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社会的几个背景问题

　　一、元王朝与三位历史人物

　　元朝统治中国的时间不长：

　　蒙古灭金（1234），统一北方――惠宗妥欢贴木儿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兵攻下大都，元室北迁：134年。

　　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大元”算起，则为97年。

　　自元军占领临安（至元十三年1276），宋室投降，元统一全国算起，只92年。

　　蒙古王国本来是个奴隶制国家，在蒙古灭金过程中，北方原来的封建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发生过逆转现象，出现了奴隶制剥削关系。而若要巩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必须适应中原地区的封建生产方式，于是，他们相应的采用“汉法”治理中原，蒙古奴隶制国家也逐渐转化为元王朝封建制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两位历史人物对历史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一是成吉思汗时代的木华黎（又译毛浩来），一是窝阔台时期的耶律楚材。

　　早在蒙古攻占北方的时候，木华黎就被成吉思汗任命为对金作战的全权统帅，这时就面临对占领的中原地区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木华黎采取了争取汉族地主武装的招降政策，并把以劫掠奴隶、财物为目标的掠夺战争转变为争城夺地的占领战争。木华黎还约束部下的劫掠，保护农业生产。这些思想、意识在少数民族的决策者犹为难得，这些决策为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耶律楚材之时已逐步进入建设时期，他主张“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前者是他的主要思想。他建议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封建经济恢复的政策、措施。当时，一些蒙古贵族向窝阔台提出的把农田改为牧地，他坚决反对，阻止了一场对农业经济严重破坏的倒退行为。他建议制止和约束战争过程中对无辜百姓的大规模屠杀，并使之安居乐业。他还建议把蒙古诸王大臣所得的“驱口”（沦为奴隶的被俘者）和汉族军阀、武装地主占有的奴隶改籍为国家编民，这实际上有利于使这些奴隶从事农业生产。

　　耶律楚材还在燕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设立经籍所，搜集和保存儒学、文化典籍。对被战争严重破坏的文化有一些保护作用。在他的努力下，窝阔台即位后第十年（1238），即金亡后第四年，实行了第一次科试取士。此即“戊戌选”。由于这些政策在蒙古王朝统治集团中不时遭到反对，出现过反复现象，耶律也不断受到中伤、打击，1244年在抑郁中去世。

　　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最终是在忽必烈手上得以完成的，作为成吉思汗以后蒙古帝王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我们说说忽必烈。

　　忽必烈是宪宗蒙哥之弟，蒙哥于一二五一年即汗位后，任命忽必烈掌管漠南汉地军政大权。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在忽必烈青年时代，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从1251年以后的近十年间，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儒士幕僚集团，其中很多是元朝政治、文化界著名的人物，我们文学史提到的如郝经、姚枢、许衡等等也在其中。其中有的正是上面所说戊戌中选的人。这实际上是忽必烈的“智囊团”。他们中有的人向忽必烈进言“崇儒重道”，为他讲解儒家经典和历代圣君贤臣事迹，有的人向他陈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农桑天下之本”和“三纲五常”等道理。总之，他们力图使忽必烈接受和实行中原封建文化和制度，这实际上对元朝的统治、对忽必烈的治国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在了解中原的同时，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中原的文化，只有这样，统治才能巩固。而忽必烈则通过这些有影响的儒士来争取汉族地主、军阀和士大夫对他的支持。

　　忽必烈实行“汉法”的主张曾遭到蒙哥的反对，也受到蒙古贵族中人的打击。蒙哥去世以后，忽必烈在部分蒙古宗王支持下，又依靠汉族儒士谋臣和军阀将领的支持，打败了汗位的竞争者。从此，他进一步信用儒臣，更加坚定的实行“汉法”。他采纳智囊团中刘秉忠等人的建议，按照历来中原封建王朝传统，称皇帝，立年号，后又更改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他在建元中统诏书中明白地宣告和表明他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的正统继承者。

　　忽必烈改元后，进一步加紧对宋战争，1279年，宋王朝的最后一个流亡朝廷在岭南覆灭。

　　大体上说，到忽必烈正式建立大元王朝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从成吉思汗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到封建国家的转变过程。

　　在灭宋以后，江南地区封建经济没有像灭金过程中北方封建经济那样遭到很大破坏，南方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基本上受到了保护。忽必烈又很快采纳了程钜夫的建议，起用南方儒士为朝臣，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是起用宋室后裔、著名文士赵孟fu。这样，南方地主阶级对元王朝的态度也由反抗逐渐转变为拥护。而在成宗铁木耳大德以后，更多的原先持不合作乃至敌对态度的南方儒士纷纷转变态度，出仕食禄，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南方地主阶级对元王朝统一中国的最终承认和拥戴。

　　二、元代的儒士问题

　　大概从窝阔台开始，就注意保护和起用儒士，忽必烈更进一步信用儒臣。忽必烈以后，仁宗朝开科举，文宗（图贴睦尔）朝又采取了崇文尊儒的若干措施。但儒士的地位、出路和境遇始终是元代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也成为后人论说元代文学的内容和某些文学样式兴衰的症结之一。〖请读文学史p229〗按照史实，其间存在种种复杂因素。

　　1、中央朝廷规定的措施常常在一些地区不能贯彻。

　　虽然在窝阔台即位后就接受了耶律的建议，开始起用儒臣，但过了三十年，淮、蜀等地的儒生还沦为奴隶，足以说明“以儒为驱（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2、在起用儒士为官的问题上，由于存在着民族歧视政策以及与此有关的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而儒士又大都是汉人，因此从中央朝臣到地方官员的任用都存在着矛盾。

　　元朝将治下的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在选用官吏以及科举、刑罚上都有所差别。色目（各色名目之意）人，包括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畏吾儿、回回、乃蛮、阿耳浑、撒耳柯思、斡罗思、汪古、甘木里、怯失迷儿等。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实即北人，金代入元的）。南人即南宋遗民。

　　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诏令“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此外，府、州、县达鲁花赤也都必须由蒙古人充任。达鲁花赤在地方官中地位最高，即使实际不理事（蒙古人不识字，听不懂汉语，没有文化。元杂剧中多所反映），也成为高居在上的特殊官员。从忽必烈以后，一直到元亡之前的十七年，规定南人不得任省台（如中书省、御史台）之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南人即使考中进士，不能为御史、宪司官、尚书等职。这些规定，都使汉人、南人中的知识分子深感压抑。

　　3、元代的科举时行时止，仁宗以后，也发生过停罢科举，即使科举实行的年代，由于科举制本身存在着不利于汉族士子的规定，如名额由四等人均分，实际上不利于人数众多的汉族士子。元代还有两举不第，恩授教授、学正和山长（书院院长）之例，但又规定享恩授的汉人、南人的年龄限在五十岁以上，而蒙古、色目人只限三十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儒士们企求越过科举，直接进入仕途，就出现了大量“游士”。（有人认为元代知识分子始终采取与朝廷不合作态度，这是不符合史实的。）这些游士穿着破衣服，带着他们羞涩的行囊，艰苦跋涉，但几乎全都不能有所成就。这些人令我想起《儒林外史》中的牛布衣。游士之多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儒士的出路在元代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元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打破了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一系列传统和规矩。我觉得，大概可以说，元以前还是贵族时代，或者说是古典时代，元代蒙古民族入主中原，从此以后，这个社会就进入了平民时代。

　　在唐宋时代，吏员的地位很低。在唐代，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成为上层高级官僚。而唐代科举盛行以后，明文规定州县小吏不可以参加进士考试，可见吏员地位之低。而在元代，仕进之途有多种，其中一条就是吏员可以出职。特别在元代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之前，读书人通常只能由吏入仕，先当小吏。而小吏地位很低的传统又使得元代一些读书人不愿为吏。中统初年，元好问的门生“东平四杰”之一的李谦被选到中书省，听说准备让读书士子充任吏员，他立即辞去。元末王冕曾参加进士考试，不第，但当他听说他的朋友李孝光要推荐他作府吏时，立刻骂道：“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这些人坚持传统的儒为“四民之首”的价值观念，不屑为吏。而那些进入吏途的儒士，也通常会产生两方面的苦闷：一是羞与那些粗识笔墨的“小民”为伍；二是不甘心老于刀笔（一般情况下，按阶吏进速度很慢，要长期沉于下僚）。但儒士即使愿意为吏，还有限定的条件，比如武宗时代，就规定南人不得为廉访司书吏。

　　这究竟是读书人坚持传统之错呢，还是元朝新规定之错？

　　元代还规定，可以“白身补官”。惠宗至元元年，从四月到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白身补官的范围非常广，情况也很复杂。医生、刻玉的玉工、控鹤养禽兽的（相当于弼马温），以及诸王公主宠爱的奴仆，等等，都能作官。这样的“仕进多歧”，与读书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必然产生冲突，从而引出愤懑，当时的俗谚说：生员不如百姓，百姓不如祗卒。正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反映。

　　当时社会认为：“儒者执一而不通，迂阔而寡要”，有他们自身的缺陷。而以今天的价值观念看，多种途径选官是合理的。但被选者的素质，包括他的文化素质应被考虑。而把这些人用在什么地方，让他们做什么样的官，也是很重要的。当然当时官员分工不细。

　　也不能责怪儒士的保守与狭隘。封建社会读书人出路很窄，只有一条路，学而优则仕。当时只有一条富贵路，就是仕途。传统给了他们一个默认的许诺，只要他们读书，仕途就是他们的。他们的路被不作这种努力（而作别种努力）的人挤了，他们当然不满、愤恨。〖传统带来的这个问题至今未能得到完满的解决。我省曾经接待美国来访的一个青年代表团。两方皆为政府工作人员。我省一组织者祝酒说：为我们两国最优秀的一群青年聚会干杯。美方举杯说：你们是中国最优秀的青年，我们不是美国最优秀的青年，我们最优秀的青年在商界。〗

　　文学史说：儒生不幸文坛幸。P229

　　三、理学成为官学和全真教的兴盛

　　理学始于宋代，它基本上是原有的正统儒学的发展，同时吸收了佛学和道教中的若干学说，因此可说是正统儒学的变种。北宋是理学的形成时期，著名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等；南宋是理学进一步发展时期，著名人物有胡宏、吕祖谦、朱熹、张shi和陆九渊等，其中朱熹成就最大，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有朱学之称，同时陆九渊的学说也有陆学之称，朱学和陆学一直影响到后世，成为理学中两个主要流派。朱学在南宋宁宗庆元年初韩tuo胄当宰相时期曾遭到打击，被视为“伪学”，并一度被禁，史称“庆元学禁”。朱熹也在理学受到禁锢和压抑中去世。十多年后，理学又兴盛起来。但终宋之世，理学始终没有被政府正式立为法定的官学。到了元代，理学才正式成为官学。

　　元代，一向来被认为是儒生地位最低的时代，世传“九儒、十丐”的说法就是在元代。但就是在元朝立国后，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确认。大家是否看过《雍正王朝》的电视剧，其中有一个情节，全体赶考的考生捧着孔子的牌位游行示威。而那牌位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的这一封号就是在元朝才得到的，也就是在元朝，一介穷儒孔子才被封为“王”。所以，历史是很复杂的。我们的研究和分析，往往不能穷尽它真实的形态，也无法完满的找到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原由。实际上，很多事实之间，也许毫无关联，比如理学和儒士地位。但这只是也许，我们找不到太多实证。

　　元代为什么要尊奉程朱理学呢？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元王朝尊崇程朱理学，也就是尊崇儒学传统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御众地位，实质上又是维护封建秩序，这就使汉族地主阶层以及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的代表人物，还有大量的儒士，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得到认同，民族隔阂退到了次要地位。

　　那么，理学是否对文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呢？文学史在讲述宋代文学时，把文学的很多特点，如宋诗“以文为诗”，“言理不言情”的特点，就归之于理学的影响。

但奇怪的是，在元代，理学地位那么高，对文学的影响似乎并不是特别明显。

首先，程朱理学关于否定文学辞章的极端言论，并不支配元代文坛，而且在实际上被扬弃，文学继续在发展，正如忽必烈曾说“课赋写诗”无用，但元代还是产生了大量诗歌一样。

　　其次，就是在受理学影响最大的散文领域，也仍然讲求散文的艺术性。而南方金华学派中不少人既讲理学，又擅长文章。元代的散文讲求经世致用，在道与文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上，元人更强调道和文合一，也就是理学与文章合一。强调文道合一，这也是由来已久的，它实际上不以理学的存在为必要条件，就是说，在理学尚未产生的时代，文道合一的传统已经存在。文道合一更多的源于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

　　再次，在诗歌领域，一般认为宋诗发展中出现的“以文为诗”、“言理不言情”的倾向是受理学影响的结果，但在理学地位这么高的元代，元人却一反宋诗的这种倾向，学唐诗成风，到了后期，学李贺、李商隐的风气大盛，宫词香奁，也迭见不鲜，以至后人把“nong丽”、“纤巧”和元诗等同起来，看作是元诗的同义语。这种现象无疑是和程朱理学的文学观点背道而驰的。

　　又次，杂剧，为理学家鄙视和排斥，也出于传统的文学偏见，在当时被视为“小道”，却是代表元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显学”。杂剧中出现了大量离经叛道的思想和内容，它和理学之间的距离似乎很远。不过，后期的杂剧既受理学排斥又受到理学影响，后期杂剧较多宣扬忠孝节义的作品，其重要原因之一应该就是受到元王朝把理学正式定为官学，并大力提倡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所以，元代理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同学们有机会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实证性的思考和研究。从元史中，从时人的文章笔记中去找历史的轨迹。

　　理学未能一统文学，是否和元代信仰的多元化有关呢？文学史说：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

　　而在各种宗教信仰中，全真教对元代文学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全真教是金朝初年在北方地区兴起的一个新的道教派别，这个教派的教祖王嘉，号重阳子，原本是“弱冠修进士业，系京兆学籍”的儒士（李道谦《七真年谱》），这种身份使他从一开始就自觉在文士中传教行道。金代大定七年他在山东首收了七大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对此，同学们大概特别熟悉，金庸的一些武侠小说就是演绎这段历史，或者以这段历史为背景，为发端的）。这七大弟子就大多是通经达史、喜文善赋的读书人。金末元初，伴随着政权更迭的巨变和战乱兵祸的恐怖，众多“幼业儒，长而遭时艰，求所以托焉而逃者”（姚燧《太华真隐诸君传》），即从小读书，却遭遇动乱的时世，因社会现实而产生厌世遁世的思想情绪，而寻求寄身之所、寻求归宿的士人，纷纷进入全真教，全真教实际成为逸民遗老的逋逃薮，具有士人隐修会的性质。这种组织成分的士人化倾向，反过来又为全真教吸引士人、影响文坛，提供了任何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

　　全真教还有不少易于为读书人认同的特点。比如

　　1、全真教是革新的道教，也许由于教祖王重阳儒士的身份，使他在创教之初，就在思想信仰上吸收儒家思想成分，自觉向儒家思想靠近。一直到元朝中叶，全真教的掌教者们始终是援引儒学，“不独居一教”为原则。这无疑为全真教与世俗士人建立联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2、作为道教的一个新兴派别，早期全真教在修持方法上与传统道教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基本上不尚符 录 烧炼，更轻视驱鬼镇邪、祭醮禳禁科术。他们提倡“息心养性”、“除情去欲”的自我修持（这实际与儒家王阳明心学有一定相似之处），以达到所谓真性不灭，而不是生命不死的境界。全真教的这种修持特点，显然也易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

　　3、全真教强调“息心养性”，追求清静但不绝对拘守“无为”，相反，在金末元初的战乱时期，一些著名的全真道者颇以拯救生灵、抑制暴虐为己任。成吉思汗在西域召见丘处机，在答对时，丘强调“以敬天爱民为本”，并请成吉思汗在治国之道上多向儒者垂询。丘处机东归时，见“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罗俘戮，无所逃命”，于是“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元史·释老传》）其他很多道者都有这种义举。全真教在元初是深得人心的。这无疑有力的推动了文人与全真教联系的建立，所以金亡后，读书士子几乎全挤到了全真门下。

　　总之，元代全真教对士人和文学之所以发生很大影响，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士人中造就的厌世遁世思想情绪，二是上述全真教如此等等的特点易于被士人认同。这也是当时的宗教虽非一端，却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象全真教那样博得文士乐道、并且对文学发生较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当然，全真教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其复杂性。随着它在传道中门庭越来越广，依附的人越来越多，鱼龙混杂。全真教在元成宗大德以后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走向贵盛。后期，原来在中原流行的传统道教的若干愚昧色彩也溷入其中，如金丹铅汞、祭醮禳禁、驱鬼镇邪等等，越来越与全真道士发生联系。这种复杂性，也表现在元杂剧中。元杂剧中有的剧作如马致远之作，表现的是比较纯粹的文人道教的思想和观念，主要是出世的观念；有的剧作思想就比较混杂，也有练丹，也有驱鬼。

　　元代士人与宗教的关系，当数全真教影响最大。很多文人，包括不少官职地位很高的著名文人，都与全真道有程度不同的交往。在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曲和杂剧创作中，全真教的影响更其明显。元代散曲中的“叹世”、“遁世”之作多不胜举，绝大多数曲家的散曲中，都能找出这样的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全真教思想影响的结果。杂剧中最能表现这中影响的是大量神仙道化剧的产生。这些剧作在表现出揭露现实、否定现实的思想倾向的同时，全真教渗透的痕迹非常明显。（这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出：一、剧中出现的神仙形象，无论是贯穿全剧的主角，还是偶一登场的配角，大都与全真教有联系，或是这个教派中的祖师和真人，或是虽未入全真谱系，却深受全真崇奉的人，如庄周、陈抟，还有所谓“八仙”中的诸仙。二、作品故事大多系根据全真教的一个传说或者拼凑几个传说构置而成。三、这些作品还表现了全真教的某些观念和教律。如隐士生涯与“神仙境界”合二而一的观念，躲人间是非，忍无端耻辱的思想，以及戒除酒色财气等清规戒律。）

　　建议阅读《元曲选》、《元曲选外编》中的窦娥冤、单刀会、救风尘、西厢记、梧桐雨、汉宫秋、赵氏孤儿、黄粱梦。

　　参考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元杂剧的分类

　　元杂剧的内容非常广阔。元人胡祗YU说：“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紫山大全集·赠宋氏序》

　　在元杂剧流行的过程中，就已出现了脱膊杂剧、驾头杂剧、闺怨杂剧、绿林杂剧等名称。夏伯和《青楼集》按照旦本、末本之别，对元杂剧作分类，旦本有花旦杂剧，如《西厢记》、《金线池》、《留鞋记》等。还有闺怨杂剧，如元刊本《拜月亭》，就题作《闺怨佳人拜月亭》。末本的有绿林杂剧，写绿林好汉，如水浒戏。还有驾头杂剧，就是戏中出现皇帝，如《遇上宣》、《汉宫秋》等。所谓驾头，就是皇帝特有的仪仗。分得不够全面，且名称不统一。

　　明人朱权把杂剧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日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朱权的分类当是参考了《青楼集》所记。朱权的分法不尽允当，但也说明了杂剧内容的丰富纷繁。

　　明代孟称舜，还把元杂剧分为宛转绵丽和慷慨豪放两大类。前者如《倩女离魂》、《墙头马上》等。后者如《窦娥冤》、《李逵负荆》、《赵氏孤儿》、《汉宫秋》等。

　　近代学人对元杂剧的分类也有多种说法。有从戏剧样式分的：正剧，如《单刀会》；悲剧，如《窦娥冤》；喜剧，如《救风尘》。比较常见的是以爱情婚姻剧、神仙道化剧、公案剧、社会剧和历史剧这类名称来叙说元杂剧的内容，这种分类虽然也并不十分妥当，但大抵约定俗成。

　　现存杂剧剧目中，爱情婚姻剧约占五分之一，是引人注目的部分，最著名的有四大爱情剧之说—一《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

　　神仙道化剧的代表作有《黄粱梦》、《竹叶舟》、《任风子》等。

　　公案剧，是后人以说话名目用在戏剧内容分类上。可归为两类：一类主要写权豪势要欺压无辜百姓，清官惩治豪强，为百姓申冤昭雪，如《鲁斋郎》《蝴蝶梦》《陈州粜米》等。

　　第二类多写恶人谋财害命，或因家庭问题、财产继承问题引起争执，良善受欺受诬，由清官伸张正义。如《灰栏记》、《盆儿鬼》、《神奴儿》、《魔合罗》、《勘头巾》等。

　　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元杂刷中的水浒戏几乎都是公案戏、现存水浒戏的内容基本上属于一类，良善的平民遭到强人、恶霸的欺凌或百姓之间发生纠纷时，弱者受欺侮，梁山好汉扶弱抑强，诛恶锄奸。现存元代水浒戏没有正面写到梁山泊好汉与官军的厮杀，这是与后来《水浒传》最大的不同。

　　社会剧的概念并不很明确。或许相似于国外学者所说的“风俗剧”。而所谓风俗剧，是包括公案和水浴戏在内的，此外还有“劝戒”、“冤事”、“杂事”三类。所以，也有人把“风俗剧”解释为“关于社会之杂事者”。如果把“风俗剧”理解为描写社会问题的剧本，那么，确实也可称作“社会剧”。如果把“公案”和“水浒”划分出去，“社会剧”就只指这样一些剧；《窦娥冤》、《酷寒亭》、《合汗衫》、《货郎担》、《罗李郎》、《看钱奴》、《冤家债主》、《东堂老》、《老生儿》等等、这是一幅世态众生相，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

　　元杂剧中写历史上帝王将相故事的剧本很多，仅流传下来的就有四十余种，几乎占现存杂剧的四分之一。这些剧，现在称为历史剧。而其中也有的被视为爱情剧，如马致远《汉宫秋》和白朴《梧桐雨》。不过，任何分类都是有交叉的。这类剧佳作很多，如纪君祥《赵氏孤儿》、关汉卿《单刀会》、高文秀《渑池会》等。这三种与前面两种爱情剧被称为元杂剧中的“五大历史剧”。

　　○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形成过程

　　中国戏曲的形成大概可分为四个时期

　　时间坐标：人类戏剧古希腊悲喜剧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梵剧是6世纪；中国古典戏曲正式产生在12世纪。

　　（一）孕育时期：（秦汉两代）

　　1．歌舞：重要组成部分，上古伴随人类劳动祭祀活动产生。

　　《诗·陈风·宛丘》“击鼓，宛丘之下，元冬无夏，值拿其鹭羽”（歌舞）

　　2．春秋战国时期：俳优出现，大大促进古典戏曲中喜剧原素的积累。

　　3．汉武帝时，出现一些打斗的表演，当时演员有意识地表演故事，角戏，有关蚩尤的传说，现存最早角戏的剧目是《东海黄公》，把舞蹈和武打结合在一起，后来被视为我国戏曲的最初雏形。

　　（二）萌芽期（魏晋南北朝）

　　不断创新的时期：例如《兰陵王入阵曲》、《踏摇娘》→歌、舞、科、白，作为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已经完备。

　　（三）形成期（唐、宋、金）

　　唐：燕乐：在隋唐时期以宫廷宴上娱乐上演奏的音乐，是相对成熟的音乐，最突出的贡献：完成中国古典音乐声律的最后定型。

　　宋元戏曲调主要按燕乐的宫调来分类的。宫、商、角、变徽、徽、羽、变宫

　　以宫为主的调怀为宫，以其它为主的调称为调，合称宫调。

　　参军戏：在五胡十六国的后赵第一位君主石勒手下有一参年（官名）周廷贪污，演员饰他披黄绢，后把有诙谐、讽喻意义的戏称为秀年戏。

　　宋代：杂剧（也称为宋杂戏，包括很多艺术成份，如木偶戏等）

　　此外还有金代院本、诸宫调。

　　院：即行院，歌舞行乐之地，院本是行院剧所用的角本，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在宋南渡之后，由一些留在北方的艺人在宋杂剧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的体制也与宋杂剧基本相同，作品现已都失传，也被称作“五花弄”。

　　诸宫调：流行于宋、金时的一种说唱体文学形式。特点：取同一宫调若干曲连成一 套，首尾一韵，并将不同宫调的诸多短调连成万言长篇，加上说白，用以说唱长篇故事，体制宏大，曲调丰富，对元杂剧形成发展有重要影响。代表作：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四）成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