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基的《元代文学史》从创作思潮的演变引起的杂剧题材和思想内容的变化这一宏观立场出发,对元代后期杂剧的整体风貌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前期杂剧中的积极战斗精神逐渐消失,那种敢怒、敢骂、敢于无视封建纲常的叛逆精神很少见到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封建道德的妥协和宣扬。杂剧题材也较前狭窄,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远不如前期宽广。在前期杂剧中占相当数量的反映元代社会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反映下层人民生活和要求的作品,包括公案戏、水浒戏等,除了无名氏的作品中还存有几本外,文人的作品中就比较少见了。前期杂剧曾以生动鲜明的色彩,画出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画卷,但到后期,画面渐为狭窄,色彩也渐渐苍白。”题材的变化深刻的表现出作品思想内容的变化,与前期历史剧苍凉悲壮的情感底蕴相比,“后期的历史剧常常借助历史故事,以古代圣君贤相、节士义妇的形象宣扬和美化愚忠愚孝等极为陈腐的封建道德……充满着霉烂的气息。”

  元杂剧衰落的原因。

  1、杂剧南移。杂剧南移对杂剧的发展并不有利。杂剧是从北方的地方戏发展而来的,音乐、语言及艺术表现手法,都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甚至带有一些北方兄弟民族的色彩,是为北方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虽然南北统一,杂剧的影响及于全国不少地方,但是一个地方戏要成为全国性戏剧还需要具备不少主观和客观条件。在封建社会生产水平较低的时代,语音各异,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是不容易办到的。而杂剧到了南方,离开了它土生土长的环境后,基本上只留连在上层社会的圈子里,这使它成为脱根之花,必然限制它的进一步发展。

  2、统治者提倡封建道德,又由于民族矛盾的缓和与科举考试的实行,文人向往自己的政治前途,这种情况对杂剧作家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影响。

  3、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文艺思潮》一文认为,从元代中期开始,“杂剧创作逐渐萌发和滋长着文采雕饰的审美观,到元末明初已占主导地位。”表现于杂剧创作中,就出现了“文人情趣逐渐取代民间本色,文学趣味逐渐压倒舞台规律的审美倾向。元杂剧审美观的转变,宣告了元杂剧生命的结束”。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学规律。

  4、杂剧南移与南戏并行的结果是促进了戏曲的嬗变,这一发展的结果是传奇的兴盛,同时,是杂剧的衰微。元杂剧自身的局限性在与南戏并存的条件下逐渐暴露出来。杂剧每本四折由一个主角独唱到底,在形式上较南戏有更大的限制,不容易反映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和发挥角色多方面的才能,所以,就“充分的戏曲性”而言,杂剧有着先天的不足,可以说,杂剧在辉煌之中就已埋下了衰落的种子。在人们不知戏曲为何物之时,杂剧以其高度的文学成就和源于“乐府”的“曲”,为初生的戏曲赢得了声誉;但当戏曲艺术已经得到认可的时候,新的趣尚会促使观众按照戏曲自身的规律,向各个剧种、戏班和演员在表演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南戏形式上的长处,如不限折数、角色都能唱等特点,使它能容纳比较丰富的思想内容,也能使演员的表演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符合戏剧发展规律的,因此,它能最后压倒杂剧。

  邓《元代文学史》:元杂剧的这一局限性在前期作品中已有所表现,然而不少“前辈名公”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并且掌握了杂剧这个新兴的文学样式的表现手法,艺术手段比较高超,所以能在有限的篇幅中跌宕起伏的安排情节,成功的塑造人物,细针密线的结构布局。他们的才华常常能弥补形式的局限。到了后期,作家们脱离生活,缺乏艺术才华,片面的追求词藻的华美,而不讲究在这种戏剧形式中如何完美的安排关目、情节,使杂剧这一形式原有的局限愈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