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周作人（1885-1968)是鲁迅的二弟，青少年时与鲁迅有着类似的经历：时代的变动，家庭的变故，求学的过程，从事文艺的兴趣等，几乎都是在类似的生活环境中走着近似的道路。
在中国现代散文开创期， 人们把散文称之为小品文， 或小品散文， 其中包括议论性杂文和记叙抒情性散文。 周作人是一个负有盛名、具有影响的小品文作家。“五四”运动期间，周作人担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是《新青年》和《语丝》时期的重要杂文作家。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和《少年中国》 等报刊上发表杂文， 收在以后出版的《谈龙集》和《艺术与生活》中。“非人的文学”、“非人的生活”、“非人的道德”的批判态度和改革要求，是周作人《新青年》时期杂文创作的根本出发点。《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论黑幕》、《再论黑幕》等几篇文艺评论式杂文，是“五四”新文学思潮形成的主要理论标志。周作人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去革新传统的文学观念，提出“人的文学”的著名命题（他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从创作态度和内容等实质问题上划清了新旧文学的界限，从而规定了新文学创作意识和批评意识的价值取向，推动了直面人生的新文学的长足发展。
在《祖先崇拜》、《感慨》、《随感录·三十四》、《天足》、《资本主义禁娼》等杂文中，周作人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德伦理观，提倡“儿童本位”的新道德，探索妇女解放问题。《祖先崇拜》写于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之后，比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早半年多，在当时破坏偶像的声浪中，文章对封建人伦关系上的“根本返始”的“倒行逆施”进行挞伐，提出改“祖先崇拜”为“子孙崇拜”的主张。《 随感录·三十四 》比鲁迅著名的讲演 《 娜拉走后怎么样？》早五年多，其中引述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凯本德关于妇女解放须同“社会上的大改革一起完成”，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的新颖见解，在当时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中，自有其特别深刻之处。
周作人《新青年》时期的杂文，感觉敏锐，见解新颖，有着一种破旧立新的锐气。文章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讲求理性与风致，不乏讽刺与幽默。1921年3月，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以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五四”以后，特别是在《语丝》时期，周作人的文学活动，以“小品文”的写作为中心。正如阿英在《周作人的小品文》一文中所指出：“这以后，周作人的名字，是和‘小品文’不可分离地记忆在读者心里，他的前期诸姿态，遂为他的小品文的盛名所掩。”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小品文”包括议论、抒情、记叙的散文，而以议论性的杂文为主， 这些杂文大多收在《谈虎集》、 《谈龙集》、《雨天的书》和《泽泻集》里。在《语丝》社的成员中，他的杂文数量最多，影响与鲁迅相伯仲。
“五四”落潮后至1925年初，周作人的杂文仍限于思想文化、道德伦理范围。1925年后，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的到来，周作人杂文创作越出思想文化、 道德伦理范围， “人事的评论”数量激增，反映了这一时期某些重大的政治与思想斗争，带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色彩。
周作人在《谈虎集·序》中说：“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在“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毫不犹豫地投入斗争，写了《对于大残杀的感想》、《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等杂文，抒发了他的愤慨与哀悼，提出追究“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的罪责，要求“依法惩办”“制造惨案”的军阀。因而在段祺瑞政府的一份48人通缉名单中，周作人也名列其中。同时，周作人对北洋军阀以“讨赤”为名，肆意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的暴行十分愤慨。如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周作人在《偶感》一文中，认为“李君以身殉主义”是无可悔恨的壮举，对于“他的遗族的困穷”深表同情。
周作人《语丝》时期的另一类 “人事的评论” 是对觊觎我中华民族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揭露和谴责。周作人挞伐日本帝国主义的杂文，大都写于“五卅”运动前后，而且抨击的矛头主要对准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的喉舌《顺天时报》。他指出：“中国人的中国”，不容日本的“支那通”干涉（《外国人与民心》）“日本汉文报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的一种”（《排日平议》）。当时的周作人反帝意识极为强烈，对现实的感应也十分敏锐。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及其散布的反动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这与他抨击时政之作合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雄浑交响乐，奏出了时代的高亢旋律。
《语丝》时期是周作人杂文创作生涯中最有光彩的阶段，他的杂文取材广泛，思想激进，战斗性强。而且杂文体式多样，特别是那些随笔体的杂文，行文从容舒卷，知识新鲜有趣，在娓娓絮语之中，摇曳着冲淡悠远的情致和活泼诙谐的理趣，自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对中国现代随笔体杂文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周作人是“五四”时期与鲁迅齐名的散文大家，他不仅以众多的杂文著称于世，更以独树一帜的记叙抒情小品享誉文坛，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开创了闲适和言志的艺术流派。
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美文”，如《鸟声》、《故乡的野菜》、 《北京的茶食》、 《喝茶》、《谈酒》、《乌篷船》、《苍蝇》、《死之默想》等，收在《雨天的书》和《泽泻集》里。这些“美文”体现了周作人“生活的艺术”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在《北京的茶食》一文中有充分的说明：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于是，浙东的野菜，日本的草饼，东京的点心，北京的茶食，绍兴和南京的茶干，饮酒微醺的趣味，乌篷船里听雨声橹声招呼声的诗境，鸣春小鸟的叫声，都在周作人笔下写得兴味盎然。他在文中努力酿造片刻的优游之境，陶然之境，梦似的诗境，追求一种“‘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的韵味。他甚至从苍蝇之微体察其作为生物令人赞叹的特性和引人怜爱的神态，在《死之默想》中寻味有限人生的乐趣，堪称别具只眼，涉笔成趣，深“生活的艺术”之真谛。
周作人这些“美文”舒徐自在，信笔所至，与内涵的恬淡隽永相谐调，是“谈话风”文体的典范。他自称为文是与“想象的友人”闲谈，“只是我的写在纸上的谈话，虽然有许多地方更为生硬，但比口说或者也更为明白一点了”。如《故乡的野菜》，作者写道：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 乡间不必说， 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
文章从他的妻子买菜看到荠菜，想到浙东乡间妇女小儿采菜的事情以及小孩唱的儿歌，并且引证了《西湖游览志》和《清嘉录》的有关记载，又联想到鼠曲草和小孩赞美的歌辞，以至清明扫墓时所供的麻果和日本的草饼等等， 真是随兴而谈， 毫无拘束，所谓“信口信腕，皆成律度”，不涉人事是非和世间愁苦，只展示人情风俗典故，使读者从中得到悠闲的人生兴味。又如《乌篷船》，风格与《故乡的野菜》十分相似：
你坐在船上， 应该是游山的态度， 看着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蘋，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 或冲一碗清茶喝喝。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作者在文中介绍了故乡的乌篷船和坐这种船的趣味，诱导人们以“游山的态度”观赏一切，看四周景色、读随笔、看暮色、坐夜船、谈闲天，在即兴闲聊中传达出一种悠游自在的恬淡趣味。他的笔谈带有家常闲话的随意性和亲切感，自然又比口语精练简洁。周作人并不看重“纯粹口语体”写的散文，认为它们不耐咀嚼。他在为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做跋时，主张散文的语言“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成分，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周作人这些“美文”，以洒脱的名士风度，平和的感情，清淡的方式，广博的征引，咀嚼生活的趣味，出之以冲淡自然的文字，造成一种空灵之境，使读者获得隽永的韵味和兴会，因而受到广泛好评。美学家朱光潜认为“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到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情趣，……在读过装模作样的新诗或形容词堆砌的小说以后，让我们同周先生坐在一块，一口一口的啜着清茗，看看院子里花条虾蟆戏水，听他谈‘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20年前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清波门外的杨三姑一类的故事，却是一大解脱。”1928年11月，周作人发表《闭户读书论》，这是他转向消极避世的前兆。1930年5月，他和俞平伯、废名、徐祖正等人创办《骆驼草》周刊， 在他执笔的“发刊词”里宣称“不谈国事”、 “立志做‘秀才’”，要利用“有闲之暇”“讲闲话，玩古董”。这与他曾经执笔的《语丝》发刊辞相比，便会发现是一大倒退。周作人在1924年11月17日创刊的《语丝》上说：“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 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在这里，洋溢着积极向上、奋发向前、干预生活的激情。而《骆驼草》的发刊词，则明显充满颓然消沉的气息。
周作人这一时期的作品收在 《永日集》、 《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里，成为当时有影响的写作“闲适小品”的代表作家。周作人的这些“闲适小品”，讳言“时事”，大都谈及他自认为“横通”的杂学，如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性道德、性心理和儿童心理学，以及明清以来笔记小品中他认为有趣的东西。这些文章虽然包涵着一定的反愚昧反专制意味，也有博识益智之处，却完全失去他前期那种敏锐的现实感和“浮躁凌厉”的批判锋芒，趣味是越来越古雅琐屑了，文字是越来越苍老枯涩了，摘抄引证也是越来越繁琐，从思想情趣到文字作风都士大夫化了。
1937年芦沟桥事件后， 平津沦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作人“下水附敌”， 开始了他的汉奸生涯。 周作人“失足”以后，散文创作仍然不辍，出版有散文集《秉烛谈》、 《药堂语录》、 《药味集》、 《药堂杂文》、 《书房一角》、 《秉烛后谈》、 《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不过，据周作人研究专家倪墨炎分析，他这时期的多数散文，几乎都是同样的模式：“文章开头是破题，接着就是大段大段的抄书，在引文的连缀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推出结论性的见解而结束。”自由活泼的散文一旦陷入模式化的泥淖，那就失去了艺术的活力和魅力。因此，周作人这时期的散文，可以说是进入了他一生散文创作的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