲁迅为师， 从鲁迅杂文、散文和小说中汲取杂文创作的灵感。《怎样做母亲》（1940年），让人想起鲁迅的杂文名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聂文显然是受鲁迅杂文的启发而写的，也是批评受封建伦理观念支配下的亲子关系，表达要建立新式亲子关系的思想；但写法和鲁迅不同，聂绀弩不是以议论的形式来表现思想，而是采取在生动活泼的叙事中说理的表达方式，具有独特的风姿。《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1941年）是一篇以庄谐杂出的机智幽默笔调写成的杂文，在鲁迅《〈二十四孝图〉》的基础上，把封建孝道这一伦理观念的虚伪性、荒谬性和反动性揭批得淋漓尽致，简直可以和鲁迅的原作相媲美。
从这一时期聂绀弩的杂文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理论思维能力较前有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反驳谬论，还是正面阐发自己的卓见，他总是善于把对现实的深入解剖和广阔历史的透视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引经据典、 熔铸古今， 把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想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剖析和说理。而且，聂绀弩在师承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而使自己的杂文呈现出多样性的艺术形式和格调。除常见的以驳论和立论为主的常规杂文格式和写法外，还有“故事新编”式，如《韩康的药店》、《鬼谷子》；有虚拟、幻想和寓言式的写法，如《残缺国》、《我若为王》、《兔先生的发言》；有创造带象征性的美好形象的，如《圣母》、《巨像》；有类似鲁迅说的“砭锢弊常取类型”的，如 《阔人礼赞》、 《魔鬼的括弧》；有像鲁迅《朝花夕拾》那样，在回忆记叙之中溶进抒情和议论的，如《怎样做母亲》、《离人散记》、《怀〈柚子〉》；也有对古典小说人物评点的，如《论莲花化身》、《论通天教主》、《论申公豹》；还有以简约、浓缩、跳跃的语句写成的格言警句式的杂文，等等。聂绀弩此时期的杂文创作，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水乳交融，笔意放恣、泼辣、幽默，挥洒自如，多姿多彩，是杂文家思想艺术风格成熟的标志。
解放战争时期， 尤其是1948年3月聂绀弩赴香港后的创作， 给“鲁迅风”杂文注入了新的时代血液，从而“鲁迅风”杂文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此一时期，聂绀弩的杂文创作特点是：（一）杂文中有新的革命“亮色”，有火山爆发一样的革命激情，有磅礴的革命气势。 如他在写于1948年7月23日的《血书》中说：“写攻击时弊文章的人，常常被人非难：不歌颂光明；他们回答：要有光明才能歌颂；现在有光明了， 这霞光万道的通体光明， 就是土改！”“歌颂这光明，拥抱这光明，在这光明中为它而生，为它而死，是我们今天最光荣的任务！”（二）自觉而广泛地运用马恩列斯的论述，特别是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毛泽东的著述， 保证了聂绀弩杂文的思想高度。 如《一九四九，四，二一，夜》， 引用毛泽东、朱德 《将革命进行到底！》中的一段话，并独具匠心地把它分诗行排列，极为典型地显示出了聂绀弩此期杂文的新特点。（三）与上述杂文家对光明的礼赞和胜利的喜悦相适应， 聂绀弩这时的杂文总的说是汪洋恣肆、 酣畅淋漓， 他常写笔挟风雷、滚滚滔滔的长文，如 《血书》、《论万里长城》、《论白华》等，颇有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威势。
宋云彬（1897－1979）， 浙江海宁人。 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左联”时期写过一些杂文，但他杂文创作的全盛期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出版有杂文集 《破戒草》（1940年）和 《骨鲠集》（1942年）。
宋云彬是一位文史专家，有较渊博的历史和文学知识，他的杂文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常从古代的历史典籍、笔记小说中取材，即便是那些直接批评现实的杂文， 他也常常引用史料。 在他的杂文中，历史和现实总是相联系、相贯通、相生发、相印证、相映照的，杂文家的思想就在这种古今的相联系和相映照中，获得了丰满的血肉和逻辑力量。如针对有人把消极避世、写作闲适趣味小品的周作人誉为“现代的陶渊明”，宋云彬在《替陶渊明说话》一文中，引用大量材料说明陶渊明不仅有静穆恬适的一面，更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刘裕篡晋之后，其诗文创作不用刘宋年号纪年，表现了他不媚俗阿世的高风亮节；而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只是消极避世，一味闲适，把这时的周作人称为活的陶渊明已是不伦不类，在周氏屈膝投敌之后，这种比拟更是一种讽刺。这篇杂文在古今人物的对照、比较之中，把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险时刻应该坚持大义和气节的思想丰富和深化了。
宋云彬的杂文， 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他用笔谨饬，朴实平易，不管是援古证今，或是以今论古，常常以此例彼，不加点破，把联想和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他的杂文笔底藏锋，寓热于冷，在那絮絮的引证、平静的评说之中，寄托着深沉的愤慨。聂绀弩曾评论他的杂文“常常是用心平和、不动声色、轻描淡写，有的甚至是与世无涉的外衣裹着，里面却是火与刺”。
孟超（1902－1976），山东诸城人。 孟超是文艺上的多面手，能诗，会写戏曲，出过历史小说集，写一手漂亮的散文。他熟读史籍，特别是对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有颇多的会心和研究，时有独特的精辟见解。他的这一智能结构特点，在杂文创作上打下了深沉的烙印。孟超这一时期结集出版的杂文集有《长夜集》（1941年）和《未偃草》（1943年）。
孟超善写史论和文论式的杂文，在取材上和宋云彬有相近之处，但在议论和表达上两人却有区别：宋云彬较多引征史乘，进行较详的考证，写得矜持节制，把自己的倾向融在史料辨析和考证之中，不多发表议论；孟超也征引文献材料，但他更注重对文献材料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见解，发挥自己的见解，借题发挥，议论纵横，尽情挥洒，兴会淋漓。宋云彬节制矜持，追求含蓄的意蕴，孟超逞才使气，尽情发挥自己的见解，表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
《历史的窗纸》是孟超史论性杂文的代表作，它从一个大学招考的历史试题谈起。试题是：“东晋元帝，南宋高宗，明末福王，均偏安江南；何以东晋南宋多历年所，而福王享国独浅，试言其故？”在抗日战争时期，出这样的历史试题显然是荒唐的。它不是引导学生总结东晋等三朝亡国的教训，反面引导他们去比较如何才能“偏安”得更好，这无疑是给历史蒙一层“窗纸”，难怪学生答案五花八门。作者的朋友竟慨叹中学毕业生“对于历史认识的不够”。作者在对那些答案的逐一剖析中展开自己的议论，最后指出：“我们读历史，不要专看表面的事象，须得深透一层去观察，因为历史就是这末一回事，常常有人故意的给他糊上了窗纸，不让谁打开窗子，透过薄薄的一层，看清楚外边的真理的。这样，对于历史短见的除了几个中学生之外还多哩。”这篇杂文从剖析一个具体的典型事例入手，导向研究历史的一般方法，构思新颖，议论深透。孟超的那些论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的文论性杂文议论风生，屡见新意。它们没有一般学术论文那种理念架势和学究气，却有着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和从容舒卷的里手气度。如《孙行者的际遇》一文，指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闹天宫前后的不同际遇和不同性格。当他是齐天大圣时是何等生机勃勃，皈依佛法后的孙行者竟一蹶不振，半许多妖魔不过，而得正果后的孙悟空虽然号称“斗战胜佛”，但已是心如死水，毫无生气。
秦似（1917-1986），广西博白人。他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从事诗歌创作，1939年开始系统地读了《鲁迅全集》，深为鲁迅的杂文所吸引，转而从事杂文写作。秦似是《野草》的五人编辑之一，具体负责编务工作，对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杂文集有《感觉的音响》（1941年）、《时恋集》（1943年）和《在岗位上》（1948年）等。
秦似同《野草》社其他前辈作家相比，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的杂文尖锐泼辣，锋芒毕露，热情奔放，明快流畅。尤其是那些同“战国策”派论争的杂文和“妇女问题讨论”中的论战性杂文，更显得犀利泼辣，虎虎有生气。秦似较有特色的杂文，是刊在《野草》上的《斩棘集》、《剪灯碎语》、《吻潮微语》、《芝花小集》等，这类两三百字、直接抨击弊政和陋习的匕首式短评构成秦似杂文创作的主要部分。秦似的杂文，虽然没有夏衍的简洁隽永，聂绀弩的汪洋恣肆，宋云彬的严谨博识，孟超的俊逸洒脱，显得热情有余而涵蕴不足，但也自有其蓬勃的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