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2770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 【原刊地名】开封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2-7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 作 者 】林存柱 【复印期号】199610 【 标 题 】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原因 【 正 文 】 汉语方言是在汉语这一种语言基础上形成的，还是在多种语言基础上形成的，是一 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更符合历史逻辑和历史事实 。现阐述如下，与海内外同仁商榷。 一 从政治统一到语言统一 笔者认为，汉语最早的主人是秦国人。秦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处在奴隶社会，战 争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前221年，秦国征服周围诸国，建立起幅员辽阔的秦帝国，而进入 封建社会。秦国人发源于今陕西、河南一带。战争的胜利使其疆域不断扩大，使用汉语 的地区也越来越广阔。而被秦国战败的韩、赵、魏、齐、燕、楚、蜀、巴、粤等国，并 不使用汉语，至少绝大部分国家并不使用汉语。经过春秋战国五、六百年的战争和语言 传播，汉语的政治权威（官方语言）和人群优势（比例最高）已经确立。 在汉语两千多年的同化过程中，在古都长安（今西安附近）、洛阳辐射力强的中原 地区，语言的差异今天已经很小（只有次方言的差别）；古都的北移（以北京为首都） ，不仅没有给汉语造成大的影响，反而促进了北方话在东北、内蒙的传播；在江南，则 保留了不同语言被汉语同化的清晰痕迹。 今天的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我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其他语 言在战国以后被汉语同化的结果，是其他语言与汉语两者"中和"的结果。在这种中和 反应中，汉语的书面语言被当地人所接受，而当地人原语言的口语（特别是发音）则程 度不等地保留了下来。吴方言可能是吴国语言被汉语同化的结果，湘方言可能是楚国语 言被汉语同化的结果，闽方言可能是越国（东越）语言被汉语同化的结果，粤方言可能 是粤国（南越）语言被汉语同化的结果。 秦汉在江南建立了封建统治，统治者理所当然地把汉语的书面语言带到江南，即" 书同文"。而统治者要想改变江南当地人的口语，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暴力可以在短 期内建立政治统治，却无法立即消灭一种语言。 江南，由于地理因素（距离西安遥远）和气候特点，在秦汉时期以至后来，都是统 治者鞭长莫及的统治薄弱地区。一旦国家出现分裂或改朝换代，这些地区很容易变成独 立王国或无政府状态。所以，汉语在这些地区的普及十分缓慢和温和。汉语对当地语言 的同化，首先是通过地方官员、地方知识分子展开的。朝廷下派的汉语地方官员，为了 在当地建立统治，必须熟悉、学习当地语言；当地人要想升官发财，就必须熟悉、学习 汉语；于是，双方的交流与融合也就开始了。海南岛黎族在解放前（1949年以前）还处 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充分证明中国封建统治对各地区的统治力度是有强弱之分的。同样 ，人口的迁移也要受到距离远近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前221 年以后）虽然不排除 汉语在微观上的分化趋向，但总体趋势是整合、统一的。 二 中国语言图谱 如果我们以与汉语普通话差异的大小为标准，就会看到一幅排列有序的中国语言图 谱（如图所示）。 （附图 {图}） 1.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即北方话）是典型的汉语，是秦汉以来的中国官话。北方话区域包括长 江以北地区、长江南岸九江以东镇江以西沿江地带、湖北（东南角除外）、四川、云南 、贵州、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占汉语地区的3/4，使用人口（包括一些说汉语的少 数民族--回族、 满族等）占说汉语人口的70％以上。北方话是汉民族共同语--普通 话的基础方言。宋代以来，许多著名的白话文学作品，从话本、元曲到《西游记》、《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是以北方话为基础写成的。北方话内部的一致性很强，从 哈尔滨到昆明，直线距离3000多公里，两地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北方话内部，语法基 本上是一致的，词汇方面大同小异，特别是常用词如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词等都 相当一致。北方话内部的四个次方言，北方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才 是典型意义上的汉语方言。 2.客家方言 所谓"客家"，是相对"土著"而说的，指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居住的汉人。根 据晚近学者的考证，客家先民本来是古代中原一带的汉语居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逐 渐向南方迁徙而形成今天的客家分布情况。他们的南迁，虽然开始于东晋，然而形成特 殊的群体还是宋代以后的事。据近人统计，目前全国的客家住地（包括纯客住地和非纯 客住地）共达127个县，其中纯客住县32个，非纯客住县95个。 他们分布在广东、福建 、江西、台湾、广西、湖南、四川等省，而粤东、粤北、闽西、赣南这一片相连的地区 是客家分布的主要部分。〔1〕 我们认为，客家方言是北方方言分别被粤方言、闽方言、湘方言同化的产物。 3.吴、湘、赣、闽、粤五方言 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介于北方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是 非汉族语言长期被北方方言（官话）同化的代表。在秦朝以前，当地语言与少数民族语 言一样，是非汉语语言；在今天，它们已成为汉语的一类特殊方言。西汉，离秦朝最近 ，应该清楚地知晓楚、越（东越）、吴、粤（南越）、蜀在秦朝建立以前使用的是不同 于汉语的其它语言。遗憾的是，为了大一统汉帝国的政治需要，西汉人有意识地掩盖了 这一历史真相。 秦帝国建立以后，江南各地区逐步接受了汉语的书面语言和口语。但是，这种接受 是以他们各自的条件（原来使用的母语）为前提进行的。这不能不在口语上留下原口语 发音上的烙印，也难免这一语言革命带来的混乱（分歧严重）。苏州话有七个声调，吴 江话声调不少于八个，广州话除九个基本调外还有两个变调；双峰话文白异读的现象相 当突出，文白异读现象最严重的闽南话，读书音和白话音几乎各自形成了一个语音系统 ；吴方言内部相当复杂，浙南吴语有温州、金华、衢州三个土语群；闽方言不但闽南与 闽北不能通话，就是闽南或闽北内部也还有许多分歧很大的土语。这种标志语言混乱的 分歧，用语言的更换来解释是不为过分的。 三 西周封建论 按照《史记》等古籍的记载，秦始皇好象只是在全中国统一了文字，汉语的统一似 乎至少早在西周就完成了。西周统一汉语的结论，则是建立在西周分封而建立诸侯国（ 即封国）的基础上的。诸侯国是西周分封的，其语言自然而然地要与西周保持一致。 西周的封国绝大多数是在西周初期（约前1065--前1060年）由周武王、周公旦分 封建立的。《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 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史记·周本纪》说："武王追思先圣王，乃 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 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 召公ｓｈì＠①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周公奉成王命， 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 卫康叔。" 周初大封建以后，周成王分封建立了晋国（约前1054年）、楚国（约前1027年）， 周宣王分封建立了郑国（约前806年）， 周平王分封建立了秦国（约前770年）。 从疆域来看，西周封国的地域已经非常广大。西周建都于丰、镐（今陕西长安县） ；鲁国建都于曲阜（今山东曲阜）；齐国建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宋国建都于商丘 （今河南商丘）；晋国建都于唐（今山西翼城）；燕国建都于蓟（今北京）；吴国建都 于吴（今江苏苏州）；楚国建都于丹阳（今湖北秭归县）。 古籍关于西周及西周大封建的上述记载，给人们留下了西周统一天下（中原地区） 、西周建立了封建社会、西周统一了中国（中原地区）语言的印象。问题是，古籍关于 西周时代记载的可靠性如何？这些记载经得住理性的分析吗？ 四 西周初期大分封分析 周王前期世系：后稷→不＠⑤→子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⑥→公非→ 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ｄǎｎ＠②父→季历→姬昌（周文王）→发（周武王）→ 诵代（周成王）。〔2〕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 西周在"庆节"这一代才有了一块领地。在"豳"（ 今陕西ｘúｎ＠③邑）建立起一个小国。由于戎狄侵犯，古公ｄǎｎ＠②父带领豳国人 民迁移到岐山下（今陕西岐山）。周是商国西方的一个小国，周文王（西伯）曾被商王 纣囚禁于ｙǒｕ＠④里，献上美女、割让"洛西"之地后，才被纣王释放回国。周文王 晚年对周围小国发动了五年的战争，疆土、兵力有所增大，并迁都于"丰"（今陕西长 安县）。迁都的第二年，周文王死，儿子周武王即位。由于商王纣残暴，纣分封的诸侯 纷纷背叛而投靠周国。周武王东伐到盟津（今河南孟县）时，叛商的"八百诸侯"主动 来汇合。几年以后（约前1066年），周武王依靠这些诸侯的兵力，打败了纣王的"七十 万"大军，占领了商国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商国灭亡， 西周建立。 灭商以后（ 约前1065年），周武王便马上分封建立了一大批诸侯国。 "周本是西方小国，几十年工夫，居然灭商，成立一个大朝代"〔3〕，实在难以让 人相信。 周武王与纣王的争战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灭商（周武王四年）一年后（周 武王五年）〔4〕，周武王却封尚父（姜太公）于齐，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封周公旦 于鲁，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封召公ｓｈì＠①于燕，都蓟（今北京）；更是荒唐。 周武王没有占领遥远的鲁、齐、燕，又如何将该地封于诸侯呢？范文澜先生说："《史 记》说武王首封太公于齐、周公于鲁，恐不可信。"〔5〕 《史记·周本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等书说周初（周武王、周公旦）分封 了几十个诸侯国，而且诸侯多数是周武王同姓（姬），同样不可信。 据《史记》记载，商朝曾经"平定海内"，"诸侯毕服"，不过到后期时统治力量 渐渐衰退。《史记·殷本纪》说："帝甲淫乱，殷复衰"；"帝乙立，殷益衰"；"百 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西伯归，乃阴修行善，诸 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这说明商 王纣灭亡前，不过是占据有以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为中心、半径约100 公里的一小 块领土；商国周围的"八百诸侯"已叛纣投靠西周。周武王灭商后得地非常少，却大封 同姓子弟为诸侯，不是把同盟军--"八百诸侯"的封地给瓜分了吗？"八百诸侯"会 同意吗？这样的事情有发生的可能吗？ 总之，从西周是西方小国，几十年工夫，居然灭商成立一个大朝代来看；从西周没 有占领遥远的鲁、齐、燕，却将该地分封于诸侯来看；从西周仅仅攻占有商都朝歌附近 地区，却分封建立了几十个诸侯国（而且多数是周同姓）来看；西周分封天下（中原地 区），统一各诸侯国语言，是不成立的。 五 西周天子与诸侯关系分析 《史记·周本纪》透露了西周的国家体制："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 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 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 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不至则修刑。于是有刑不祭，伐 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 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 无不服。" 由此可见，在西周社会，周王居住的都城及其邻区（100-200公里远）叫"邦"， 邦内是周王的直接管辖区；邦外是诸侯的封地（诸侯国），诸侯外围是"宾服"国（即 三等国），蛮夷（楚国等）属于"要服"国（即四等国），戎狄（西方邻国）属于"荒 服"国（即外国）。等级的不同，承担的义务也不同，邦内的地主要供应周王的日常费 用，义务最重，诸侯国每年交十二次税，宾服国每年交四次税，要服国每年交一次税， 荒服国要用礼物表示臣服于周王，承认周王的最高统治地位。周王维持这种关系的最后 手段就是用强大的武力征服。３从《史记》看来，诸侯国是拥有军队的。《史记·周本 纪》说："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史记·卫康叔世家》记 载："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丘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史记·秦本纪》 记载："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 在西周，周王的王位是世袭的，诸侯的侯位也是世袭的。周王行使王权由"公"来 辅佐，如周公、召公、毕公、祭公。 西周至少有几十个封国，在上述国家体制下，关于西周的记载是难以使人相信的。 1.西周都镐问题 西周有许多诸侯国、宾服国，其都城（丰、镐）却西邻西夷犬戎，西邻不设诸侯国 ，无法让人相信。 周成王时便派召公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并且意识到洛邑是"天下之中"，将 九鼎安放在那里，为什么到西周灭亡（前771 年）时仍以丰、镐（今陕西长安县）为都 城呢？几位周王都忽视了这件大事吗？ 西周如果不在西邻设置诸侯国，必须要派重兵（中央军队）守卫西疆，西夷犬戎又 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攻破都城镐而杀掉幽王呢？如果幽王那么容易消灭，诸侯不是可以 抢先篡夺周王之位吗？ 这种大的漏洞也只有在文学（而不是史学）作品中才可能见到。 2.西周的政局稳定问题 西周王朝持续了约296年，约前1066年开始，前771年结束。按《史记》等记载，西 周的政局是相当稳定的。其间，没有篡夺西周王权的，封国没有攻打西周王室的，诸侯 国间的领土争夺问题也不突出。这与西周的国家体制是不相符的。 周王的王位实行世袭制有利于西周政权的稳定，而诸侯的侯位实行世袭制则不利于 西周政权的稳定。因为诸侯侯位的世袭制，强化了诸侯的实力，促进了地方割据。在诸 侯拥有军队的情况下，地方割据的倾向就更加严重。西周在陕西长安县，燕国在北京城 ，齐国在山东临淄，楚国在湖北秭归县。燕、齐、楚距西周如此遥远，有摆脱西周统治 的强烈愿望和优越的地理优势。居河南淇县（朝歌）的卫国、居河南商丘的宋国、居山 西翼城的晋国，与西周为邻，他们既贪心于周王王位双企图取消西周这层控制和剥削。 他们比杀掉幽王灭掉西周的西夷犬戎，有更方便的灭周条件。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西 周的弱点到建立约296 年后才暴露出来，是无法让人相信的。这不能不使我们得出在春 秋战国以前中国（或中原地区）尚未统一的结论。这一结论并且还能得到以下分析的支 持。 六 春秋战国长期混战的原因分析 春秋、战国合在一起，有549年（前770-前221年）的历史。 这段长期混战的历史 ，反映了辽阔的多民族的中国从分散走向统一的缓慢性和艰难性。这段历史恰好证明， 在此以前中国未曾有过政治上的统一，未曾有过语言上的统一。也就是说，如果西周时 期有过政治上和语言上的统一，从分裂的春秋战国社会到统一的秦帝国绝对不会需要54 9 年这么漫长的时间。 秦帝国崩溃以后，很快就建立了西汉政权，而且西汉帝国比秦帝国更加广阔。西汉 灭亡以后，东汉政权建立得也非常迅速。东汉灭亡以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割据局面， 分裂后的政权数量比春秋战国时期诸国的数量要少得多，分裂存在的时间（60年）也只 是春秋战国的1/9。 由于语言的障碍，特别是各民族在战争中求生存的强烈本能，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低 下，国家间的兼并进行得相当缓慢。《孙子兵法》不知道是用多少人的鲜血和生命凝聚 而成的。《吕氏春秋》把冬天与兵（战争）联系在一起，或许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 的进行也有严格的季节性。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一百四十几国。"〔6 〕从今天中国尚有几十个讲 各自语言的民族来看，春秋时期民族的数量、语言的数量应当是非常可观的。 秦国统一了中国，秦国人是汉语最早的主人。秦国人发明的语言，我们不称为"秦 语"而称为"汉语"；由秦国统一中国而形成的民族，我们不称为"秦族"而称为"汉 族"。这或许可以提示我们想到，西周的历史是西汉统治者按照他们的需要编写的。 七 从部落联盟到秦帝国 1.原始社会 中国古代典籍记录了原始社会的基本面貌。《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昔太古尝 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 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 备。" 2.部落与部落联盟 部落对付人口膨胀的方法是分裂和迁徙，因分裂而形成的新部落至少有一个要向新 的地区迁移。如果新部落间的联系中断--这是经常发生的，他们的共同语言也就朝相 互不懂的两种新语言发展。部落的分裂和迁徙，形成了以后的众多民族。 可是，当世界各地、某大陆各地都布满人群的时候，靠分裂、迁徙解决人口过剩的 方法也就消失了，战争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出路。两个陌生的部落在一条地界狭路相逢时 ，相互堵塞了迁徙的出路，摩擦和战争也就迟早要爆发了。生存空间的争夺，使亲属部 落产生了加强联合的必要；随着部落联盟的形成，战争的规模也随之提高。战争的发生 ，改变了人类原来的分裂、分散的发展趋势，人类开始向统一的趋势发展。 "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 ，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 ，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在合众国，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便 可以见到这种联盟的最发达的形式。他们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大概 是很大的达科塔族的一个分支）迁移出来，经过长期漂泊才定居在今日的纽约州，并分 成了五个部落：塞讷卡、卡尤加、奥嫩多加、欧奈达及摩霍克。他们仍以捕鱼、打猎及 原始园艺为业，住在大半用栏栅防卫起来的村落中。他们的人数从未超过二万；五个部 落中有几个共同的氏族；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的非常近似的方言，占有互相连结的、为 五个部落所瓜分的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是他们不久以前才征服来的，所以这些部落惯于 团结起来对付被他们驱逐的部落，是自然而然的事。〔7〕 3.奴隶社会 人口膨胀带来了战争，战争又把人类从原始社会带入到奴隶社会，战争消灭、兼并 了数量可观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同时也为为数不多的能赢得战争胜利的部落联盟的 人口增长创造了资源条件。另外，保障人口增长的因素还有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当 部落联盟发展成为民族、国家后，部落联盟间的战争也就转变为民族间的战争、国家间 的战争。国家的人口数量也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升的，最初它可以是20万，也可以 是30万。 侥幸生存下来的国家（如秦国），它的统治者可能多次改姓更族（指家族），但它 的语言是不会更换的，更换语言的民族和国家，只能是被兼并（或者事实上被兼并）的 民族和国家。发明汉语的民族和国家，正是在若干次战争中侥幸生存下来的民族和国家 。汉语最早的主人，我们能肯定的也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长时期的兼并战争是奴 隶社会的最突出的标志，中国有幸在史籍中记载了（歪曲地）奴隶社会这一时期，即春 秋战国时期。古籍对春秋战国细节的描写是不可信的（因为各国不可能讲同一种语言） ，但秦帝国建立以前发生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兼并战争是非常可靠的。西汉政权 是推翻秦朝政权建立的，西汉统治者为了使这种改朝换代合理化，在其编写的文献中说 了秦国、秦始皇、吕不韦、李斯许多坏话--秦国的祖先是养马的饲养员、秦国是受封 较晚的诸侯、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的母亲淫荡、李斯建议焚书坑儒等等，歪 曲了历史。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顾颉刚对中国史学、中国文化的贡献。 〔作者林存柱，1962年生，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1〕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八章，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年版。 〔2〕《史记·周本纪》。 〔3〕〔5〕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69、74-75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4〕张习孔等：《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第63页， 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 〔6〕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一册，第51页，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