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讲 当代台湾散文概述与中国大陆当代散文发展起伏不定的局面不同，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地区的散文发展相对平稳。“平稳”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台湾“写作环境大体而言尚称自由”，“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已培养出一种尊敬和认同”； 二是散文界不同于诗和小说的国土 “时时有杀伐之气”。 因此， 当代台湾散文发展是“未经争辩和论战的自然进步”，“散文的世界较平静”，“散文作者的实力便全用来写作了”（张晓风语）。当代台湾散文历经五十年代的“战斗散文”、“乡愁散文”、“闺秀散文”，六十年代的“现代散文”、批判性散文（杂文）、学者散文，七十年代的乡土散文，八十年代的都市散文、生态环保散文，以至九十年代的旅游散文、专业散文、网路散文，一直呈现“作者多、书目多、读者亦众”的繁荣景象。
五十年代是当代台湾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当时由于台湾本土作家一时还很难把日文调适成中文，而且绝大多数现代优秀作家都留在中国大陆，因此在文坛上“军中作家和妇女作家支撑了相当长的时间”。有着强烈反共意识的“战斗散文”、追忆大陆山川风物和亲朋故旧的乡愁散文、抒写身边家庭琐事和儿女情长的闺秀散文，成了这一时期台湾散文创作的主要倾向。
由于“战斗散文”“堕为政策上的附庸”，很快时过境迁。真正能代表台湾五十年代散文成就的是女性作家的创作， 张秀亚、 谢冰莹、王文漪、钟梅音、林海音、徐钟珮、张濑菡、艾雯等人，在创作中对“战斗散文”表现出一种游离和反拨的倾向，从而托起了台湾散文的半边天。
张秀亚的散文大多以往昔在大陆的经历为题材，用真挚而细腻的笔触，表现忆旧怀乡的胸臆。她常说，怂恿她写作的是河北故乡那苍茫的原野和壮丽得近乎凄怆的景色。张秀亚五十年代的散文集有《三色堇》(1952年)、《牧羊女》(1953年)、《凡妮的手册》(1956年)、《怀念》（1957年）、《爱琳的日记》（1958年）等。
谢冰莹在散文中，用娴熟的笔调，记叙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故乡亲人及难以忘怀的往事，流露出淡淡的乡思愁绪。她的散文集有《爱晚亭》(1954年)、《绿窗寄语》(1955年)、《我的少年时代》（1955年）、《故乡》（1958年）等。
王文漪的散文，风格清新自然，幽默隽永，蕴含哲思，且流露出悲天悯人之情性。论者认为：“写大自然的景物之观察及其感受，宁静澹远之思，对国家民族之爱，对亲情友谊之珍视，皆为发扬人性之作。”她五十年代的散文集有《爱与船》(1951年)、《温暖的春风》（1952年）、《晚来的明珠》（1956年）等。
钟梅音的散文作品以小品和游记居多，在题材的选择上，以生活周遭的事物为主，特别是她的家庭，同时充满对往事的追忆。她的散文集有《冷泉心影》（1951年）、《十月小阳春》（1953年）、《母亲的忆念》(1954年)、《迟开的茉莉》（1958年）、《小楼听雨集》（1958年）。
此外，林海音著有《冬青树》，徐钟珮著有《我在台北》，张漱菡著有《风城画》，艾雯著有《青春篇》、《渔港书简》和《生活小品》。她们大多抒写身边琐事和生活情趣，文笔清新，词藻优美，思绪细致， “在枯燥的八股文学时代， 却成为一份精神清凉剂”。因此，有学者指出；“女作家的散文，……所写虽以琐事为主，都是第一个十年可观的文学成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台湾社会的对外开放，大量的外国资本涌入，使台湾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强劲的欧风美雨的侵蚀和熏染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全面登陆台湾文坛。 以现代诗为发端的台湾现代主义文艺运动， 由现代派小说的发生发展将其推向高潮，造成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现代派文学居主流的局面。现代主义对于散文的影响，相对要微弱一些。这是因为台湾散文的发展接受“五四”散文传统的影响较大，而且主要以报纸副刊为园地的散文创作与读者始终保持十分紧密、贴近的联系，不容作者有过多游离读者之外的奇思异想，所以散文界没能形成一股如现代诗和现代派小说那样强大的潮流。
但是，“右手写诗左手写文”的余光中，还是在台湾文坛上第一个喊出了“散文革命”的口号。他把矛头对准了保守的散文界，主张“下‘五·四’的半旗”，“剪掉散文的辫子”， 发出迈向“现代散文” 的宣言。 在《鬼雨》、 《逍遥游》、 《咦呵西部》、《登楼赋》、 《地图》、 《伐桂的前夕》、《蒲公英的岁月》等散文名篇里，余光中充分体现了他感情充沛、汪洋恣肆的创作特色。可以说，余光中的“现代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是台湾当代散文发展史上一次颇具创新意味的“革命”，奠定了台湾散文的新构架。此外，诗人杨牧、 叶维廉、 洛夫等人也从各自不同侧面丰富和深化了“现代散文”。
在余光中等人发动“散文革命”的同时，柏杨和李敖则以他们充满现实批判和文化批判精神的杂文一扫五十年代“反共杂文”的八股陈套，为台湾当代杂文发展史写下了熠熠生辉的一页。
六七十年代，有一批学界中人在教学、科研之余，也写起散文，知名者有钱歌川、洪炎秋、梁实秋、林语堂、台静农、吴鲁芹、傅孝先、颜元叔、夏元瑜等。余光中认为，学者的散文“包括抒情小品、幽默小品、游记、传记、序文、书评、论文等等，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为主。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这种散文，功力深厚，且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完全无法作伪”
钱歌川去台湾前已出版过数本散文随笔集，颇具英国随笔闲散、渊博、隽永的风韵。他在台湾期间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并出版了《游丝集》、《淡烟疏雨集》、《三台游赏录》、《虫灯缠梦录》、《竹头木屑集》、《狂瞽集》、《搔痒的乐趣》、《罕可集》等，他的散文依然保持早期随笔那种随便自然、诙谐幽默、轻松活泼的絮语风格。洪炎秋系台湾大他说：“周先生写的文章，我差不多篇篇读过，他出的文集，也几乎本本必买，亲炙次数，也不算少。”洪炎秋著有杂文随笔集《云游杂记》、《废人废话》、《又来废话》、《忙人闲话》、《浅人浅言》、《闲人闲话》、《常人常谈》、《老人老话》等，台静农认为他的杂文随笔接近于周作人的风格。梁实秋赴台后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台湾大学教授、台湾编译馆馆长，除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37卷外，还出版了《秋室杂文》、《雅舍小品续集》、《雅舍小品三集》、《雅舍杂文》、《实秋杂文》、《雅舍小品四集》等，他的杂文小品机智闪烁，谐趣迭生，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林语堂自1965年2月10日起,应“中央通讯社”社长马星野约请撰“无所不谈”专栏,三年间共写作180篇，并结集为《无所不谈》一、 二集出版。 这些文章 “杂谈古今中外， 山川人物”，文字轻松幽默，庄谐并出，已没有林语堂早年杂文中那种“浮躁凌厉” 之气了。 台静农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有 《龙坡杂文》，“思极深而不晦，情极衷而不伤，所记文人学者事，皆关时代运会”。 吴鲁芹曾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等校， 著有《美国去来》、《鸡尾酒会及其他》等，他的散文在闲逸的话语中有丰富的智慧和心灵的光辉，在信笔挥洒、嬉笑诙谐中见巧妙勾连和缜密严谨。傅孝先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曾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英文系教授， 著有《藏书杂谈》、《无花的园地》、《寒蝉与鸣蛙》，“量虽不多，但写杂文小品，而能文体纯净，句法简练、凝重，确得杂文三昧”。颜元叔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著有《人间烟火》、《玉生烟》、《鸟呼风》、 《草木深》、 《平庸的梦》、《时神漠漠》、《善用一点情》、《台北狂想曲》等，幽默嘲讽的犀利笔锋，引人注目。夏元瑜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六十岁后才开始创作幽默散文， 不料反应极佳，于是一发不可收， 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另一片新天地， 散文集有《老生闲谈》、 《老生再谈》、 《以蟑螂为师》、《谈笑文章》、《青山兽迹》、 《万马奔腾》、 《流星雨》、《生花笔》、《升天记》、《马后炮》、《百代封侯》、《千年古鸡今日啼》、《梦里乾坤》等。台湾乡土文学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复苏，七十年代形成文坛主潮。在乡土文学运动的影响下，许多散文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现实大地和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王鼎钧、司马中原、萧白、张拓芜、许达然、林文义、林双不、萧萧、吴晟、阿盛等都潜心于乡土散文的创作。其中，王鼎钧、司马中原、萧白、张拓芜描写的是大陆故乡的风土民情，而许达然等本省籍散文家，立足台湾的历史和现实，刻绘的是“此时此地”的乡土。
生于鲁南乡村的王鼎钧，长于苏北农庄的司马中原，在诸暨山区牛背上长大的萧白和在皖南小镇油坊中度过童年时光的张拓芜，出生于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都在少年时代离家入伍，日本入侵的炮火搅散了他们童年的梦幻，使他们过早地体验了人生的坎坷和世事的沧桑。人到中年，他们回首往事，不禁百感交集，思绪万千。王鼎钧说：“大家初来台湾的时候思乡说愁甚为盛行，十几年后（指70年代初--引者）， 乡愁有渐成禁忌之势， 我这个后知后觉还拿它大做文章。”又说：“我写乡愁比人家晚，如果乡愁是酒，在别人杯中早已一饮而尽，在我瓮中尚是陈年窖藏。”“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思乡不需要奖赏， 也用不着和别人竞赛 。” 从他的散文集 《碎琉璃》、《情人眼》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家乡记忆中，不仅是一人一家的得失祸福，更有一个大时代中全民族的悲欢离合。以长篇小说享誉台湾文坛的司马中原，在70年代也开始大量地创作散文，出版了《云上的声音》、《乡思井》、《月光河》等散文集。作者在《乡思井》的后记中说：“这些散文，在风格上是苍莽沉郁的，有一种天地低昂的调子，尤其是对于童年的乡土，有着深深的追怀。”在《月光河》的序言中，他又说：“《月光河》这个集子，最能显示我生命成长的痕迹； 我藉着它召唤记忆和印象， 藉着它标明我的心志和愿望，每一篇章都凝有我生命情感。”萧白较早开始散文创作，尤其是70年出版了十余本散文集。他自称是山林来的人，“我在农村里出生长大，我生长的那个农村既古老又多山，所以从小最熟悉的是山林、田野、小溪流；是两条脚沾满泥土的农夫，负薪而归的樵子，骑在牛背上弄笛的牧童；是灰败陈旧的高大屋宇，以及许许多多流传下来的故事与风俗”，因此，他的散文留下了故乡的种种侧影。被余光中称为“后起的‘老秀’”的张拓芜，70年中期因中风半身不遂,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完成了“代马五记”：《代马输卒手记》、《代马输卒续记》、 《代马输卒余记》、 《代马输卒补记》、《代马输卒外记》，他的这些散文，一半是军旅生涯点点滴滴的回忆，另一半则是写“穷困、闭塞、落后、淳朴、宁谧、好山好水故土泾县的种种”。台湾学者认为张拓芜“以自己的脚步，丈量自己的生命。他以拙朴的语言，活化的意象，刻划着在雪泥中留下的鸿爪，他的散文，就是这时代的血泪写照。他没有风花，没有雪月，有的只是血与泪孕育成长的生命”。
许达然、 林文义、 林双不、 萧萧、 吴晟、阿盛等省籍散文家的出现，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标志着省籍散文家从此开始在台湾散文界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他们把笔伸入社会现实底层，表现普通人的生活，使台湾散文题材内容单一的格局得到一定的改观。许达然总抹不去记忆深处故乡那 “蜿蜒伸进草地的土路”， 他认为是故乡的土，那卑微质朴而又缄默执拗的土塑造了他的性格，所以“土成了我的肤色。肤色是我的卡其衫裤，穿着进历史系读土色纸”，“对于土， 掉落脐带的我们是断不了奶的孩子”。 许达然著有散文集《土》、 《水边》、 《人行道》、《防风林》等。林文义1971年在《联合报》副刊发表散文处女作，当时作品偏向浪漫唯美，后曾停笔两年反省沉思，从此他的散文风格丕变，取材集中于“实际生活所真正触及的，所深自省思的，所为之震撼、感动的事事物物”，因而展示出一个繁复多姿的现实世界。台湾评论界认为，他散文的题材和结构为现代散文另辟蹊径。 林文义著有散文集 《山脉一九七三年》、《从淡水河出发》、《走过丰饶的田野》、《大地之子》等。林双不的散文正视社会现实，描写那些出身卑微的劳动者的生活和感情“平实中有深义， 笑声里含泪痕”。 他的散文集有《山中归路》、《古榕》、《在斜阳外》、《事事关心》等。萧萧出生于彰化朝兴村，那是一个典型的台湾农村。萧萧写下一系列“朝兴村杂记”，记述了几十年来台湾乡野的真实面貌，描绘了农家的辛苦勤勉和奋斗史实。这些散文满溢着泥土的芬芳，是农村社会有情的记录。萧萧的散文集有《来时路》、稻香路》等。吴晟幼年失父，家境贫寒，省立屏东农专畜牧科毕业后又回彰化乡下务农。他与泥土为伍，因而他的作品浸透着对乡土的深厚感情和体验。他在《农妇》、《店仔头》等一系列描写农家生活的散文集中，怀念旧时乡村淳朴的人文风习，对都市文明入侵后给乡村人际关系带来的破坏深为痛心和不安。阿盛从1977年开始陆续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联合报》“联合”副刊上发表散文，至今已出版了《唱起唐山谣》、 《行过急水溪》、 《吃饭族》等散文集。就主题而言，阿盛散文紧紧扣住的是“土地”和“人性”。他在《土地没有规矩》一文中说“创作不应是架空的，正如同画出来的禾穗无法收割，离开土地和人性，则文字只是虚幻游戏。”由于阿盛从小是在乡村度过的，他要表现其“土地”情结，很自然地就从自己的童年记忆写起，他既描写麻雀、 田鼠、 木麻黄等乡村物事，也叙说父老兄弟、族亲师长、左邻右舍等乡村人事。而且阿盛较好地将方言口语融入现代语汇中，使他的散文不仅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而且还形成幽默、老辣的文体风格。八十年代，台湾散文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台湾散文家的创作视野更为扩大，散文体式也日趋多元化，都市散文、山林散文、环保散文的出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另一方面，由于大众文化的流行，带来文学消费现象的出现，导致散文的严重异化，大“短小轻薄”的作品充斥市场，对散文创作形成巨大的冲击和破坏。
对于台湾大部分购买文学书籍(包括散文集)或浏览报纸杂志的读者来说，文学只是用来休闲的消费品，他们希望花少许时间、力气与精神就可以读完一份作品。据台湾学者郑明娳介绍，在媒体和出版社的导引下，80年代台湾散文逐渐形成迎合读者口味的四大特点：(一)字数要少。读者没有时间对散文细嚼慢咽，所以希望作家提供简食快餐，结果导致各种札记体、笔记体、警句体、短书体的散文集大量出炉，报纸副刊也竞相刊登短文。（二）文意要浅。读者把文学当成休闲之用，所以文章的含意越明白浅露越好。它甚至也影响到散文的题目和书名。80年代初期的散文集《花之随笔》、《紫色小札》、《有情岁月》等等，书名与内容一样典雅可观；可是到了80年代末期，读者似乎更偏爱像《我曾经那样仓皇失措的想着你》（小野著）、《婚姻最近缺货》（温小平著）、《永不止息的爱》（凝川著）等开口见喉的书名。（三）影像要多。文学书籍的影像造型偏重文字的美感排列和大量精心设计的插图，甚至刻意把作者的照片美化加工后，插入正文，结果书中文字大量缩水，正文反而沦为整本图书包装设计的配角。（四）内容要熟悉。读者看书，不但要求“速食”，而且要“速饱”，那些泛谈爱情人生的情趣及哲理小品最受欢迎。 于是， 80年代台湾文坛的消费环境导致一种讨喜的散文模式的诞生：“短短的篇章、甜甜的语言、浅浅的哲学、淡淡的哀愁和帅帅的作者”。而且一部分散文作者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很少潜心追求与探索散文艺术，反而成了“消费性作者”，一旦成名，便大量复制同样题材的作品。如林清玄自1979年获《中国时报》文学奖散文优等奖崛起后，在80年代出版了二十余散文集，每本字数不多，且有不少重复。因此，散文作者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尚未成名之前，如果不跟着潮流走，几乎出不了头；一旦出了名，又如演员般被定型，苦于不得脱身。这些都严重影响和制约台湾散文的发展。
八十年代，台湾社会都市化程度更为提高，正经历着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过渡。随着都市化的快速进程，描写都市生活题材，表现崭新“都市精神”的作品，逐渐取代了乡村题材作品而成为文坛主流。标举“都市文学”旗号的林燿德认为，“都市文学”并非拘限于与“乡村”对立的地域界限内的文学题材，也不只侧重于描绘外在的都市景观，而是“主要表现人类在‘广义的都市’下的生活情态，表现现代人文明化、 都市化以后的思考方式， 行为模式；它的多元性、复杂性、多变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林燿德、林彧、杜十三、简媜、张启疆、周志文等人创作的都市散文开始崛起，郑明娳称它是散文界“一支突起的异军”，“在中国散文史上却有革命性的意义”。
八十年代由于台湾工业的畸形发展，环境污染、自然生态受破坏日益严重，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1984年，龙应台在她那篇著名的杂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就曾写道：“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 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 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针对这一现状，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的环保文学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构成八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一大特殊景观。它几乎囊括了所有文体，而散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作家有刘克襄、陈煌、洪素丽、杨宪宏等。刘克襄十数年如一日地历遍台湾的山山水水，从事鸟类的观察、摄影和报道，著有散文集《随鸟走天涯》、 《旅次札记》、 《横越福尔摩沙》、《台湾旧路探查记》等。他表示，通过这种耐心的等待和观察，人类不只是增长了鸟类知识，而且培养出崭新思路，认识自己在自然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原本具有的原始性，从“重新获得对其他事物的亲切与关爱”，并且从鸟类数量锐减、栖息环境恶化等现象中，感受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现实，进而认识到人类长远的环境危机。陈煌、洪素丽等人的生态散文也常有类似的主题，甚至十分相似的亲炙自然的角度和方式。如陈煌《人鸟之间·冬春篇》即为作者独自潜入“野鸟新乐园”，观察鸟类生活情景及搜索生态破坏事实的记录和感怀。与生态环保散文相类似的，有陈冠学、孟东篱、粟耘、陈列等人为代表的山林散文，他们以隐逸的心态面对大自然，侧重于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和谐。如陈冠学的《田园之秋》以日记体记录田园中的动植物等生态景观在一年四季中的变迁，作者有意把自身融进大自然，追求生命的宁静与均衡。又如孟东篱的《滨海茅屋札记》、《野地百合》，粟耘的《空山云影》、 《寸园随笔》， 陈列的《地上岁月》、《永远的山》等，都讴歌自然山水、大地田园，思考着人与大自然的对应关系，接近梭罗的《湖滨散记》和吉辛的《四季随笔》中的意境。他们的作品对于忙碌的现代都市人来说，不啻是心灵的一帖清凉剂。进入90年代，台湾散文不仅在主题、技巧上有新的突破，而且在书写模式方面也有新的跨越，呈现出开放的文学观念和崭新的审美视角，为二十一世纪散文的发展作了有益的尝试和可贵的探索。首先，在题材的选择上，台湾散文家不再像以往那样单从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下笔，而是逐步走向专业化、系统化。令人瞩目的散文新类型有旅游散文、专业散文、族群散文等。其次，迈入后工业社会之后的90年代，台湾各种影像模拟媒体和多媒体传播体系加速发展，一方面威胁着传统文学的生存，另一方面却也为文学注入新的血液，拓展了更多重的书写空间，电脑网路散文的出现便是一个例子。
旅游散文当然是由来已久，不过，大量以旅行见闻为题材的作品涌现于报端、出版物，却是80年代后期的事。1979年，台湾才开放出境观光，在此之前能够外出“看世界”的人，只局限于少数留学生、外交人员和异国婚姻者。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三毛有关异域的散文作品《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哭泣的骆驼》、《万水千山走遍》等，让许多渴望了解异国文化的台湾读者大饱眼福。1979年开放出境旅游， 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 使台湾居民外出旅行之风大盛。据统计，90年代,台湾每年有500万人次出外旅游，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位到过外国。在旅行宛如“全民运动”的90年代，旅行经验的普遍使得旅游文学的创作者日增，报刊媒体也开辟大量有关旅游的版面，如 《中时晚报》 时代副刊的“风景明信片”专栏，《明道文艺》的“游记行脚”专栏，《幼狮文艺》的“双人记”专栏，《联合文学》的“旅游文学”专栏等。特别是一批年轻作家怀抱梦想，跋涉于世界各个角落，写下一篇篇题材新鲜、有趣动人的散文，引领读者进入不同的国度、城市和角落。在纽约，“一切不安定、喜好挑战的嗜血灵魂，都深深地被这儿多采多姿的自由所蛊惑”（郝誉翔：《毁灭与新生——我的纽约记忆》）；在香港，“夜晚的高下相间楼群莽林，指出了山的形势，隐隐道出香港‘人与天争’的雄奇却又不得已境”（舒国治：《香港独游》）；到了大阪呢？“在日式料亭点东西的时候，常常因为同是使用汉字而致生误解，叫了一桌子全然难以下咽的食物”（雷骧：《冷酒》）；在印度的大吉岭，“从十一月到隔年二月，在晴空湛蓝的冰冷干季里，由于可以清楚远眺喜马拉雅山的一木一石，让人清醒得像是走在林布兰写实基调的丰富调色盘中，这时候的茶味，会让市井的凡夫俗子，也有刹那间似乎拥有欧洲艺术大师的浪漫洒脱”（褚士莹：《好人一生平安》）。同时，旅游散文较过去的游记也有“质的沉潜”。传统游记结构固定为描写游览时的天气、名胜、掌故及少许旅游者的心情，而旅游散文则摆脱走马观花式的旅程叙述，充满着旅游者更深刻的文化体会。正如作家杨泽所说：“它不单是作者在文明边缘流浪的所得所闻，也是一种努力追求和异地、异文化对话的文体。”
专业散文如运动散文、音乐散文、海洋散文等的出现，不仅开拓了新的题材和类型，使散文的天地较以往更为辽阔，也使未来散文的发展充满更多的可能性。和过去一些提到运动的作品不同，运动散文完全以运动为主题，而且作者也是个中行家，精确地评判，专业的分析，加上原本流畅的文笔，使运动散文逐渐风行。萧萧在编选《八十二年散文选》时，第七卷就以“运动散文”为名，收入四篇文章：亮轩谈国际马拉松比赛、刘大任谈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廖鸿基谈海钓、刘克襄谈职业棒球联赛。此外，全书以运动为题材的散文集也开始出现，如刘大任于1995年出版的 《强悍而美丽》 一书，内分篮球、网球、乒乓球、钓鱼、狩猎、足球几类，描写运动员“强悍而美丽”的求胜斗志和运动生命。张启疆分别于1996年出版的《运动大乌龙》、1997年出版的《六点半男人》，则以趣味的笔法，着重描写风靡台湾全岛的职业棒球联赛的方方面面。庄裕安、吕正惠等人的音乐散文创作，也日渐受到读者欢迎。庄裕安著有《一只叫浮士德的鱼》、《寄居在莫扎特的壁炉》等，写出聆听世界音乐大师作品时的感受、思绪并加以学术性的分析或知识性的介绍。1994年台湾“吴鲁芹散文奖”授予他时，评委们特别提到他散文创作的特殊人文价值：“他作品中用力最多的旅行和音乐题材，虽在过去散文领域中常见，但在庄裕安集中火力经营，以他特有的幽默、诙谐的笔调，加上随时跳动着知识与智慧火花的文字，使人耳目一新。……除了文字风格和题材不落俗套，庄裕安对音乐、旅行……等题材的持续关注和处理，对现代社会也是健康、明朗的启发，值得鼓励。”海洋散文的代表作家是廖鸿基和雅美族的夏曼·蓝波安。廖鸿基高中毕业后，当过五年渔民，现为台湾寻鲸小组负责人，著有散文集《讨海人》和《鲸生鲸世》。前一本书，作者用人类独特的海洋经验，去展示海洋的“壮阔和危险、晃荡和幻灭”；后一本书，则在对八种鲸豚作了详细的跟踪调查的基础上，作者用亲切动人的笔调为它们立传。同样以海洋为主题，夏曼·蓝波安所写的 《冷海情深》 展现的却是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生活画面。蓝波安在都市谋生受挫后，回到兰屿，像他的雅美族祖先一样，学会潜水射鱼以养家糊口，并且“顽强而尊严地立足于人类原始生产者的坚石上”。因此，何寄澎认为：“这里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台湾人’情调：同样跨越海洋文学和自然写作的质素，由媒体赞助甚至包装，《鲸生鲸世》或许流演成为通俗消费赏鲸文化的时尚读物；谈飞鱼、鬼头刀鱼、浪人鱼参、大龟鱼的《冷海情深》却是养儿女保妻子的生存斗争，那‘美好的仗’也许廖鸿基已经‘打过了’，而蓝波安却正迎向前去。”
当网路成为当代不可或缺的传播新形式后，有别于平面媒体，以其声光效应、迅速、匿名等特质，“制造思路跳接、语意断裂，却又可能机巧横生的新书写”。于是，综合了文字、图形、动画、声音的网路文学诞生了。创刊于1996年11月的“涩柿子的世界”，是台湾著名的实验文学网上杂志，它集合了多种体裁的创作，有长篇章回实验虚拟历史小说、短篇小说、小品、散文、新诗、前卫乐评、画作和虚拟文字游戏等。其中“印象书”是个前卫小品、散文分页，主要内容有关现代文明、 新食主义、 广告文化、新方言、古今眼、文化随想等，随意、人文气是其最大特色，其中也不失对当下应景文化尖刻的批评。 所有文章按风格分别归类在《那个地方》、 《这个城市》、《第三城》、《Village》四个栏目中。 “涩柿子的世界”网主是毕业于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历史学博士曹志涟，他在谈到网路文艺的新方向时认为：“多媒体的语言意味着表达形式的错综质感，意味着错感、通感，意味着语境的多变和复杂，意味着拼贴的美学，时空压缩，象征错置，时空消失，象征在此时此刻开始新象征——一种涩的‘文’。”“涩柿子的世界”的缘起即来自他的新文化逆反情绪，针对时下文学界媚俗现象，他提出了反媚俗、反主流、反盲目崇拜欧洲文化、 反学院派、 反为取悦不知名的“大众”而一定要写得“让谁都懂”的“通俗”主张。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不惜一“涩”，这“涩”不是“艰涩”、“苦涩”，也不是“晦涩”、“青涩”，而是“纯涩”，即“涩”是“没有苦辣，不可言喻，深不可测，卡着不肯走的够呛， 摩擦人的感觉和理解， 刺激人不断试探，创新，自我挑战， 发展出新抗体”。 他认为假设人都有追求好东西和新感觉的潜能， 身为信息时代的文字工具者， 是有责任提供一些人们现在都不懂，将来都会懂的，或者现在不习惯，将来却会喜欢的新文化内容。对于前卫的网路文学，台湾文坛褒贬不一。欣赏者认为“活泼生动，兼具声光之美和新奇的创意，常能让人在出乎意料之外还能延伸出极大的想象空间”，而且“提供了突破艺术规位限制的阅读经验，开创了新文类的阅读型态”。批评者则指责道：“网路的发达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捧书、眉批的情景少见；电脑并创造出一种无法成为文体的破碎语言， 重创中国几千年发展出来的语言文化， 也改变了文学， 因为文学的单位就是语言、 文字，中文品质败落虽然是既有趋势，但电脑加快了它的速度。”“图像使用的泛滥也简化了文字，造成广告语言、电报语言和破碎语言的出现。某方面来说这是退化，好比远古时期原始人以图画传播一样。”但不管正反双方意见如何不统一，大家却都一致认为电脑将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