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语言的接触
语言既然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当它作为一种信号系统履行它的社会职责时，各民族(种族)语言就不能不互相接触。凡是活的语言，它就有生命力；有生命力的语言全然不怕同别的语言接触，它不怕别的语言取代它，而且别的语言也不可能取代它；尽管有时发生一种语言“压迫”另一种语言的现象，但被“压迫”的语言千方万计保存自己,虽然有时难免遍体鳞伤(语言污染),却仍伺机生长和发展。当代由于国际社会的接触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频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交际的技术条件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便利(航空和电子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语言的接触比人类历史任何时期都更经常和更必要。语言一经接触，就必然会相互影响，于是产生了新的问题。
语言学家萨丕尔论证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时，令人信服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他写道：“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另一种在语言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所以，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语言的接触一方面是外来的语言，一方面是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土语。这种接触所产生的结果可能是微小的；可能是缓慢的；很难举出当代哪一种语言是完全“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地自我封闭起来。甚至人工的国际辅助语(世界语)，也不例外。世界语的国际协会，设有世界语的科学院，每年议定吸收的借词或新创的词，公布于世。这证明连这种人工语，只要它是活的就不能不发展，也不能自给自足。如果作为信息系统的某一种语言绝对不同外界接触，那么，它必然会僵化，最后非象中世纪的拉丁语那样僵死不可。(希腊语和拉丁语随着“古代末期”的终结而死亡。)不与外界接触，那就意味着这种语言不能起交际作用，那么，在当代开放的世界上，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两大发展：
任何民族国家，任何学科，吸取外来文化精华，就繁荣兴盛，这个道理已为众人所明确。日本是吸取外来文化创造自身文化成果的典型。中国虽然素有封闭大国之称，但它文化的发展仍然离不开交流融合发展这条轨道。中国音乐、舞蹈、绘画等发展无不如此，就是古老的学科中国语言学，其发展也与外来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语言学曾经过两次大的外来文化影响。第一次是受印梵文的影响。产生了音韵学。语言学旧称“小学”，范围包括训诂、文字、音韵三大部分。训诂学由于训释古书文字古义的需要最先兴起。然后，由于小篆转化隶书，字形起了很大变化，于是研究字形的文字学产生。而音韵学，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非拼音文字，所以一直未能产生，直到东汉末印度佛教传入后才兴起。佛教僧徒译经时传入梵文拼音法，直接启发汉族人民创造了音读反切法。反切法比以往直音法大大前进了一步。佛教徒转读佛经讲究声韵高低抑扬，从而又启发人们提出了“四声”之论(平上去入)。华僧从胡僧那儿悟出了字母之学，制它三十六个字母，而音韵学更是明显来自梵文。音韵学产生极大地丰富了语言学本身，也大大推动了中国唐诗宋词元曲的发展。
中国语言学第二次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解放前这段时间，受西洋文化的影响。这次影响是全面的。在文化影响下中国产生了语法学。汉语语法比较简单，古汉语句法可以通过熟读来领悟，所以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语法不发达。直到1898年马建忠模仿拉丁语法创作了《马氏文通》，中国才出现了第一本真正的语法学著作。后又有黎锦熙借鉴英语语法创作的《新著国文语法》等。在这段时间中，方言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开展起来，描写语言学兴盛。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也兴起。
外来文化不仅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而且有间接影响。清代是语言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文字、音韵、训诂全面深入研究。成就最高的是段玉裁与王念孙，二人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世称“段王之学”。他们都从师于戴震。而戴震学过西欧天文学，有科学头脑。一理通，百理融，所以其第子能够在研究方面高人一筹。第一节 语言成分的借用和吸收
古代语言接触只限于借词，现代的国际社会使语言接触的意义超出了借词的应畴。
一 借词
借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语言现象。如上所说,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它不怕同别的语言接触，它向别的语言借用一些它本来所没有的，而社会生活的发展要求非有不可的词；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别的语言也向它借用某些同样需要的词。一方面是借入，一方面是出借；借入和出借有些象贸易上的输入和输出，但借入和出借不必平衡，也不可能求平衡，大抵是这种语言缺少某一方面的词，这才有必要借入；而这种语言之所以缺少某一方面词的原因，当然能是社会的原因，经济政治发展，科学文化的发展，技术的发展，都会使某一种语言在某些方面产生不足。弥补不足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自己创造，二是借用。
借词的必要性：借词是有必要才借，如汉语中已有“狗”，就用不着借用“dog”，已有“人”，就用不着借用“men”。香港普通话中夹杂着太多的外来成分。《最新中国俚语》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俚语，引起争论。内收入如老插，模仿秀，钉子户，操蛋，马子,赤佬,太平公主（指平胸的女人），绝代佳人（指没男孩的妈）。有人认为是语言垃圾；有人认为是对正统词典的补充。
1 途径
在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里，借词的处理是比较容易的，大量借词都是转写过来的。转写就是原封不动地搬过来，或者按本民族语的习惯加以改写。如德语Schwindle借到英语时把Schw改写为S,即变成swindle(欺诈)。Schw是德语常用;英语习惯不这样用。
汉语的书写系统不是拼音文字，现代汉语的借词形成，比使用拼音文字语言复杂的多。一般地说，借词的形成通过下面途径：
（1） 音译（转写）
休克（shock 英） 苏打（soda 英） 沙发（sofa 英）
模特儿（model 英） 扑克（poker 英） 逻辑（logic 英）
苏维埃（coBer 俄） 咖啡（coffee 英） 高尔夫（golf 英）
纳粹（Nazi 德） 沙龙（salon 英） 坦克（tank 英）
蒙太奇（montage 法） 的士（taxi 英） 巧克力（chcoolte 英）
（2） 音译加意译
在转写的借词后加一“指类名词”，表明它的属性。如一种软饮料beer，转写(按原文读音)为“啤”，如“咖啡”“坦克”似的，但因为只用一个汉字而这个汉字不能“见文生义”，因此加了一个指类名词“酒”，形成借词“啤酒”，前一个汉字是音译借词，后一个汉字是指类名词，从此，人们知道“啤”不是什么椅子、桌子，而是一种酒。不过在创始这种饮料的国家却不把它当作“酒”。酒在那里是指带有相当程度酒精成分的饮料，而啤酒不过是一种软饮料。如“卡车”、“霓虹灯”也是这类借词。这种办法产生借词，在现代汉语是很多的(在别的语言较少)。有些音译借词，有时也加上指类名词用，如人们也说“咖啡茶”“坦克车”“沙发椅”。再如：
爱滋病（aids 英） 桑拿浴（sauna 英） 啤酒（beer 英）
比萨饼（pisa 意） 芭蕾舞（ballet 法） 沙丁鱼（sardine 英）
（3）半音译半意译。将原文的一部分按读音转写，另一部分却不按读音而按语义翻译写成汉字，如“冰激淋”头一个字即英语ice意译来的，而第二三个汉字则是按音译的。
另有一类意译词，有不同看法。如 ：
（1）根据外来词的含义，取适当的语素构成新词，指称外来事物概念，而不考虑原词的内部和外部结构形式。例：
飞机 汽车 轮船 火车 电影 电话 电灯
（2）在汉语原有名词前加上表示来源的语素，例如用“胡、洋、西、番”等作限定语素，表示外族事物，早期的意译词多采用这种方式。
胡：胡人、胡麻、胡琴、胡瓜、胡笳、胡桃、胡椒
洋：洋灰、洋人、洋布、洋油、洋车、洋服
西：西装、西餐、西药、西服、西瓜、西式、西红柿
番：番人、番邦、番椒
（3）仿译词（对译）：根据外来词的构成成分，用汉语意义相当的语素逐个对译。二者在结构形式上对应。如：
冰岛（ice- land) 软件（soft-ware） 快餐（quick-lunch）
汽船（steam-boat） 马力（horse-power）
有人认为是借词，有人认为是意译词，需与借词分开。多数人把借词限制在音译词的范围内，这是有道理的。即借词是外来词， 意译词是本族词。国外也多持这种看法，外来词词典不包括意译词。
借词在进入一种异化的语言后，经过若干时期的社会实践，人们已经公认非要它不可了；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它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了，这时的借词几乎失去了它的异国情调，甚至还会加上一些异化语言的语感而被使用，它成了异化语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使用的人几乎都不以为这是借词了。如“啤酒”、“葡萄”、“菩萨”等。
2 汉语大量吸收借词的两个历史时期：
一是汉唐，一是近百年即晚清到“五四”前后。
汉唐时期（公元前206--907）几乎有一千年之久，特别是在汉唐盛世即社会生产力最发达的时期，科学文化兴盛，国内政局安定，国势大振。其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通西域，一是求佛经。汉张骞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二世纪，所至远达中亚各国，又由这里间接影响到南欧。唐玄奘于七世纪到南亚各国，带回并编译了大量佛经。这两者是汉唐时期最突出的社会活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的接触，引起了语言的接触，大量借词被吸收到汉语的词汇中，丰富了汉语。与此同时，也因这大规模连绵不断的接触，无可避免地“出借”了一些语词到西亚和南亚，而后又经此西达南欧、西欧和东南亚等地。
汉唐从西域输入的借词，大多是新遇见的或新带回国的动物、植物、食品和乐器等的名称，如“葡萄”、“安石榴”。当时有些无以命名，一般就采用汉字记音，有时加一“胡”字作词头，如“胡萝卜”“胡琴”，形成了一大堆借词。
至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引进的借词,为数颇多,但许多只在佛经中看见，有许多已成为汉语的词，如“佛”“塔”“和尚”“僧”“尼”“菩萨”“罗汉”等。
第二次大量吸收借词，是在经历了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之后，在晚清到“五四”约一百年这一段时间。一方面是西方的殖民者用种种方式扣打古老中国的大门，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中先进的知识分子要打开窗户看世界。先是英语、葡语、西语，然后是日语、俄语、法语同现代汉语相接触。
这一次大规模的借词现象，是从海外接触和“通译”开始的。在鸦片战争前后，钦差大臣林则徐到粤海禁烟时，为了知己知彼，曾设立了类似翻译局这种机构，将“夷事”写成了“华言”，于是，“柏里玺天德”（总统）这种政治术语的音译借词，便进入了汉语的领域。当人们接触到“花旗国”（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词）时，知道那里的统治者不叫国王，也不叫皇帝，仓促间想不起汉语有相应的等义词，“通译”只好用方块汉字把语音记录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汉语借词最初借入时都是音译的缘故。
这一百年借词的范围很广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以及日常用品，食品，凡是这个古老国家所未有的东西的名称，都必须输入，而输入必须用借词。
汉语从其他民族吸收借词，另一方面，其他民族也从汉语借了不少的词，如“丝”“茶”，进入世界各民族语言的领域，这是因为这两个词反映了中国的古代文明。
3 借词的生命力
有些语词只不过是由于语言接触中一时的需要，不久就成为昙花一现的东西。生命力长久的是记录民族中专有事物名称或动作的词，进入后一般不会消亡，不管在初接触时是多么不准确或不可考证的情况，这种借词在异化的语言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袋鼠”是澳大利亚的特产,其他各州没有,所以别的语言中没有这个词。据说十八世纪英国一个探险家初到那里，看见了这么一个肚子里有口袋可以装小崽子的动物，就问当地的土著：这是什么？土著回答：kangaroo，于是便作为借词进入了英语，后又作为借词转写到其他语种中去。可是，有人说，那个土著回答的是自己的姓氏，有人说，土著说的是“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不管怎样，kangaroo成为几乎一切现代语言中表示“袋鼠”的词。（只有汉语用形象的意译）
每次激烈的社会变动，或革命或战争，都会把一些新创造的事物名词同外界接触。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文革。有些借词由于原有事物消失，也消亡了。有些却作为历史的见证长久的保存了下来。如“法西斯”“纳粹”“布尔什维克”等。二 结构规则的借用
主要指语音，语法方面的借用。
如裕固族受汉语影响增加了两个辅音音位，还增加了一些复合音。
壮语的构词规则原是修饰语在后，受汉语的影响，变成修饰语在前。
再如“五四”以来，汉语里增加了一些所谓欧化句式，即比较长而复杂的修饰语，修饰成分后置等，鲁迅《伤逝》：“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