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行政管理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行政管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可以归结为下列几方面： （一）“行政国家”的出现。它是在法制基础上行政机关规模的扩大， 公共行政人员队伍的增长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发展为标志。如1791年美国的政府雇员为4万，1881年达到10万人。1941年的人数已突破百万。随着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日益扩大。管理手段日益复杂。其管理活动包括干预经济、税收、交通运输、教育、邮政、印刷、福利、公用事业管理等各个方面。政府行政费用、财政支出，税收负担日益增长和贸易、工业方面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状况，不断对政府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文官制度”改革运动的发展。 19世纪末美国国内的文官改革运动直接推动了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废除政党分脏制，建立“中立的”文官制度和功绩制。1877年纽约成立了第一个文官改革协会。1881年成立文官改革同盟。1883年美国国会制定了《彭德尔顿法》（即文官法）。开始确立功绩制原则。公共行政人员的考核、廉洁、工作效率等等也开始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三）多种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财政学等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对行政组织、行政管理和行政效益的研究。 特别是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为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创造了理论条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的一些学科。如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都在这一时期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弗雷德里克.W.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胡戈·蒙斯特伯格的《心理学与工业效率》（1923）·莉莲·吉尔布雷斯的《管理心理学》（1914），亨利·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1922）等等都对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 （四）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在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教育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19世纪末美国的一些成功地进行行政改革的城市需要培训各类人员到政府中任职，刺激了公共行政职业教育和最初的大学公共行政教育项目的发展，并使公共行政学成为在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课堂中讲授的专门学科。 二、行政管理学在西方的发展 （一）形成时期，也称为传统理论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 1.以威尔逊和古德诺为代表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
2.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管理技术）学派。1912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则》等，强调工作方法标准化、管理职能专门化等。 3.以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型学派（机关组织体系、科层体系）。
行政管理学从法律、制度、组织的研究转向对人的交往行为的研究，因此，三、四十年代便出现新兴的行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行政管理学理论。这一时期学派主要有：
2.动态平衡学派。巴纳德1938《经理的职能》：动态平衡理论。 3.决策理论学派。西蒙1947《行政行为：对行政组织中决策过程的研究》把行政学的体系分为；方法理论、决策理论、行政组织及决策技术的研究。创立决策理论和组织平衡论。 这一时期理论可以归纳为行为──过程行政观，即研究以行为科学为基础，强调人的行为对行政的影响，强调行政组织的具体过程，强调环境对行政过程的制约。以人为中心这一时期行政管理的研究主要贡献在于：对行政组织的研究由静态转向动态，在注意研究正式组织的同时，也重视非正式组织的研究；特别重视研究组织的人际关系和人的行为，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一系成果；强调组织中人员的贡献与组织对人员满足保持平衡，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张由严格监督和严厉惩罚转向诱发动机、鼓舞士气，激发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主要局限在于：忽视法律、规章制度对人的行为的作用。对行政行为的研究尚未系统化。 （三）繁荣时期，也称为现代管理理论时期 （20世纪60年代—至今）
新公共行政学派将社会公平视为公共行政的“公共目的”，赋予它作为核心价值的意义。正如弗雷德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学》一书中所指出的：“社会公平包含着对包括组织设计和管理形态在内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的选择。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性；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社会公平强调公共行政管理的变革；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以追求行政组织自身需要满足为目的。总之，倡导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及经济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 六、七十年代的严峻现实对公共行政学以及政府管理提出了挑战。瓦尔多（Dwight Waldo）注意到公共行政学处于一个“革命的时代”，于1968年召集了一个青年学者的会议。该会议由瓦尔多当时任主编的《公共行政评论》及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赞助， 并在锡拉丘兹大学的密诺布鲁克会议中心（Minnowbrook conferencesite）召开。 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马诺力（Frank Marini, 1935-）主编的《迈向新公共行政：密诺布鲁克观点》（1971）、瓦尔多著《处于动荡时期的公共行政学》以及弗雷德里克森 （H. George Frederickson, 1934-） 的专著《七十年代的邻居控制》（1973）和《新公共行政学》（1980）。会议的目的是要鉴别公共行政学应该研究的问题，作为一个学科，公共行政学的重点应该放在何处以迎接七十年代的挑战。密诺布鲁克会议的中心主题是： 1.公共行政学学者如何将道德价值观念注入行政过程； 2.如何能有效地执行政策； 3.政府组织机构与其服务对象的恰当关系是什么。 瓦尔多对会议的总体印象是朝向规范理论、哲学思考、社会焦点以及行动主义。缺乏对计划、预算和运筹学的研究，但是有对适当的“价值”、个人——组织道德问题的研究。关键词是“相关性”、“社会公平”、“调整与适应”以及“顾客导向”。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新公共行政学将社会公平注入传统的经济与效率目标。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服务的公平、对市民需要的负责任而不是对公共机构的负责任以及公共项目经理应当对决策和项目执行负责任。新公共行政的主题是市民参与政策制定、分权与民主工作环境。关键词是“授权”、“促进”与“适应”。 有33位代表参会的1968年密诺布鲁克会议是美国公共行政学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尽管新公共行政所倡导的价值观念（社会公平、代表制、响应性、参与和社会责任）在行政管理的实践中难以完全付诸实施，然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公共行政职业教育的相关性以及对组织成员、顾客和社会需求的培训。后人将再次提及类似的问题并要求“重塑”政府。 批判新公共管理和企业型政府，认为用企业政府的方法解决政府出现的问题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政府不是市场，公民不是顾客而是主人。顾客至上的政府再造运动摧毁了公民神圣的观念，政府的真正问题在于权力和政治。民营化、市场化和放松管制和导致更大的腐败，解决问题在于更多的政府，而不是更少的政府。 3.以奥斯本、盖布勒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学派1992《再造政府》
“新公共管理”有不同的名称，如“公共管理主义”（或“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后官僚体制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等以经济学和私营管理理论的方法为基础，传统以二分法和科层制为基础。 1992年《再造政府》企业型政府取代官僚体制。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 组织激励、 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核心战略（明确组织目标）后果战略（创设绩效后果）顾客战略（顾客置于驾驶室的位置）控制战略（把控制从高层和中央移走）文化战略（创造企业家文化）。 企业型政府：政府要像企业那样，尊重顾客，按照顾客的需求提供服务。 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把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观点归纳为： 第一、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较为引人注意的是新公共管理注重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个人的责任。 第二、明确表示了脱离古典官僚制的意图，欲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有灵活性。 第三、明确规定组织和人事目标，以便根据绩效指标对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测评，对计划方案进行系统评估，追求有效验的“三E”（经济、效率和效能）。 第四、资源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着政治色彩致力于政府工作，不必坚持政治上的中立或无党派立场。 第五、运用市场方法管理公共事务，使政府职能更有可能受到市场检验。 第六、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 与新公共管理关联的术语：分权、市场化、顾客导向、绩效评估 新公共管理的缺失：新公共管理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新公共管理强调对产出或绩效目标进行精确的界定、测量和评估。但政府的许多服务项目其产出、成本以及绩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难以准确测量和评估；新公共管理主张公营部门私有化，实际上是放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逃避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过分强调市场化，使得公正、正义、责任意识等道德伦理观念的作用削弱，导致公共性丧失。 这一时期理论可以归纳为多元化行政观。没有一个主导的行政范式，行政学研究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批评了传统理论和行为科学各执一端的错误，从系统整体上研究行政管理，强调系统科学管理，把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行政组织的研究从封闭式进入到开放式，提出行政系统必须适应社会环境系统；强调权变管理，即随社会变化发展，行政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方式、方法也要改变，行政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权变管理。这一时期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系统理论研究在某些层次，如心理与社会系统，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还不完善，实践中较难处理。 三、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严密的行政管理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行政管理思想。它们对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国外许多研究公共行政学的专家学者对我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及行政管理思想理论的演变过程具有浓厚的兴趣。详尽考察并批判继承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不仅有助于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而且有助于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行政管理体制。 （一）中国古代行政体制
在我国原始社会晚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已经有了原始的组织形式。部落联盟首领实行“禅让制”，其下有各部落首领组成的议事会，另设专职人员分管祭祀、天文、水利、农事、民事、兵刑、山泽等等，已有萌芽形态的设官分职制度。在中国古代史中，尧、舜、禹都是实行“禅让”的部落联盟首领，正如《礼记·礼运》所云：“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当时，公共权力、公共事务管理的特征很明显。舜担任联盟首领期间，“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排洪治水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事务。后来禹子承父业，致力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治服水害，并因此而被推举接替舜。据《左传》记载，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 出现了划分行政区的萌芽。《尚书》中有禹主张为政“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的记载。禹死后禅位于伯益。公元前21世纪， 禹的儿子启夺取了伯益的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立国号“夏”，开始实行“家天下”的世袭制。这是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 自夏朝始，我国逐渐在王权基础上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这种分离的过程是以王权的形成和发展为标志的。我国古代对 “王” 字的解释有几种：其一，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一竖是指一个贯通于天地人之间的人。所谓“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王被认为是天地人的主宰、最高权力的象征。其二，古文字学家吴其昌根据周金铭文中“王”的象形文字“闲”的字形，解释说：“王字之本义，斧也。”表明王同军事有关，王权本身包含着军权。夏朝初建时，最高统治者称为“后”，到中后期时称为“王”。至秦始皇时，“采上古帝位号，号日皇帝”，是为了更加突出大一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帝王的称号实质上是王权的象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权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行政体制和官吏制度，它们是王权赖以统治的基础。 在中央机构方面，启建夏朝后，称有“六事之人”，即“六卿”，此是仿照舜的做法。商代沿设“六府”，《礼记》中说，商“天子之六府，日： 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 当时，往往一种官职的名称也是一个机构或部门的名称。周朝时中央机构设三公六卿。秦汉时确立了三公九卿制。所谓三公，即所谓的宰相之职，在名义上分别领导九卿。中央机构设九个主要的行政管理部门，称为九卿。每一部门再分设若干个下属机构。 隋唐确立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行政体制， 三省即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三省长官为宰相之职，六部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隶属于尚书省，六部的体制自宋以后本保持不变。明朝时废除丞相制度，改用内阁制，作为皇帝的辅政部门。清朝雍正时演变为内阁与军机处双轨制。清末改设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制本身已具有现代行政体制的雏形。 在对地方的管理上，周朝以前实行分封制，地方诸侯根据与王朝关系的远近，形成不太牢固的臣服和贡纳关系。天子的直属领地称为“王畿”，城区和近郊地区划为乡、州、党、族、间、比六级，农村地区划为遂、县、鄙、酂、里、邻六级。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后，实行郡县制，全国置36郡， 后增至40多个，每郡派一个监察御史进行监督。汉武帝时，全国郡（国）增至100多个，于是在郡之上设州，每州辖四至十郡，每郡辖十县左右，每县辖农户一万左右。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在州之上设道，全国划分为十道，分道设按察使巡察。北宋时改道为路。元朝时高级行政区为行中书省，明朝时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习惯上仍称行省，简称省，共有13个。 省级长官只管民政，军事机构自成系统。清朝时内地置18省，光绪时增至23省。隋唐前，曾出现过藩镇割据现象。宋以后，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巩固，并一直延续下来。
（二）中国古代官吏制度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逐步建立一整套等级森严、 管理严密的官吏制度，其中包括选官、爵位、俸禄、考课、监察、官学、致仕（退休）、丧葬抚恤等。这种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尧、舜、禹时期已有设官分职的萌芽。当时的公职仅在数十人至上百人左右。部落及部落联盟首领实行“禅让制”，以“选贤与能”的思想为主。自夏始至商、周，臣服于王权的国家机构产生并趋于成熟，官吏的任用方式演变为王族垄断、宗法分封和世卿世禄制度。春秋战国时期，人才竞争成为富国强兵的焦点，出现各种各样“选贤与能”的做法，其中以秦国商鞅变法实行的军功爵禄制度最为典型。秦汉以来，为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察举制和征辟制逐渐成为重要的选官制度，这是一种靠荐举和征召选官的制度。魏晋南北朝时以九品官人法为基础选拔官吏，此法又称九品中正制，即在州、郡、县等地设置负责荐举的大、小中正官职，对所辖人员按九个等级进行评定作为升迁的依据。隋唐时期，为克服九品中正制所造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弊端，逐渐开始实行科举制，形成一整套程序化的、完备的选官制度，并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清末才终结。科举制的基本特点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即以参加正规考试的成绩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与严密、完备的选官制度相联系，我国古代官吏制度在官职的设立、官员的等级和待遇、考核、奖惩、退休等方面都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和体系。 （三）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思想 一个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它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行政体制和官吏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或是致力于官制改革，或是致力于著书立说，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学说对历代王朝的兴起、强盛和庞大的官吏队伍的形成、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籍中，已有各种关于行政管理思想的记载：《尚书·皋陶谟》中说，禹曾与皋陶讨论如何用人。禹主张为政“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左传》中关于为政的理论的记述更多，如“政以治民，刑以正邪”，“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等。《诗经》云：“布政优优，百禄是道”。 总体上看来，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思想主要包含在以下四个方面的文献中。 1.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出现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论证和学说。如孔子关于“礼”和 “仁” 的学说，孟子的仁政和“天人合一”学说，旬子的“天下为一”思想以及关于“王制”、“王霸”、“君道”、尚贤的论述，韩非子的“法、术、势不可一无”的思想等等。他们的学说各有其特点和代表性，并为当时的或是以后的统治者强化王权、建立一整套完备的行政体制和官吏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他们的论证富有哲理、范围广泛、寓意深奥，有些甚至触及了现代管理思想领域中还在争论的问题，如孟子的“性善论”和苟子的“性恶论”对人的本性之争直接和他们的行政思想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其论证的深度和广度不亚于现代管理学中的X理论和Y理论。 汉武帝时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著述中提出的君权神授论、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说，“性三品”说是先秦儒家、法家等行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被汉武帝采用后推动了汉朝行政体制的建立和巩固。 2.励精图治、改朝换代的开国君主或治国有术的统治者的言论及所采取的富国强兵的行政主张。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等等都是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如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的“贞观之治”使唐朝进入鼎盛时期，他的民本、群治、治国以制、兼听纳谏、量才授用、裁减官员等论述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实施《唐律》、《职官令》及所采用的许多行政管理措施不仅加强了皇权，而且使统治体制达到历史上少有的高效率。 3.顺应民心、要求变法或进行吏制改革的政治家的言论或著述。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废除了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起一套新型的军功爵禄制度。西晋时尚书左仆射刘毅上书要求改革吏制，废除九品中正制，指出“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其奏议对九品中正制的八种弊端进行了精辟论证。又如北宋中后期范仲淹的《执政书》、《上十事疏》及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都是主张变法和进行吏制改革的典范，其内容涉及考课制度、选官制度、科举制度、法度改革等各个方面。 4.历代王朝所颁布并推行的与行政管理有关的规定、法律、职官志、诏书等典籍。如云梦秦简中的《为吏之道》、《秦律》、《汉律》、《唐律疏议》、《大唐六典》、《铨法》（宋）、《吏部条法总类》（宋）；《京朝官考课三等第法》（宋）、《知州考课四善四最法》（宋）、《大明律》、《大清律》等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 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与行政管理思想是有待深入发掘的丰富的历史遗产，其影响和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产生较早，历史悠久。约在公元前2l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夏王朝成为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逐步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并形成世界史上屈指可数的庞大王朝，自成体系的行政体制和丰富的行政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早得多。 2.自身体系较完备、系统。以中央集权和组织严密的官吏制度为主要特征，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思想基础，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和逐步完善，有一套大一统的权力等级制度，有分工明确、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有较为细致具体的行政法典，有比较先进的官吏制度和监察制度，有较为稳定、系统的政治思想体系。所以，国外不少学者认为，历史上最早谈管理而且谈得很好的首推中国。 3.对世界近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重大。中国古代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和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措施对世界各国近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如官位设置，省州县三级制、内阁制、察举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等等都曾被欧美、亚洲等近代史上发展迅速的一些国家所借鉴。尤其是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有重大影响。据统计， 在1570—1870年的300年中，西方仅用英文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籍就有70多种， 例如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的《中国游记》（1569）、葡萄牙修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的《伟大的中国》（1583）都推崇并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 许多西方政治家、理论家都注意到这种影响，如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十分推崇中国的科举制度。曾任美国国家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坎贝尔在北京大学讲演时说：“在我们西方国家的所有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 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1982）。日本学者福井重雅说：“中国对世界的最大功绩， 就是汉代的察举制度”（1986）。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最早最好的制度。”这些论述都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古代行管理对世界各国文官制度发展的影响。 4.对我国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有潜在影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无法割断的。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观念、行政体制、行政区划甚至机构名称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早期历史留下的痕迹。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强调洋为中用，又要强调古为今用，自觉地把这种潜在影响引向积极的方面，这有助于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当然，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和行政管理思想是适合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最终成为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保障和枷锁。它强调的是专制的王权或皇权，具有神权和宗族、家族伦理关系的色彩，因而存在着许多造成吏制腐败的弊端，是造成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中国古代长期演变成的行政体制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很快就瓦解了，但在研究、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行政管理经验时，我们却可发现其与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和思想有某种渊源和历史联系。这一方面说明了世界各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我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和体制需要认真地思考和挖掘。对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要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批判地继承它的合理内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运用历史的、科学的态度研究和总结，这样才能达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目的，使历史遗产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历史及状况 1840年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打破了我国自我封闭的封建藩篱，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为了重振国威，开始接受、引进西方的技术、文化和管理方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已翻译出版了美国人写的《行海要术》、《行政纲目》和日本人写的《行政学总论》、《行政法撮要》等书。著名学者、推动行政改革的维新派主要领导人之一梁启超曾于1896年在《论译书》中提倡“我国公卿要学习行政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和总结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行政管理的原则和方法： （1）加强党对国家行政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 （2）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行政领导体制； （3）坚持民主管理原则，强调人民当家作主； （4）贯彻政府行政机关精简、廉政、讲求效率的原则； （5）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些原则和方法体现了我国新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性质和特点。 建国以来的一段时间，由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左”的思想的影响，我国行政学的学术研究曾有一个长时间的中断、停滞时期。 1952年我国进行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错误地把行政学专业、课程取消了。虽然当时在实践过程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对行政管理也进行过不同角度的研究，但在这段时期，理论上的探讨很贫乏，这种状况对国家行政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国家行政效能的提高很是不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春风给行政管理研究带来了生机。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①这次“补课”浪潮恢复了行政学的独立学科的地位，并使其研究范围迅速扩大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成立，行政管理是其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复旦大学举办政治学讲习班，设有行政管理学课程。1984年，由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人事部发起召开行政管理科学研讨会，并于当年底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与此同时，各省、市相继成立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一些政府部门和高等院校纷纷成立行政管理研究机构，开设行政管理专业和课程。
1987年全国行政管理学教学研究会成立。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正式成立，并发行了《中国行政管理》月刊。
1989年7月和12月，我国先后被国际行政学会第21届大会和亚太地区行政学会员国会议接受为会员国。1996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该会议首次在亚洲地区举办，
与会代表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会议主题是提高效率，简政放权。这次会议有力地加强了我国与世界各国在行政科学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标志着我国行政科学的国际学术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行政体制原来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存在着一些缺陷和弊端，特别是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显得更为突出，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而我国深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推动行政管理研究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日益成为重要议题。像简政放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人世与政府改革等等一直是贯串于改革过程中的主线，也是推动行政管理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课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简政放权、
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问题，1980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要讲话。 其后一些重大的改革举措相继出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