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卷第2期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6月
审美意识形态与文学交往精神
———钱中文文艺理论思想蠡测
陈 定 家
(北京化工大学科技与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029)
[摘 要]: 著名文艺理论家钱中文,为新中国文艺理论辛勤耕耘几十年并取得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他提出的文艺“审美意识形态”说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当代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新出版的《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堪称为“中国20世纪最后的文论经典”。
[关键词]: 钱中文;审美意识形态;交往;对话
[中图分类号]: Ｉ0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8 3316(2001)02 0036 08
一、共和国的文论家
在共和国半个世纪的文艺理论发展史上,能被称为文艺理论家的学者似乎并不多,尽管我们拥有也许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文艺理论研究队伍。世纪之交,回望边缘化程度日盛一日的中国文艺理论界,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执著的阵地守望者。著名文艺理论家钱中文先生就是这守望群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以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贡献而言,钱中文理论探索的功绩是有口皆碑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钱中文作为一个为新中国文艺理论辛勤耕耘几十年并取得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的优秀学者,“共和国的文论家”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钱中文先生早在念初中的时候就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旧小说和新文学作品,并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当一个作家或翻译家。40年代末开始发表文学作品,50年代上中国人民大学学俄语,毕业后去莫斯科大学继续深造,当时,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中国青年来说,似乎很难想像有什么比去这样一个艺术大师层出不穷、文学巨匠灿若群星的国度里学习更幸运的事。60年代初,归国不久的钱中文先生对文学理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开始发表文学论文,且一连数年,不断有成果问世。经过“文革”十年沉寂后,他又开始了文学研究工作,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80年代以来,钱中文先生发表了大量论文,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原理———发展论》、《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等理论专著早已成了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之书;由他主编或参与撰写的文集《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文学理论:回顾与瞻望》、《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回顾》、《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论集》等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90年代,钱中文先生的一些重要理论文章,如《文艺理论:回顾与展望》、《对话的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的文学理论》、《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会当凌绝顶:回眸20世纪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文学理论新变》、《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等,不仅在我国有很大影响,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较大影响。近年来,钱中文先生在国外、境外发表论文多篇,如关于新理性精神的论文,被刊于1996年纽约出版的理论刊物《多元比较理论解释与现实》头条位置,著名的美国学术刊物《新文学史》也以显著位置发表过他的论文。有的论文被刊载于国外的学术论文集中,如澳大利亚出版的文集中就收集有钱先生的文章。
钱先生的文学研究,体系严密,视野广阔,常表现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恢弘气概。改革开放之初他发表的《艺术真实与艺术理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论艺术直觉》、《艺术假定性类型和真实性形态》等,主要探讨文艺的真实性、人性共同形态、艺术直觉、现实主义的不断更新与发展等问题。他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并不像它的否定论者所说的已走完了自己的道路,现实主义有自身根深蒂固的审美原则,是一种“不断的综合与创新”,与某个创作方法不同的是,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们总会使用这一原则,至少会深受其影响。
80年代中期,钱中文先生倡导文学创作中的“审美反映说”和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说”,针对一种张扬无度的主体性观点,他这个阶段的长篇论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80年代下半期,他的《文学原理———发展论》一书进一步深化了“审美意识形态说”与“审美反映论”等思想,并使他的文学理论思想系统的中心范畴得到了发展和升华。
《文学原理———发展论》出版后,很快被一些高校中文系指定为研究生必读参考书,同时国内10多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认为该书“角度新颖,视野开阔,有所突破,有所开拓,新意迭出,自成体系”。今天看来,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的确,这本书和王春元的《文学原理———作品论》、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一起,以其新颖的角度和恢弘的结构,把中国80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史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自《文学原理———发展论》出版至今,该书的一些重要思想不断被同行引用,特别是书中有关“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论述。如今,“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已为中外文艺理论界广泛接受,1990年,伊格尔顿出版了著名的《审美意识形态》一书后,这一概念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全球性影响。
二、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艺观的一个基本范畴。马克思关于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命题,内容十分丰富,它内在地包括着一种新的艺术分类思想,且有别于19世纪西方流行的“美的艺术”、“优美的艺术”之类的概念,又科学地表述了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社会本质和审美特征,并对艺术的社会学、心理学、本体论、反映论、生产论和发展论等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文艺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于文艺意识形态性质的问题,即文艺究竟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形式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文学的本质和本性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是文学理论必须重点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80年代末期,《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和《文艺研究》等几家刊物,曾发表过不少文章,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大多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不少专家之间甚至有过不少直接的激烈的对话。在这期间出版的文艺学教材或专著也基本上都直接或间接地阐述了对这些问题的观点。
1986年,毛星在《意识形态》一文中讨论了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或社会意识形式是不是上层建筑的问题。毛星认为,“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把艺术错误地归结为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 (即意识形态)的一种,因而大大缩小了艺术和艺术活动的意义和范围,如许多人分析艺术时只重分析思想,把艺术创作活动简单化为认识活动,艺术问题因而也就变为了一般的认识论问题,艺术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也因而不是被蔑视就是被轻视。”[1]
吴元迈在《关于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一文中分析了20世纪以来国外一些非意识形态理论,他尖锐地指出:“文艺是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其他一切文艺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文艺是意识形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强加于文艺、不适于文艺性质的身外之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其实只不过是把文艺的基源归还于文艺自身罢了。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归还、而是一种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科学发现。”[2]
钱中文在《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一文中从哲学和审美的双重角度探讨了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审美特性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他认为用“一般意识形态观点的理解来涵盖文学”,“就会导致实用主义、庸俗社会学”。一旦把“审美特性与意识形态特性结合到一起”,这种系统性便使对象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学的审美描写,……显示了它的作为具有倾向性的意识形态性”;“但是文学的审美描绘,又可揭示人类共同人性的要求,表现人的普遍感情和愿望,……从而成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的另一种表现”;此外,“在文学中,有相当部分的作品,描写自然景物,……只以优美的状物写景的审美特性一面,吸引着各时代的读者”,“这是文学的审美的意识形态性的又一种表现”,在钱中文看来,“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倾向性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全人类性,否则就难以沟通人们”。并称:“一旦失却这种沟通,就必然会在文学与人们之间筑起巴比伦塔,使文学走向消亡”。
钱中文概括说:审美的和哲学的“这两种方法的结合,揭示了文学的常态特征,使人看到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特性既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性,也非单纯的审美。强调整意识形态性是必要的,但如果局限于这一点,会使其审美特性变为附属物;强调、突出审美特性是必要的,但如果只见这一特性,又会砍削了文学的另一本质特性”。
总之,钱中文认为:“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阶级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以及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的形态。”[3]今天看来,这一观点逻辑之严密、概括之精当是时人莫及的。
虽然栾昌大、董学文、牟豪戎、陆梅林等人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也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并且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钱中文的“审美意识形态”说已成为颇有影响的一家之言,这一理论观点自此也成了钱中文文学理论学术思想一以贯之的核心观念。
三、“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一书,收集了钱中文近20年来撰写的部分理论文章,作者认为,这些论文大体上从一个方面记录了他在新时期20年来,对文学理论发展的追踪和探索。
这本论文集分上下两编,作者在书的“跋”中写道,上编重于对中外文艺理论的清理与评述,探讨它们的形态与特征,成绩与局限。书中评价了美、苏、瑞士三种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有关“意识形态本性论”文学理论与“认识论”文艺美学两文,则是对苏联学者与我们学者文论思想的书评,探讨了它们的得与失。对于这些文学理论形态,作者力避人云亦云,尽量不使用第二、第三手材料,并努力提出自己的观点。
对于书中提及的文学理论现象,有的其局限性已十分明显,但作者尽量不用80年代相当盛行、至今还在大行其道的简单否定方法,也就是六七十年来盛行于我国学术界的非此即彼的方法论。当今的学术思维,在作者看来,应是宽容、对话的,包含了一定的非此即彼的、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
下编偏重于对文学理论中的问题作探讨,包括作者对某些文学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的设想。这些论文评价了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进展,在“现代性”的策动下,我国审美意识所发生的激变,文学观念的更新,文学与文学观念多样化的形成及其发展与走向,较早地评价了80年代欧美文学理论的转折,并在我国文学理论建设中,提出“新理性精神”,而作者所理解的“现代性”与对它所作的解释,正是“新理性精神”的体现。在钱先生看来,我国多样化的文学理论,正在走向一个交往对话的新世纪。
文集虽非专著,但有一定的系统性。这些论文,大部分发表于《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有的论文以首篇刊于美国出版的专题论文集。“本书大体表达了作者的部分文学观念与方法。”[4]毫无疑问,“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钱中文文学理论思想的基本概念,在这本新出版的文集中理所当然地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例如,在文集的第一篇文章《文学理论:观念和方法》中,在谈到什么是文学和艺术时,作者说,解放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这个问题似乎明确了;但是,十年动乱,这个问题被推向极端,什么是文学和艺术,实际上又发生了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文学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有的人只承认是意识形态而不是上层建筑。就是在第一部分人中间理解也有不同,有的人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是认识,有的人则认为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又如在文艺创作问题上,存在贬抑反映论的倾向,但是这一问题上的简单化倾向,至今也还未清除。从反映论的观点看问题,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因此我们提倡作家要深入生活,要与时代同步,去熟悉不熟悉的新生活,反映新生活,否则创作就会枯竭。但是如果问题到此为止,论证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就算是阐明了反映论,那就把反映论简单化了。实际上,这里仅仅谈到了反映论的出发点。在他看来,文学创作不是一般的反映,而是一种审美的反映;对于审美反映来说,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是现实生活一旦进入审美反映,则现实生活就转化成了作家的心理现实,进而成为审美的心理现实;审美反映是与表现相统一的,与理论反映是不同的,企图把审美反映与表现对立起来,故意与复制等同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最后审美反映的丰富性在于它们的具体性的主观性,即“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钱中文认为,这个论点是对反映论、对审美反映的出色表达。[4]
在《走向宏放,走向纵深》一文中作者指出:在文学理论中,除了阐明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共同特征之外,主要还在于阐明文学自身的根本特征。“在我看来,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文学理论中,需要大力阐明的不是经过哲学抽象化了的文学,而是文学自身,这就需要把审美特性与意识形态性一开始就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使得审美特性不是成为一种附加物,而是和意识形态特性一起,成为文学的根本特性。实际上,只存在文学的意识形态,也即审美的意识形态,这种形态就是文学自身存在的形态,这种形态的特性就是文学自身的特性,这也正是文学理论必须大力阐明的特性。而意识形态的文学,这是对上述文学的哲学概括,是社会结构理论的组成部分,这对于了解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完全必要的。”[4]
作者相信,“如果我们把文学视作文化现象,并按照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对不同文化现象加以排列,则可以看到文学自身的具体形态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这个序列就是从物质文化进入艺术建筑、造型艺术地带、音乐创作地带、纯语言艺术创作地带、‘实用’语言艺术过渡地带,再进入纯精神文化地带,即各种理论的文化形态地带,构成一个文化系统。文学与其他形式的审美文化,与非审美文化,这时都以各自的特征与功能,进入这个文化系统,形成总体文化。在这个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各种文化形式,与各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联系着,并受到它们强弱不等的制约与影响。从把握的对象来看,文学作为审美文化,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感情、精神、心理的各个角落,深入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这是其他文化形式难以与之相比的。在把握现实的方式上,文学的把握既非完全实践的把握,因为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现实,也非纯粹精神的把握,使文学理论化。这是一种实践精神的把握,审美实践的把握。它以感情为主导,又与思想、认识相渗透;它是虚构的,又是一种特殊的真实;它有一定的目的性,又有一定的非目的性;它具有明确的意识性,又伴随着创作中的无意识性;它既具各种倾向,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乃至全人类性。这些特性,都是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的各种表现。”[4]
作者在评价“三种外国文学理论形态”时,当然也没有忘记“审美意识形态”这杆“尺子”,他在肯定了凯塞尔要求把文学作品当作语言艺术来研究等观点的合理性后,又批评了他把文学研究局限于作品的语言结构研究的倾向。
作者认为,凯塞尔力图在文学研究中恢复“诗学”即“文学理论”的研究。凯塞尔说:“19世纪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文学史上,诗学由于18世纪确立标准的趋势而失掉信用,陷入困境”,一个时期,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差不多合二为一,成为同一个东西。“事实上,最近几十年来,对文学事物特征的研究又重新开始了。诗学重新和文学史并驾齐驱,而且被公认为文艺学的最核心部分”。凯塞尔对忽视文学特征的研究的指责,自然是有道理的,符合一定的实际情况。但他把文学特征的基本观点归结为语言特殊方式的使用,就把诗学完全变成了分析语言的特殊使用的理论。当他把作品与作家个性等因素分离开来,也就缩小了诗学的价值。因为,凯塞尔的理论不仅忽视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对文学的审美属性实际上也无法全面把握。[4]可见,凯塞尔的“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在分析韦勒克文学理论的优劣得失时,钱中文认为,韦勒克所说的文学的突出特征乃是“虚构性”、“创造性”或“想像性”有独到之处。的确,文学处理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像的世界,艺术真实不同于历史真实,小说人物不等于现实人物,这都是一般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钱中文说,让人奇怪的是,韦勒克把文学的虚构性与文学的审美特征分离开来。事实上,文学的虚构性,想像性,都是审美特征的表现,脱离了审美特征来谈文学的本质,总感到有点隔,说不到问题的要害处(应该说明,韦勒克在后来的著作《进军文学及其他论文》一书中,对此是有所修正的。他说:“在较高的想像、虚构的意义上说,认为文学特征是为审美功能所支配而得以表现,是区别文学惟一令人满意的方式”),其次,“虚构性”固然是文学的特征,但是文学还要求真实,两者如何才能达到统一?看来虚构虽然可以想像,可以创造,但不能脱离生活真实。文学是一种包含表现的审美反映,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把它的本质规定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性。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如本体论、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去充实对文学本质的了解,但是审美意识形态可以说是文学本质的最主要之点,再次,如果说文学本质只在于“虚构”,那么宗教也是一种虚构,对两者如何加以区分呢?[4]这可以说也是凯塞尔的文学本质论难以回答的问题。
根据凯塞尔的说法,所谓“纯文学”就是不表现现实生活和客观世界,只表现假定的。由词汇创造了客观性的、显示了语言组织性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凯塞尔的“纯文学”强调的正是韦勒克的“虚构性”。文学中的现实不同于生活中的现实,这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它是凭主观意识虚构出来的吗?它的客观性固然需要由语词的表达而表现出来,因为语词表达一定的意义,但是由词汇联成的句子,难道是自动组织起来的吗?它们所显示的客观性难道不是由于作家的参与和选择,对现实的一种审美反映的结果吗?可见,凯塞尔的“纯文学”之说,并不是很科学的。令人遗憾的是坚持“意识形态本性论”的波斯彼洛夫在一定意义上也和凯塞尔一样,对文学的审美特性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有意低调处理,使文学的本质特性不能得到更全面更准确的阐释。当然,也许这背后隐藏着极为复杂的政治、历史和其他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
应该看到,波斯彼洛夫关于文学的本性的论述,和韦勒克与凯塞尔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从“意识形态本性论”来阐述文学的本质特征。波斯彼洛夫指出,意识形态的观点不仅仅是以理论的形式来表现的,它不仅深入到理论思维领域,而且也表现于社会意识的其他领域,如文学创作领域。那么,文学是如何表现其意识形态性的呢?作者认为文学最根本的特征在于表现“对生活的社会特征的感情、思维的认识”,感情、思想的评价。他认为杜勃罗留波夫提出的一个见解十分重要,即艺术家有他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或译“对世界的具体感受”),以此区别于“理论观点”。[4]这些看法,无疑从一定角度反映了波斯彼洛夫对文学的审美属性的理解。
波斯彼洛夫的理论,在苏联学术界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在钱中文看来,它自成体系,与上述几位学者的有关文学本质论相比较,视野更为宽广。他力图在意识形态这个系统内阐述问题。但是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它的最根本的特性应是审美与意识形态性的结合,意识形态的理论只阐明了它和现实的关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共同点。文学性的阐明是多层次的,钱中文在其他文章中多次谈到过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考察,但是不管层次如何多,必须首先将文学现象置于最高级概括的哲学层次上进行分析,也即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进行阐述,然后,从第二本质的心理、社会、历史、语言、本体等诸层次进行分析,和第一本质层次联结为一个系统结构,也许这样可能使我们较为深入地进入到文学的本质[4]。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理解,在意识形态性这一文学的重要特征得到普遍重视的情况下,钱中文先生更重视的是文学的审美特征。
在《文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本性论”》一文中,钱中文进一步提出,波斯彼洛夫把文学艺术归结为“认识生活的一种形式”,并论述了这种生活形式的特性,正确地指出了美的源泉的客观性。不过另一方面,《文学原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论述,使人感到极为不足。钱中文说,文学艺术固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艺术不仅是认识,而且也表现人们的感情、思想;审美的本性才是文学的根本特性,缺乏这种审美的本性,也就不足以言文学艺术,看来文学艺术的本性是两重性的。“社会论派”的理论强调了审美认识中的主观因素,提高了人们对美学的兴趣。因此更为完满地阐明文学这一意识形态的特性,还需要加强对它的审美本性的深入探讨[4]。除了对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特征的深入研究等引人注目外,这本新出版的论文集,还体现了钱中文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应该重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贯思想。借鉴、沟通、对话、交流、交往、碰撞、综合、更新等等词语在文集中一再出现,“求索与探新”编,即下编中的大部分文章字里行间更是蕴涵着钱先生对文化交往的关注和热心。书名《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也较好地反映了他理论研究视角的新取向。
在《文学观念: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一文中,作者从我国近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的角度,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本质观:纵观差不多100年来我国文艺观念的论争,大体有三种类型的文艺观不断相互冲突,彼此消长。一是为政治的文艺观,二是为人生的文艺观,三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它们的发展过程是,先是政治的文艺观与纯文艺观的共存。继而是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艺观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的兴起与冲突,后来是为政治的文艺观逐渐取代前两者,虽时有论争,但前者在舆论上占有优势。再往后是政治的文艺观在政治权力的协助下占了绝对主导的地位。最后即现在,就主导方面而言,面向人生的文艺观又取而代之,这是在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自然形成的趋势。
在分析和各种文艺观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影响后,作者指出:在80年代的大讨论中,就文学观念而论,有人继续张扬文学的“意识形态本性论”,有的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的结合,或是文学是人学,是感情的表现等等。他则提出文学是以艺术言语为中介的审美意识形式(或形态);它的存在形式是艺术言语的审美创造、审美主体的创造系统、审美价值和功能系统以及接受中的审美价值再创造三者的结合,并由此形成文学本体,这既有别于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本体论,也有别于我国文学本体论的否定论。
他引用《文学原理———发展论》一书中对文学作为以艺术言语为中介的审美意识形态的观念作过的表述说:“一、文学的审美描写,确是反映了一定人群、集团、阶级的感情和思想倾向的,显示了它的作为具有倾向性的意识形态性。二、但是文学的审美描绘,又可揭示人类共同人性的要求,表现人的普遍感情与愿望,使它超越一定群体、集团、阶级感情、思想倾向,从而成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的另一种表现。三、在文学中,有相当部分作品,描写自然景物,寄情山水之间,有的固然明显地富有作者的情感,有的则不甚分明,也不易看清楚。更重要的是它们只是以优美的状物写景的审美特性一面,吸引着各时代的读者。……这是文学的审美的意识形态性的又一种表现。”[5]虽然后两种意识形态性与前一种意识形态性都是文学特性,但由于审美角度和审美把握不同,所以在统一体中,两者的特性和性质发生了变化而有所不同。文学作为以艺术言语为中介的审美意识形态,是感情为中心,但又是感情和思想的结合;它是一种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阶级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以及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形态。[4]这最后一个结论实际上又为“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广泛的社会性及全人类的审美意识形态使不同文化的交往和交流成为可能。
理论必须争得其固有品格———多样与创新,在多样与创新中淡化与消解简单化与庸俗化,建立符合文学自身特征又能促进文学发展的文学观。钱中文相信,交流作为一个过程,是理论更新的外力的推动,是一种参照系,是使自己纳入人类文明创造的参与。在讨论了20世纪我国文艺观念的论争、冲突、变化与更新后,作者指出,这一切固然是文艺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同时每次变化与更新,又都是从文化交流中汲取外来文化的结果。什么时候这种交流活动显得活跃,那时文艺观念的更迭也就频繁而有活力;什么时候中断交流,墨守成规,那么长期的封闭与自满,会使一些人把原有的文艺观念变成教条化、庸俗化、简单化的东西;什么时候拒绝从外来文化中汲取新东西,认为惟有自己的理论纯洁无比,当今外国的文化都是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玩意儿,你有的我们的老祖宗都说过的了,那么这类理论充其量不过是转述与重复,坚定的唯物主义会变为机械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失去创新能力的东西。[4]这些经验教训实际上都是很值得“走向交往对话的文学理论”认真借鉴和深刻反思的。
当然,这本新出版的著作,内容十分丰富,融“史”“评”为完美“论”语;汇“中”“西”成绝妙“今”言。但是,在钱中文整个文学理论思想体系中,“审美”和“交往”始终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本新的著作,如上所述,同样给了“审美意识形态”和“中外文化交往”突出的篇幅和位置,是否可以说《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一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钱中文文学理论体系的“审美本质”和“交往精神”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钱中文理论阐明了文学的“审美本质”和“交往精神”,而“审美本质”和“交往精神”也同样实用于他的理论本身。1999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文艺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的学术研讨会上,钱中文的这本新书,得到了童庆炳、陈传才、刘女亘、钱竞、温儒敏、王宁、高建平等专家和学者的高度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部著作堪称为“中国20世纪最后的文艺理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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