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中国现代散文概述（上）
中国是个散文大国，几千年来源远流长。不过，中国古代散文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趋于成熟和完美；另一方面，却也背上了许多包袱，形成框框套套，捆住了自己灵活的手脚。
散文需要变革，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外国散文的介绍，现代报刊的创办，适应除旧布新的时代需要，中国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空前未有、焕然一新的“质变”，开始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现代散文产生和成长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广泛开展、各种新文学形式蓬勃兴起的“五四”时期，繁荣兴盛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漫天烽火中拓展奋进，取得了“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语）的光辉业绩。中国现代散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尖锐批判古文家“文以载道”的正统观念和近世文坛的拟古主义文风，钱玄同则把那些死抱古文不放的旧文人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他们大力提倡平民、写实、求真、通俗的白话文学，现代白话散文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学革命”的呐喊中就有散文变革的呼声。刘半农在1917年５月号《新青年》上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最早具体论述散文变革的有关问题，并首先提“文学散文”的概念。 周作人在1921年6月发表的《美文》一文中，率先把文学散文称为“美文”。王统照在1923年6月发表的《纯散文》一文中，则把文学散文称为“纯散文”。他还借用美国学者的分法，把“纯散文”分为五类：一、历史类的散文，又称叙述的散文；二、描写的散文，包括状物写景一类的作品；三、演说类的散文，又称激动的散文；四、教训的散文，又称说明散文；五、时代的散文，又称杂散文。胡梦华在1926年３月发表的《絮语散文》一文中，着重介绍了欧美的Familiar Essay，称它是“散文中的散文”，“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这些理论主张有破有立，更新了散文观念，在散文的语言形式、文体格式、思想内容诸方面提出了革故鼎新的任务和要求，对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四”时期创立的新型散文有多种多样的体裁样式，以性质和功用区分，主要包括议论性散文和记叙抒情散文两大类型。
适应除旧布新、 思想启蒙的时代需要， 议论性散文率先兴起。《新青年》创办初期， 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的一些议论文，思想新颖，激情充沛，可说是白话散文的一种最初形式。《新青年》1918年４月号首先开辟“随感录”专栏，专登短小泼辣的议论文字，这些具有文学意味的杂感短评便是后来统称“杂文” 一类作品的先导。 继《新青年》之后，《每周评论》、《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以及《语丝》、《莽原》、《现代评论》等报刊，也竞相开辟杂文栏目，共同促进现代杂文的蓬勃发展。在各式各样的杂文作品中，杂文家不仅“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而且倾注了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探求民族解放之路的革命激情和理想愿望，同时还注重提高论辩说理的艺术性，努力形成各人的独特风格，使杂文有别于一般的论说文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鲁迅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众所公认的，他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山大师和最杰出的代表。此外，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陈西滢等人，也对中国现代杂文的创建和发展，有过一定的贡献。
记叙抒情的白话散文几乎与杂感短评同时发轫于“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早在1918年间《新青年》杂志上开始出现白话文学作品时，就有胡适等人的记叙散文和刘半农的语体散文诗试作陆续发表。只是杂感短评因其更便于从事除旧布新的工作而率先盛行开来，记叙抒情散文这时尚处于起步阶段。到了新文学运动由致力于“破旧”向致力于“立新”深入发展的阶段，记叙抒情散文的各种样式才快步赶上杂文的发展势头。
中国现代散文中的记叙抒情文，是以众多的记游之作开头的。游记、通讯一类文体适应社会开放、中外沟通的时代需要而迅速兴起，风行一时， 出现了一批游记名家和游记专集， 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和《归航》，孙伏园的《伏园游记》，谢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踪迹》，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徐蔚南和王世颖的《龙山梦痕》等。这些作品或介绍域外社会风貌，充满异国情调，或采写国内风土人情，各具地方色彩， 或以新的眼光领略山水名胜， 尽情讴歌自然美，都开拓了游记、通讯的新题材新境界。此外，早期游记体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些可称为“漂泊记”、“流浪记”的作品，如郁达夫的《还乡记》、成仿吾的《太湖游记》、倪贻德的《东海之滨》、陈学昭的《倦旅》等。这些作品侧重抒写作者的漂泊生涯、不幸遭遇及其不满现实、崇拜自然的浪漫感伤情绪，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和释愤抒情气息。
抒情性散文小品的勃兴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这时，思想解放运动波及全国，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新与旧、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等矛盾冲突相当尖锐。 觉醒的知识分子挣脱封建主义束缚，思想感情获得大解放，他们热烈追求新的人生理想，积极探索个人和社会的出路，但同时也“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鲁迅语），更真切地感到觉醒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更敏锐发觉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的尖锐对立，大多处于梦醒之后而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状态。这种社会心态促成了抒情散文的蓬勃发展。作家出自表达交流思想感情的内在需要，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抒情文体：
散文诗跨过幼稚的试作阶段，出现了鲁迅《野草》这样的艺术丰碑，和焦菊隐《夜哭》、 高长虹《心的探险》、 于赓虞《魔鬼的舞蹈》以及不少单篇的成功之作，标志着散文诗这种新创的抒情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抒情小品从《晨报副刊》 “浪漫谈” 专栏上起步，到《小说月报》“创作”专栏内的名篇迭出，表明它业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谢冰心《笑》和《往事》，许地山《空山灵雨》，是这时期最早的抒情小品名篇和“美文”佳作。随后，周作人陆续发表了那些影响很大的平和冲淡之作，朱自清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背影》和《荷塘月色》，王统照创作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瞑想小品，徐志摩在抒情散文中“自剖”心态，叶圣陶随时随地抒写日常感兴，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忆旧述感，郭沫若在《小品六章》中捕捉“牧歌的情绪”，俞平伯、丰子恺、梁遇春等人的随笔散文夹叙夹议，……在短短五六年间，抒情性散文小品领域就出现了名家辈出、佳作连篇、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盛况。
总体上说，自“五四”开始，记叙抒情散文率先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记叙抒情散文为文学散文主体的新的发展格局。这是“五四”散文艺术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散文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人们不仅用白话写作议论文、杂感文，而且用白话创作叙事抒情散文，不仅写得平易畅达， 自然活泼， 而且也能写得简洁缜密，优美隽永。白话“美文”的出现，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胡适语），显示了新文学的创作实绩。因此“五四”时期散文艺术的蜕旧变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现代散文出现过短暂的沉寂期。随着政治风云的突变和革命形势的周折，新文学阵营也在这个历史转变关头发生了激烈的分化： 一部分知识分子被大屠杀所吓倒， 开始动摇后退了，一部分文人则存心与当局采取同一步调；有些人处于苦闷与探索之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一批从政治漩涡中撤退下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则继续坚定地探索新文学的发展道路。作家的生活态度、思想立场、心理状态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当时和后来的散文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在20世纪20年代末“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鲁迅语）白色恐怖时期，新兴散文原先那种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阻遏，但正如政治高压遏制不了“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一样，现代散文的勃勃生机也是扼杀不了的，它在逆境中仍曲折生长，“仗着挣扎和战斗”（鲁迅语）走向新的繁荣。这时，杂感短评因为形势严峻，不能不由正面交锋变为旁敲侧击，由锋芒毕露变为隐晦曲折。散文小品领域也发生明显的分化和变化：茅盾等人的抒情小品曲折表达自己对大革命失败的情感经验和理性反思，沉郁顿挫，含蓄蕴藉（如茅盾的《卖豆腐的哨子》、《雾》、《虹》、《严霜下的梦》等，以个人抒怀方式和象征性意象表现革命低潮时期的精神苦闷，成为大革命失败后的时代象征）；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在《骆驼草》上开始改弦易辙，往闲适、趣味一路发展。游记方面出现了流亡、避祸、销忧之类的新内容，如阿英的《流离》、郑振铎的《海燕》、郁达夫的《灯蛾埋葬之夜》和《感伤的行旅》等。这种种变迁的迹象预示着20世纪30年代散文将迎来一个更为丰富复杂、五光十色的发展前景。
进入三十年代，伴随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各种散文全面复苏，新体散文萌生发展，散文界重新趋于活跃。以1932年底黎烈文接编并改革《申报·自由谈》、邀请鲁迅、茅盾等人为之撰稿为重要标志， 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兴盛期。 《申报·自由谈》继“五四”时期《晨报副刊》等传统，注重发表杂文、随笔、速写、抒情散文，汇集了许多散文作家。影响所及，许多大报副刊纷纷仿效，《中华日报》由聂绀弩主编 《动向》副刊、 《立报》由谢六逸主编《言林》副刊、《大公报》由沈从文、萧乾编辑《文艺》副刊，都为散文广开门路。专注于散文的刊物有《涛声》、 《新语林》、 《芒种》、《太白》、 《水星》、 《杂文》、《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文艺风景》、《天地人》、《中流》、《光明》等等， 1933年和1934年分别被称为 “小品文年”和“杂志年”，可见极一时之盛。各书店也竞相出版散文的专集、选集以至丛书，如巴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的“文学丛刊”，收入散文集甚多，靳以为良友主编一套“现代散文新集”。报刊杂志上散文园地的扩大，出版商热心出版散文著作，这些都说明一个散文创作高潮业已形成，写作和阅读散文蔚成一时风气。尤其可喜的是，这时期散文创作队伍空前壮大，老作家中，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谢冰心、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林语堂、俞平伯等人，都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仍是这一时期散文界的主干；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茅盾、丰子恺、鲁彦、沈从文等，到这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有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陆续涌现的一大批文学新人，如巴金、靳以、柯灵、唐弢、 徐懋庸、 周木斋、何其芳、李广田、吴伯箫、丽尼、陆蠡、萧红、萧军等活跃于散文界，成为三十年代创作的一支生力军。在新老作家的辛勤耕耘下，三十年代散文园地呈现出繁花似锦、全面丰收的动人局面。
在这热闹繁杂的散文界，存在着两种主要艺术倾向、两种流派的鲜明对立，即“论语派”和“太白派”的抗争。
1932年９月，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与《骆驼草》的作者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刘半农等，和《金屋月刊》的作者邵洵美、章克标等，以及一些气味相投的同好如沈启无、徐訏、陶亢德等，提倡“幽默小品”和“趣味小品”； 继而创办《人间世》 （1934年４月），打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后来还创办了《宇宙风》（1935年９月），从而形成了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 “论语派”。 他们在趣味、游戏、幽默、闲适中改变了20年代散文“问世”的径路，从意兴湍扬的激扬文字走向了沉潜适世的生命关怀与日常人生的吟味咀嚼。
所谓“太白派”，指的是团结在《太白》杂志周围，以左翼作家为骨干， 包括鲁迅、 茅盾、陈望道、胡风、聂绀弩、曹聚仁、徐懋庸、唐弢、陈子展、夏征农等。他们支持创办了《涛声》（1931年８月）、《新语林》（1934年７月）、《太白》（1934年９月）、《芒种》（1935年3月）、《中流》（1936年9月）等刊物，积极提倡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新的小品文”，促进了30年代散文写实精神的发展和深化。
超然于“论语派”和“太白派”之外，有些名作家独自拓展个人的创作道路， 如朱自清、 谢冰心、叶圣陶、丰子恺、郁达夫、沈从文、李健吾等，或絮语家常琐事，领略人生情趣；或记述异域文化风习，陶写古国山水名胜；或回忆个人经历，怀念师友亲人；大多回避政治性题材和尖锐问题，但又不流入消闲玩世之类，主要以益人心智的知识、情趣和自然美吸引读者，在随笔、游记、传记和抒情散文等方面取得很高艺术成就。
还有平津一带文坛新崛起的一批年青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 丽尼、 陆蠡、萧乾、吴伯箫、芦焚、朱企霞、方敬、陈敬容、严文井、南星、季羡林等，他们以《大公报·文艺》、《文学季刊》和《水星》为阵地，专注于叙事抒情散文的创作，力图把散文作为“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何其芳语），刻意追求散文艺术本身的圆满完美。 这种有意追求散文艺术性的倾向， 突出地表现在所谓“小说家的散文”和“诗人的散文”两类作品里。前者吸收了小“比较客观，刻画完整”的长处，融化短篇小说的某些观照方式和表现手法，使记叙性散文带有小说化倾向，这在李广田的《银狐集》、方敬的《风尘集》、陆蠡的《竹刀》、丽尼的《白夜》中可见一斑。后者追求“诗意”，经营意象，构思精巧，想象丰富，结构短小圆满，在散文创作中倾注了诗艺，丰富和扩张了散文表现生活实感和内心世界的能力。如何其芳的《 画梦录 》、丽尼的《 黄昏之献 》和《鹰之歌》、李广田的《画廊集》和《雀蓑记》、缪崇群的《寄健康人》、陆蠡的《海星》等。
东北沦陷后，一批原来在东北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作家陆续逃亡到关内，加上流亡学生中崛起的一批文学新人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萧军、萧红、李辉英、白朗、罗烽等。他们最先尝到失土流离的惨痛，因而最先喊出抗日救亡的呼声。“东北作家群”的散文创作以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斗争和自身的逃难经历为主要内容，充满着血泪的控诉、悲愤的呼号和对白山黑水、父老同胞的刻骨镂心的思念，开了抗战文学的先声。
总之，现代散文从发轫启程到阔步迈进，从播种萌发进入全面丰收，第二个十年的散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一时期散文繁荣的局面，一方面是动荡剧变的社会现实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现代散文深入生活， 不断开拓艺术视野的结果。 而散文期刊的空前兴盛，也起了促进作用。它们继承和发“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