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讲 最具香港特色的“框框杂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呈多元化发展，“香港经济逐步逍遥高飞， 而报刊上的专栏文章和经济比翼， 很有百花万草齐放的灿烂”。报刊由专人执笔的杂文栏目逐渐发展壮大和多元化起来，香港学者黄维樑指出：“自一九七○年以来，报纸和杂志上的框框杂文，作者日多，读者日众，也许称得上香港文学中最重要的文类(genre)。这些框框杂文，每篇短则二百字，长则千字，无所不谈，充分表现香港这个自由开放社会的精神。香港报刊每天登载的杂文，字数不会少于半部《红楼梦》。”到今天，打开香港报章，由固定作者占据一框一栏的局面比比皆是，而多彩多姿的杂文专栏也是每张报纸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著名的杂文副刊有《快报》“快活林”、“快人快语”、“快趣”、“快餐”，《东方日报》的“龙门阵”、“青春家庭”、 “开心坊”、 “时代讲场”、 “写意廊”、 “都市脉搏”、“青心直说”，《星岛日报》的“星辰”、“星象”，《星岛晚报》的“星晚”、“港谭”，《新报》的“海天”，《大公报》的“大公园”，《香港时报》与《中报》的“笔阵”，至于《明报》和《信报》，则没有特别的杂文副刊名称。报纸以外，连许多娱乐性的“八卦”周刊也都刊载杂文，如《亚视周刊》有 “精英集” 杂文专栏，《大众电视》有“大众情怀”杂文专栏，等等。
关于香港杂文繁荣的原因，许多论者都认为这是香港特殊的思想环境、文化气候、出版条件、阅读习惯，特别最主要的是言论自由，再加上经济繁荣等综合的产物。专栏作家南思在《香港，香港》一文中指出：
香港有自由， 有富人吃鲍翅、坐轿车的自由， 也有穷人粗茶淡饭、搭巴士的自由。 但绝没有被随意抓去“坐牢”的自由， 也没有“构陷加罪”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有其“言论自由”。不管是左中右人士，都允许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发表言论的自由。热中政治的，可以樽前论时事，甚至唾沫四溅，面红耳赤；不问政治的，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他娘屁事，没有人横加干涉。
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 香港杂文作者可以畅所欲言，没有禁忌。举凡政治琐议 、时事怪论，科学漫谈、学术争鸣,历史掌故、文化动态，读书随笔、旅游散记，日常琐事 、风花雪月,都能涉笔成章，无所不谈，真个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成为杂文驰骋的广阔天地。而且，香港社会始终处于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调和和融汇之中，都市文化灵活时新，港人因此习惯了“群言淆乱”而不必“折衷于圣”，习惯了姹紫嫣红而很难欣赏满园一色。香港作家阿浓说：“香港的专栏文字，各有自己的风格特点，说得上百花齐放，繁华富丽。” 黄维樑也认为： “香港杂文的内容，极为丰富多样。 有严肃载道的，也有轻松言志的； 有的大至宇宙，有的小至苍蝇；有的是‘个人社论’，有的是谈艺录；众专栏作家有的摆其龙门阵，有的‘八卦’一番，gossip一番。有的如蒙田（Montaigne)那样写个人情绪变化，有的则如培根（Bacon)那样提供知识和智慧。”许迪锵更具体指出：“与各种内容一并展现的，是种种不同的风格。李国威的不事雕饰、绿骑士的亲切、陈辉扬的雅致、陆离的直率、康夫的苦涩、肯肯的轻灵，都是作品上鲜明的标签。于辛其氏因事见情，感慨系之传统写法之外，亦有游静无一定起承转合可寻的现代感。戴天每出之以寓言而极尽挖苦能事的评议，与张文达的婉讽和平实，各具面貌。即使如女作家中，既有钟晓阳的摇曳生姿，亦不乏柴娃娃的爽朗明快”
杂文本来又叫 “千字文”， 可是香港的框框杂文愈来愈短， 从六十年代的千字专栏，到七八十年代的半千字专栏，甚至二三百字专栏，越写越短。 “报纸副刊专栏化之后， 一千字以上的杂文就不多了。 触目的框框， 多半在五百字上下，而短到一二百字的也不稀奇”，“各栏的字数是少了，文章是短了。朝小挺进无疑是专栏文章二十年来的大势”。方块日小，栏目日多，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都只争朝夕，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最多的事情，香港人在忙碌倥偬之际，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阅读长篇大论，而短小的框框杂文，则成了他们寻求资讯、调剂精神、获得情趣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也因为香港人越来越接受思想与风格的多元化，喜欢倾听不同的声音，因此，报纸编辑想容纳较多作家的作品，使副刊杂文阵容更为鼎盛，便把版面越分越细，越划越小。对于框框杂文的短小形式，专栏作家和学者都谈到了它的利弊。阿浓认为“文章短的好处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简洁明快，没有那么多的转弯抹角、婆婆妈妈。” “文章短的坏处是缺少了细致的描写、 缺少了匠心的经营， 往往有骨而无肉， 容易流于干枯； 一览无遗， 谈不上委曲多姿。”梁锡华则指出：“杂文的短化，往往意味杂文的劣化，因为说到底，（识浅才疏的作者不论），即使翰墨高手，也难以在三四百字之间做到浓缩意念而能畅尽所怀。过短的文章会困锁才情是不争的事实；一个人长期处身文字小圈，到一天，习惯了，惰下来了，筋骨松了，头脑钝了，要再大展身手就难乎其难。这是对作者的大不利。对读者来说，短文像糖果，长期吞吃，营养是不足的，更无所谓欣赏力的提高了。”因此，香港专栏杂文虽然篇幅短小，如果要求它简练精悍，轻盈灵动，内容丰富生动，别开生面，写作的时候，作家必须要“大狮搏象全力，搏兔亦用全力”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的艺术境界。
现代杂文大师鲁迅认为，杂文是“匕首”、“投枪”，是促进社会进步变革的有力武器。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杂文的社会作用依然存在，“我们不一定要使它成为所谓投枪与匕首，但总该使它成为一点照亮幽暗的光明。 不论是慰藉之光， 勗勉之光，知识之光，智慧之光，都是一个清明健康的社会所需要和宝贵的”。可是，在香港这个“边缘城市”，长期以来，港英政府的殖民政策淡化了它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 杂文作者较少 “道德和民族的负担，也较少文化使命感”；况且，在香港这样一个商业社会里，作家的写作很容易为读者的趣味所左右。黄维樑就曾说过：“时下本港报纸的好些方块文章，喜欢记述名流巨公、 俊男美女的言行。 某某富户如何把门窗镶金镀银，以竞豪奢；某某贵妇如何以千万元购买皮草钻戒，以相炫耀；某某公子如何香车美人，傲视同侪； 某某与某某仳离， 某某与某某相好，也都在报导之列。有人批评这类社交专栏作家的文字，说是揭秘文字，以满足读者的窥秘欲为目的。”因此，“目前香港的杂文，一般来说，没有成为文化的先锋和社会的明灯，而某些文章，反沦为浅薄无聊的标”。香港杂文如何不沦于媚俗而又能在现实中保持一定的清醒，进而指引千万读者走向真善美的精神境界，是所有杂文作者都应关心的一个问题。 鲁迅在谈到他怎么做杂文时，还说过： “‘杂文’很短，……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 要不然， 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可是香港用心写作的作者日见稀少，不少人抓起笔来就写，全无结构、章法，也不讲求修辞、文采，总之填满框框格子便算， 因此， “使杂文丧失了精练、有力、机智、启发思考、含蕴感情等等良好特质”。这是由于香港许多杂文作者以写作专栏为生，有人最多一天要写十八个专栏，有量无质。再加上商业社会中，阅读属于一次性消费的“娱乐阅读”，大部分人对于专栏文章不求什么真正的文化精神食粮，只需点入口毋庸咀嚼的软性小吃聊济饥肠就算了。因此，专栏杂文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往往“略输文采”，甚至 “略无文采”。 当然，香港也有如小思那样严肃的作者，“不以写方块谋生，不求多产”， 她的文章构思严谨， 笔路绵密，文字精致，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底蕴和哲理品格，“为香港报纸的‘块块框框’专栏做了一个证明： 那也是文学， 至少那里面也有文学，而不全是咬了片刻就必须唾弃的香口胶”。如果香港框框杂文作者都能做到“求少（写少些）、求慢（不要常常急就章）、求精（写得精致些）、求大（不要囿于数百字的框框，要兼写长篇作品）”，“‘长短由之’地驰骋其想象， ‘各体俱备’地试验其风格”，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香港框框杂文确实是“香港因为自己特殊条件而对中国现代散文的特殊贡献”。
香港作为国际性大都会，“在对外交际方面是非常开放的，资讯自由流通”，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加上它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于是吸引了世界各地大批华人学者汇集于此。 七十年代以来， 宋淇、金耀基、高克毅、余光中、思果、陈之藩、黄维樑、梁锡华、潘铭燊、卢玮銮、梁秉钧、黄国彬、陈耀南、刘绍铭、董桥、 张五常、 梁巨鸿、陈永明、周兆祥、刘创楚、黄子程、陶杰等人，或根生于斯，或从外而来，在教学、科研和工作之余，挥洒七彩健笔，“吐露心声心情，礼赞自然山水，议论社会人文，其感性有春花秋月的璀璨明丽，其知性有春秋史笔的中肯正义”，黄维樑认为： “这些散文中， 多的是当行本色的‘学者式散文’--也就是多学识而富机智的散文。……这些学者既埋首于象牙塔中，也徜徉于市井街巷，……他们是中国当代散文的名家以至重镇，不但驰名于香港， 于台湾， 甚至已享誉于中国大陆以至所有华人社区。”
香港学者散文风格多样，个性各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点，如知识丰富，视野开阔，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整个人类文明有一种深切的关怀，而且他们的散文融学养、智慧、才情、辞采于一炉，汇感性、知性、情趣、理趣为一体，具有很高的文学品位和审美价值。正如董桥在散文集《这一代的事》自序中所说：“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
首先，香港学者散文具有浓厚的书卷气。 余光中说： “学者腹笥充盈，下笔不免引经据典，或借古人撑腰，或找圣贤抬杠，于是论兼正反，文多波澜。”梁锡华也认为：“由于所受的是所谓学院式的训练， 我们这一类学院中人行文的时候， 特别从事散文或杂文的创作，不免有所谓 ‘掉书袋’ 的倾向。有些文友对此很反感，诋之为‘造作’。其实，香老大说香老大的话，臭老九说臭老九的话，这原是十分自然的。东施效颦，那才是‘造作’。……如果有学者说话写文章像个幼稚生， 他有这点自由， 但他按着自身的学养而发言而动笔，肩上挂的是书袋而掉的是书袋，世人大概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勉强他掉钱袋、公文袋、旅行袋或玩具袋的。”确实，学者散文家首先是学者，是各个学科的专家，如金耀基是社会学家，陈之藩是电子科学家，高克毅、余光中、思果、梁秉钧、黄国彬是翻译家兼评论家，梁锡华、黄维樑、卢玮銮是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张五常是经济学家，等等；其次才是作家，他们兼有学者广博的知识和作家卓越的才华，因此他们写起散文来游刃有余，并呈现出高雅的文化品位。黄维樑把学术论文当“主要产品”，而把自己的散文创作称作“副产品”，他的一本散文集就叫《我的副产品》。他说自己平时“以无穷的学问为题材，尝试用生动亲切的文字，以短小的篇幅，写其一点一滴，发表在报纸上或杂志上，有助于文化的普及”，他的这种以普及文化为使命的文章，就是富有知识性和书卷气的学者散文，是“对社会、国家以至人类文化沉思冥想后真切的记录”。
其次，香港学者散文兼有情趣和理趣之美。一般来说，学者散文重知性，尚理趣，但这并不意味着摒弃感性，缺乏情趣。董桥的许多散文既显出中国人的智慧，又不乏英国式的幽默，他的《一室皆春气矣》 写当代的人情不是太浓就是太淡， 话里话外颇有情趣和理趣：“太浓，是说彼此又打电话又吃饭又喝茶又喝酒，脸上刻了多少皱纹都数得出来，存在心中的悲喜也说完了，不得不透支、预支，硬挖些话题出来损人娱己。友情真是身外之物了，轻易赚来，轻易花掉，毫不珍惜。太淡，是说大家推说各奔前程，只求一身佳耳，圣诞新年签个贺卡，连上款都懒得写就交给女秘书邮寄，收到是扫兴，收不到是活该”潘铭燊被余光中称作是一个“情趣与理趣兼长，见解与想象并高的小品妙手”，他的小品文集 《人生边上补白》 系模仿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之作，同样“兼有理趣和情趣”。如钱钟书写过一篇《窗》，认为窗子和爱情大有关系。潘铭燊则在《窗和爱情》一文中加以发挥：
窗子的爱情表面看来是男子采取主动，不然哪里来的筋力胆识精神气魄呢？但是，假如从街上园中作人望高处的仰瞻，但见交疏绮窗风吹帘栊，有什么好攀爬的？必须窗框里镶着一个玉人，甚至半只玉臂搁在窗外，甚至轻启朱唇盈盈一笑，那才叫做有了思春的信息，像《红楼梦》 中栊翠庵里生向墙外的红梅。 窗既然打通窗外窗内的世界，那么里头的难堪寂寞的心灵凭藉着窗子向外传递消息，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假如你问：“为什么要窥窗呢？窥门不更直接吗？”那我只好赠你一句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的结尾诗：“不晓风流莫妄谈。”试把《古诗十九首》中的名句“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改成“盈盈楼下女，皎皎当门户”，那真难堪到极点。凭窗的爱情是高蹈的，倚门的爱情是乞求的；凭窗所以暗示，倚门则是明言；凭窗是寄意，倚门是卖俏（或卖笑）。
潘铭燊的文章与钱钟书的同样观察敏锐，刻划深细，幽默风趣，妙语如珠。
最后，香港学者散文文笔优美，辞采飞扬。黄维樑说：“我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文字清通之外，还加上些文采。……适量而恰当的典故，贴切而力求新颖的比喻，一语双关或字字牵连的机智，都是我所谓的文采；严谨的、前后呼应的组织布局，也算在内。”以黄维樑对“文采”的要求来看一看他描写书房的散文名篇《车喧斋》，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其中的语言艺术魅力：
我面对四壁图书，燃起烟斗，为多年来真正书房的落实而欣慰。书桌和书架，全是国货和港货，其朴素处和北欧名产的华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不过，唯其朴素，才会使书斋的主人注意书，而非只欣赏书桌和书架；唯其朴素，才使书斋主人可仰望陶潜和梭罗的遗风。杜甫登大雁塔，有诗遣怀，感叹“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从前我一踏入不是书斋而闹书灾的书斋，即每有“书山常凌碎，中西不可求”的太息。陆游爱读书而不善理书，其书房乱如书巢，正与我同病相怜。我想书生“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情有可原；但连正书斋这小乾坤的力也没有， 就似乎罪无可恕了。 在六十平方的小房间里，放六个向天花板发展的书架和一张书房，是不容易的事。可是，我终于井井有条地放了。古典文学、 现代文学、 外国文学、文学批评、语法修辞等，据我自己而非图书馆认可的分类，各安其分，各就其位，告别了无政府主义，告别了书灾。
余光中、 梁锡华、 董桥、金耀基、卢玮銮、潘铭燊等人的散文创作，同样在遣词造句上颇见功力，他们的散文佳作文采斐然，风格多样，或豪放，或幽默，或飘逸，或儒雅，或隽永，或冲淡，卓然成家。
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散文界， 女性作者很少，知名者不过十三妹、李素、农妇几人。可是，到了七十年代，女性散文家异军突起，活跃在香港文坛上。 最早崛起的是1974年4月开始在《星岛日报》上写作“七好文集”杂文专栏的柴娃娃、杜良媞、圆圆、小思、陆离、尹怀文、 亦舒、 蒋芸、秦楚等人。黄维樑在评论她们的作品时指出“她们走在一起竟没有成墟，没有道张三长李四短，没有闲聊，没有‘八卦’，这几乎是令人吃惊的事。……她们写的，虽不是什么鲁迅风、 钱钟书风、 邓拓风杂文，但竟然有很多篇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批评。”在“七好”之外，李碧华以她的尖锐笔调和鲜明感性，引起广泛的注意；黄碧云和游静“另起炉灶”，尝试“透过独特的、个人的精神不平衡的经验，以文字重现一种有普遍性的集体不平衡状态”，充满了新的反省和新的思考。而林燕妮、何锦玲、李洛霞、孙宝玲、白韵琴、西西、钟晓阳、谢雨凝、西茜凰、吴煦斌、方娥真、王璞等人，不论写身边琐事，还是谈社会人生，或开掘心灵世界，都个性活现，代表了城市女性的不同形态，显示了香港女散文家的创作实绩。
香港女作家方华曾在散文《短歌微吟》中说过这样一番话：
这一个时代，是一个难于缄默的时代，尤其懂两个字，可以吞吞吐吐模糊表达一下的人，总是不甘寂寞，对这个那个诉说着。这也是为什么报纸副刊永不愁没有人填专栏框框的缘故，每一个人都急切着要告诉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认识那个人不认识那个人，人人忙于展览肚脐眼。拥挤的时代，忙乱的时代，生命大规模的生产，灾难也是大规模的发生。生命毫无保障，说不定那天走过骑楼底，一个瓶砸下来，那时还说些什么呢？薤露一般的人生，偏又逢着风雨飘摇的时代，谁个能不急于一吐为快呢？所以我们忙不迭写散文、杂文、小品，谁个还去长篇小说一番？
而据黄维樑对1985年3月8日香港13家有代表性的报纸副刊和“三八妇女节”前后出版的16家刊物所作的一次抽样调查，这一期间仅女作家撰写的散文作品（不包括介绍烹饪、译述健康和心理问题、推荐唱片和影片的文章等）就有86篇之多，可见香港女作家确是“难于缄默”、“急于一吐为快”的。至于“人人忙于展览肚脐眼”，倒也道出了香港女作家的散文常常取材自日常琐事，着笔于事物细处，而呈“俗、小、杂、碎”的特点。不过，女作家方娥真在《肚脐眼》一文中认为：“初写作时，写自己熟悉的身边琐事没有什么不好。”“初写作的人应该多写身边熟悉的风花雪月，连身边事都写不好，就想写身边以外的事，那是好高鹜远。”她并且说：“只要写得好，身边琐事也一样可以是好文章。自爱的作者自然会懂得超越这个阶段。”确实，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透彻的洞察力，一些女作者很容易在她们的散文创作中就事记事，就事论事，把鸡毛蒜皮现炒现卖，牛溲马勃诉之笔端，妇姑勃谿充斥纸上。但是，高明的作者往往“超越这个阶段 ”， 她们“静观万物， 摄取机微， 由一粒沙子中间来看世界”，即使题材琐碎细小，“仍能表现作者伟大的心灵，反映社会复杂的现象”，把“普通不被人注意的东西”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如女作家小思，她的一些因物悟理的小品文，因小见大，意境深远，被认为在“七好”中， “脱颖而出，是写得最好的一位”， “就文字典雅、描绘精细而言，小思的咏物小品是可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绿》等相媲美”。她在《盆栽》中写植物被左盘右曲，很有老树虬枝的妙处，殊不知“恐怖和凄凉”都尽在这“微妙处”：
树的本身，没有选择姿态的机会，甚至根本不知道原来该有选择的权利。由于惯受铁线的摆布，又很“自然”的跟着生长，还以来自己很自由地活着。有什么比受了摆布束缚，还以为很自然很自由来得更恐怖？更凄凉？万一，树醒觉了，要求自由，顺自然姿态活下去，栽种者大可理直气壮地说：“谁不给你们自由?生命掌握在你们手中，你绝不可能要求别人给你生存权利，自己争取呀!何况，看来叶繁枝茂，不是活得好好吗？水份、土壤、阳光都充足，还埋怨干吗？”有什么比自己不争取生存权利， 人家又说你活得十分适意， 来得更恐怖，更凄凉？
小思的这篇文章，让我们想起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作者将惊人的奇思包含于信口信腕、无拘无束的文字里，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真可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小思以抒情的笔调、哲理的思维方式，表达她对日常生活、社会百态、人情事理的看法，她的文章除了保持一贯亲切、诚恳、悲天悯人的风格外，同时更流露出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