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讲 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概述“新生代” 原是一个地质学术语， 在地球结构发展史中，比起古生代和中生代，它是最为年轻的一个。在新时期文学中借用这个称谓，通常是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中期走上文坛的作家群。“新生代”作家这个称谓，最早起于诗歌领域。自从老愚在1990年借用诗人牛汉对新生代诗人的称谓，把1985年以后出现的青年散文作者命名为“散文新生代”，并选编出版《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初版)后，新生代散文逐渐引起文坛的关注。
到了九十年代，新生代散文日益显示出自己的规模和声势，出版社不断推出新生代散文合集和丛书，报刊杂志也纷纷刊登新生代散文专辑：
继 《上升》 第一次对新生代散文隆重推介，选辑了戴露、王开林、胡晓梦、骆爽、刘红庆、桑桑、老愚、董月玲、曹晓冬、亦夫、元元、洪磊、黄矛、鲍尔吉·原野、冯秋子、张放、苇岸、一平、钟鸣、于君、罗强烈、黄一鸾的80篇作品之后；1993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九千只火鸟——新生代散文》 （楼肇明、老愚主编），选辑王芫、王开林、胡晓梦、苇岸、尹慧、彭程、程士庆、安民、桑桑、曹晓冬、冯秋子、老愚、于晓丹、鲍尔吉·原野、元元、钟鸣、黄海声、张锐锋的46篇作品；1995年12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60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散文卷》（苇岸编），选辑安民、杜丽(桑桑)、冯秋子、胡晓梦、彭程、王开林、苇岸、尹慧、元元、张锐锋十位新生代散文家的创作自白、代表作、自传和主要作品目录；1995年12月和1996年3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分别出版以新女性为创作主体、以新生代为基本阵容、以新作品为主要架构的新女性话语丛书“金苹果散文系列”，包括第一辑陈燕妮的《粉红通知》、冯秋子的《太阳升起来》、尹慧的《这个春天 这个冬天》、元元的《20岁进行时》、胡晓梦的《这种感觉你不会懂》和第二辑林白的《丝绸与岁月》、杜丽的《美好的敌人》、程黧眉的《如期而归》、烈娃的《菩提花》、京梅的《草莓季节》。
全国五大散文期刊之一的《散文天地》（福建），先后于1996年第6期推出“跨世纪青年散文家作品专号”、1997年第6期推出“新生代散文专号”、1998年第6期推出“新生代散文小辑”、1999年第6期推出“新生代专号”、 2000年第6期推出“新生代”和“70年代后”散文专号、2001年第6期推出“新锐散文专号”,正如主编楚楚在1999年第6期的“卷首语”中所指出，“新生代”,“它大致包含这样一些意向：青年的、正在崛起和活跃的、有代表性的，在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上有一定探索性的、坦诚的、鲜亮的。总之，必须是在人格、艺术感受力、审美灵性、文化素养等方面卓尔不群的”，“我们有理由给这个年青的散文群体以更多的关注、托举以及恣意舒展的空间”。《散文选刊》1998年第2、3期，连续推出“新生代散文特辑”，并称“新生代”是“散文界的一支生力军”。此外，《作家报》、《武汉晚报》、《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美文》等报刊，也开辟过新生代散文专栏。
“新生代”一般泛指“知青族”一代人之后的新一代，他们大致成长于1976年以后的“经济时代”，是“信仰危机”的产儿。他们被认为是一部“无主题变奏”，差异性和变易性成了他们的基本特征。老愚的《上升的星群——论当代中国新生代散文》一文中，指出了新生代散文作者的美学原则：“散文是活的生命的语言形式，它是人类精神漫游的无限可能性的最个性化的显示，本真、本色、本性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生命在无限开放的形式里获得自己永恒的魅力。思想不再是区别作品层次的绝对层度，作家与作家之间依赖各不相同的语感区别自然划开。”因此，我们从新生代散文创作中，明显可以感觉到他们对传统散文模式的超越而表现出自觉的文体探索意识。胡晓梦擅长反讽手法，钟鸣热中文本解放，张锐锋注重智性写作，苇岸追求陌生化效果……他们从根本上恢复了散文文体的活力。有人预言“从他们手上，必将出现真正的多元化的散文格局；而且，20世纪以来的中国散文，必将在他们身上结出重要果实。”
新时期文学之初，一批老作家如巴金、孙犁、杨绛、陈白尘、张中行、黄秋耘等人，写出了大量回忆性的散文，切合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潮， 影响广泛。 一批中青年作家如张洁、赵丽宏、唐敏、苏叶等人，也以回忆性的散文名篇《拣麦穗》、《盯梢》、《挖荠菜》（张洁）、《小鸟，你飞向哪里》（赵丽宏）、《回忆黄昏》（唐敏）、《总是难忘》（苏叶）而跻身文坛。然而，时代趋于转型，而散文家如果一味沉湎于回忆的情调氛围里，自然会妨碍散文对人的当下现实生存的体验，也可能会导致散文的题材狭窄和格调单一，有悖于新时期文学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向。大批新生代作者闯入散文领域并发出令人瞩目的声音，使散文中的回忆终结，重归“现在进行时”。
曹明华较早地将视线立足于“现在进行时”，她以当时最具现代意味的发散式思维和五彩碎片般任意自如的文体运行方式，透露了散文文体“现代化”的最初信息。曹明华于198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先后就读于生物医学仪器专业和社会科学及工程系双学位班。在校期间，曾主编过学生刊物《逆光》、《新上院》等，她最初的一些散文就发表在校内外的一些学生刊物上，并且风行一时。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她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初版即达13万册，几次重印后,销售量达150多万册。曹明华的意义在于，她使散文界不能不正视一个充满青春气息、毫无传统负累的新生代散文群体的崛起，正如老愚所指出，“曹明华的出现，标志着当代散文传统的深刻断裂，使素来为我们所认可并推崇的杨刘秦模式显示自身隐伏的缺憾”。
曹明华的散文，极其细腻而真实地描写了八十年代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毫无遮掩地袒露了女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和微妙的心理活动。如《美》：
……镜子里，映出她凝神的微笑和轻轻颤动的睫毛。
我猜，那可爱的小脑瓜，又在以它独特的频率转了、转了……
果真，她反复地捋着我的一缕卷曲的长发：
“曲线，给人的感觉要比直线美。”
“是啊。”我说，“它包容着无穷多的直线，却避免了单调和重复。”
她沉吟片刻：
“生活，似乎也是这样的。也需要这样的‘曲线美’。”
我饶有趣味地盯住她那抖动的眼睫毛了。
“我在想，安逸、闲适，就犹如一条索然无味的直线。奋斗中的挫折好比一条曲线的‘波谷’，成功，则好比‘波峰’——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妙的曲线，构成了富有弹性的生活。”
富有弹性的生活！
作者就是这样明晰、 生动地描写女大学生平凡的生活和微妙的情绪， 没有刻意追求深刻和宽广。 曹明华在《关于＜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的再思考》中也认为： “它并不见得宽广， 但却确实地真切”，“更多地偏重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曹明华散文备受青年读者喜欢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她以回到现在时的文体表达了一代大学生的共同意志和心态。
曹明华之后的新生代散文作者，这种“终结回忆”、“回归现在时”的意识，更为自觉而且强烈。戴露《快乐》一文的第一句就是：“只为今天，我要很快乐。”胡晓梦在《槐树花儿飘呵飘》中写道：“为什么要挽留时间呢我不需要活在回忆里不愿意反反复复翻唱一首老歌……”在取材、 表达方法和文体样式上最不受局限、 最灵活自由的散文， 长期以来被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即抒情散文才被视为正宗，片面强调抒情， 使散文的路子越走越窄。 孙犁在1981年就曾指出：“本来中国的散文，是多种多样的。历代大作家的文集，除去韵文，就都是散文。 现在只承认一种所谓抒情散文， 其余都被看作杂文，不被重视。哪里有那么多情抒呢？于是无情而强抒，散文又一变为长篇抒情诗。” 汪曾祺也主张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 自然一点，“家常”一点，他说自己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并指出：“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
新生代散文由夸饰性的高强度的热抒情，向着不动声色极力节制的冷抒情过渡。苇岸的散文尽量隐去主体的虚浮和矫饰，主体情绪完全呈收敛状，从而呈现一种类似于“零度写作”的状态。他的《大地上的事情》，完全剥除消解了主体强加于客体的种种臆想和象征情感内涵，每一段仿佛互不相干，具有独立自足的物性：
我观察过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小型蚁筑巢，将湿润的土粒吐在巢口，垒成酒盅状、灶台状、坟冢状、城堡状或松疏的蜂房状，高耸在地面；中型蚁的巢口，土粒散得均匀美观，围成喇叭口或泉心的形状，仿佛大地开放的一只黑色花朵；大型蚁筑巢像北方人的举止，随便、粗略、不拘细节，它们将颗粒远远地衔到什么地方，任意一丢，就像大步奔走撒种的农夫。黎明，我常常被麻雀的叫声唤醒。日子久了，我发现它们总在日出前二十分钟开始啼叫。 冬天日出较晚， 它们叫的也晚；夏天日出早，它们叫的也早。麻雀在日出前和日出后的叫声不同，日出前它们发出“鸟、鸟、鸟”的声音，日出后便改成“喳、喳、喳”的声音。我不知它们的叫法和太阳有什么关系。
冬天，一次在原野上，我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它纠正了我原来的关于火的观念。我没有见到这个人，他点起火走了。火像一头牲口，已将枯草吞噬很大一片。 北风吹着， 风头很硬，火紧贴在地面上，火首却逆风而行，这让我吃惊。为了再次证实，我把火种引到另一片草上，火依旧溯风烧向北方。
在苇岸眼里，大地上的一切事物，一个蚁巢，一只麻雀，一团火焰， 都发出本质的哲学的声音。 在他看来，“人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只需充当大自然秘密谦卑的“旁观者”和“倾听者”。
庞培的散文犹如一个个玲珑剔透的小玻璃球，在阳光下兀自放着七彩的光，却是淡然的，“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让事物自己言说、表达，开放出语言中花朵”。灵性的玻璃自筑一个独立的世界，不多承载外在观念。如《铁轨》：
家园近了。站台上一辆机车冒着烟，仿佛一名昔日同学的满脸泪水，突然在大街上纷乱的人群里认出你。他惊诧的眼睛就是在日夜疾驶中消逝的旅程。沉甸甸的行李，过分规整的站台过道（地下）以及像一颗空荡荡的心那么大的出站口。广场上的钟--那巨大的指针正好对准你视觉中的往世--又一次别离。
短短的一百三十多字，“带几分恬淡的睡意”，捕捉着瞬间的感觉和情绪。作者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让事物回归自己的本来状态，主体近乎呈现为所谓的“零度写作”。
新时期散文的发展，曾经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困惑。在其他文体不断革新探索并且赢得不少喝彩声的局面下，针对散文创作多年一成不变的老面孔、旧框框，有人在80年代中期发出散文将走向“解体”和“消亡”的警告。也就在这个时候，新生代散文的文体探索，对当代散文传统构成了强劲的冲击。
曹晓冬的散文《手记》和《梦游》，以梦呓和幻觉的形式来结构全篇，大量似真似幻、闪烁其词的幻觉描写，把读者引入一个虚无缥缈的非理性意识空间。如《梦游》：
无论是在梦游中，还是现在，在零号房间雕满古怪纹饰的躺椅里对着记述我的梦游的报导，我都记不清我在藏书楼狭长的回廊里走了多久，表一直嚓嚓地响着沙漏的声音，分针和时针在我察看手表的时候却总是重叠在零点。合上报纸，我对梦游的记忆也同时中止。渐渐地，我明白报纸上墨香犹存的铅字所表述的一切只对我才有着意义，只有在我阅读它们的时候，我的梦游才得以被回忆了；只有它们在被我阅读的时候，梦游的寂寞与疑惧才得以同回廊深处的那缕微光一样真实地被我体验。
作品中的 “我” ，显然仅仅是作为虚构的叙述者的 “我”。“我”之所历所见，都是躲在文章背后的那个“隐含作者”随意操纵的结果。曹晓冬的散文的后现代性写作明显可以看出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影响的痕迹，其实验性的意义不言而喻。
钟鸣经过五年多时间的沉潜思考和写作，于1998年推出的三卷本《旁观者》， 更是通过 “自由的文体展示出自由的精神”，呈现了“一次飘逸而精致的文本解放”。 这部洋洋洒洒150万字的著作，书中文体纵横，作者熔随笔、小说、诗歌、文论、传记、注释、翻译、文献、新闻、 图片、 手稿等诸多艺术手段于一炉，想象力丰富而睿智。这部极富实验精神和先锋意味的散文著作甫一问世，立即就带给读者一份惊奇，甚至一种困惑。大家好奇的可能并不是它的长度和写作时间， 更多的是它的写作方式和文体效果。 书中大量的资料、图片、新闻镜头、诗意追述“纷繁、庞杂、密集而又短促的文体成了钟鸣的独家文本”，因此，诗人翟永明称之为一本“奇书”：“口语，俚语， 和具有深沉内涵的语言 （敏感，又拘泥于原有含义），手稿（包罗万象），自己制作的摄影作品，（令专业人士吃惊），气势磅礴的考证和注释，（互文写作的典范，自身可成为一本作品），信息时代的大量图片（由作者亲自配置），拼贴和剪切的视觉效果和新闻时事式的镜头感齐头并进（带来材料革新的新意义)。” 针对钟鸣在《旁观者》中运用多种最考验作家思想深度和语言功力，同时也最富有探索意义的文体，这部散文作品在中国散文史上的重要意义是无庸置疑的。
新生代散文在文体变革方面值得关注的探索还包括《大家》杂志从1998年第1期开始设立的 “新散文” 专栏， 集中推出了张锐锋的《世界的形象》、庞培的《旋律与对位》、于坚的《翠湖记》、宁肯的《沉默的彼岸》、马莉的《思想与细语》等“新散文”。这些作者“抛却了先于文体和文化的种种成见，探索着散文写作的多种可能，使写作真正成了一种对文学的实践法则进行思考的永远开放的陈述活动，提示着写作的真正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