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里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灿烂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小说，经历了从神话传说（含神仙传），志人小说、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小说等发展过程，逐步走向成熟，正像吴组湘先生说的“到了《红楼梦》，中国古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就走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
鲁迅先生在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演讲稿中指出：“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的变迁。……六朝时之志怪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因而，人们往往重视对唐传奇在中国小说发展中的重要影响的研究，而且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
《小说三谈》中收录了阿英（钱杏村）的一篇未刊遗稿，文章认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两个时期是最突出的。一是唐朝的传奇小说，二是晚清小说。这两个时期小说的特点，就是全面地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情况，和产生于当时政治、经济制度急剧变化基础上的各种不同的思想。”这个观点，尤其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思想性方面，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究竟什么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形式和内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影响这个层面而言，笔者认为宋元话本小说的作用则更为巨大。
宋元时代，城市经济发达，适应市民审美趣味的“说话”艺术获得了兴盛的各种必要条件。说话人向听众讲唱故事，事先有一个文字简略、往往只记录唱词和主要故事情节的底本，一些书会才人常常将这种底本加以增饰润色，写定为专供阅读的书面文学作品，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白话小说。我们将此称为“宋元话本”或者“宋元话本小说”。
一般认为，宋元话本小说于宋朝时兴起，盛行于民间，大多先是口述而已，而后因民众的喜爱，而印刷出版。它有四点特色：其一、白话的运用，间中夹入说书人的术语。其二、口语与文言大量夹杂使用。其三、文内常见韵文、俚语、诗词的出现，以增加叙述或描写景物与人物的方便。其四、故事开始前总有长短不一的入话，且说书人常会加入评论，不外乎为了“教化”之目的。可知，基本上宋元话本小说，是以市民为主要对象，并非像唐传奇那样只流行于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并且，许多后代的小说，如《水浒传》，其内容其实自话本时期就开始酝酿集结。
关于宋代的“说话”，方为稻在《中国古代小说史考》中有这样的描述：“宋代的‘说话’范围很广，不但有和汉唐五代相似的故事、笑话、谜语，并且把由唐代以来的佛教讲唱经文也包罗在内了。其时，说话大抵可分为四家：一、说经——附说诨经、参请、弹唱因缘；二、讲史——讲说汉唐历代文传书史兴废争战之事。专有说三分、讲五代史的；三、小说（又叫银字儿）——包括精怪、传奇、说公案，还有妖术、神仙、杆棒、朴刀；四、商迷、合生、说诨话——都具有讽刺、耍笑的性质。
这四家数中，以‘小说’和‘讲史’在瓦子（宋朝市民的公共娱乐场所）中最受人们欢迎，而讲史又是‘最畏小说’的。‘小说’的听众多，艺人也多，仅临安一带，有名的艺人九十二人中，小说人居半数以上。”
表演艺术到了如此发达，其“创作队伍”、“演员队伍”也走向了“职业化”：宋朝有专门为说话人记录或编写说话底本的文人——“书会先生”或“才人”，他们隶属于自己的行会——书会。这些人大部分是科举失意但有一定才学的文士；而说话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技术组织——雄辩社。社中的成员（说话人）则称“老郎”。据《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当时说话分工很细，说话人不但职业化而且专业化，以满足市民多样化的爱好。
   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北宋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采取了减轻赋税，奖励农耕的办法，从而促使农业、手工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城市，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后果，作为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贫困破产的后果，而人口激增，繁华起来。到了南宋城市更加扩大。
　　 城市中，集中着统治阶级分子——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也集中着更多的市民阶层——手工业者、店员、小贩、倡优、游民、统治阶级的奴仆走卒，以及因破产流入城市的农民。而南宋的城市里更增加了从广大的中原沦陷区流亡来的统治阶级分子、市民和农民。
广大的市民阶层要求有自己的娱乐方式，于是唐以来就相当兴盛的市民文艺便在两宋期间得以更加繁荣的发展。
宋代话本小说虽不及小说人口头讲的那样生动有趣，但已创造了若干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有了根据人物性格虚构发展的故事情节，也有了一些对环境和细节的描写，已经是可供阅读的小说了。这些话本，不但是口头文学的底本，还是许多无名作家——小说人、书会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且，得益于当时印刷业的发展，宋代小说话本得以传抄刊印，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五六十种宋元时期的小说话本。
南宋以后，讲史逐渐形成长篇章回小说，而“小说”的一支也向长篇章回小说发展。如《碾玉观音》分上下两段，《西山一窟鬼》“变做十数回蹊跷作怪的小说”，《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则有了更明显的分回。元代的多回长篇小说《水浒》，既是讲史《宣和遗事》的发展，也接受了“小说”的影响，是融合了许多同类“小说”再创作而成的。“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水浒》中达到了高峰。
元代，由于杂剧、南戏和长篇小说的并兴，“小说”（短篇小说）相对地衰落了，但仍继承着南宋“小说”高潮的余波。这也使明嘉靖年间刊印话本小说之风大盛。清平山堂主人就曾大量地刊印了宋元话本小说，名为《六十家小说》，现仅存雨窗、欹枕两集共十二种。
   人们往往认为，宋时理学极盛一时，甚至把小说也理学化了，认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不可。因而出现了唐人多描写时事，宋人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多讲述少教训，宋元话本小说多教训。这大概是唐时言论相对自由，纵然写时事，也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
   其实，即使在唐代，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也得吟咏“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汉皇”二字，虽是当时的习惯，也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文学更希望写与当代、当事人看似遥远的人和事。这样叙述者叙述得自由，读者或者听众也容易看下去听下去，不必动辄“对号入座”。因而，宋朝的“多讲古事”反而对小说自身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使小说走出了高级知识分子“垄断”的领域，并大踏步的走入寻常百姓。
   谈到宋元话本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中的重要影响，我们看到更多的言论是宋元话本小说对后来小说形式上甚至是“格式”上的影响。譬如对“拟话本”的认识。
   明代的话本被称为“拟话本”，其实也是小说，用的是话本的形式写出，但已不再用来说书(已有戏曲可代劳)。后期的话本虽然文笔越渐通顺可读，但原来宋朝时的生动，自然与原始的活力不再，说教气味越来越浓，到了明末，粗制滥造的话本更多，因此式微也不过是“想当然尔”。
   再譬如对明清小说“题目、入话、正话、结尾”与宋元话本的密切联系的探讨。其实，鲁迅先生对此有着颇为精当也颇为幽默的评价：
   “《五代史平话》也是如此；它的文章，是各以诗起，次入正文，又以诗结，总是一段一段的有诗为证。但其病在于虚事铺排多，而于史事发挥少。至于诗，我以为大约是受了唐人底影响：因为唐时很重诗，能诗者就是清品；而说话人想仰攀他们，所以话本中每多诗词，而且一直到现在许多人所做的小说中也还没有改。再若后来历史小说中每回的结尾上，总有“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话，我以为大概也起于说话人，因为说话必希望人们下次再来听，所以必得用一个惊心动魄的未了事拉住他们。至于现在的章回小说还来模仿它，那可只是一个遗迹罢了，正如我们腹中的盲肠一样，毫无用处”。
   笔者这样说并非全面否定对话本小说构架与此后小说的构架之间继承性的研究，而是想呼吁深入研究话本小说的“精神”对此后小说深远的影响。
   戏剧表演史上之所以赫然地存在梅兰芳表演体系，是因为它推倒了“第四堵墙”，说白了就是“我演给你看看”，于是，中国戏剧有了它与众不同的东西，甚至可以“与看客发上几句牢骚”，甚至一张桌子就可以“象征一座山”、“两张桌子摞起来那就是城墙与城门”。这一事实再一次地告诉我们“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宋元话本小说，由于它首先是话本，是“说话人”用来“说话”的底本，因而决不可能像西方小说那样容纳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或者作者的议论抒情，而在描述一个人物的时候，更多的是把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让其性格特征凸现出来，而决不是用大段的文字去描绘其性格。我们常常把这叫做白描。
   作为中国小说的这样一个重要特征，其实也源于“说话人”的需要。

较之之前的小说，宋元话本小说中，人物已经开始有了个性化的刻画，这种个性描写又能和人物所存在的时代特征相适应，这正是现实主义的的创作手法。在这些话本中，有些人物性格的刻画是相当鲜明、成功的，如《碾玉观音》中的秀秀，她是一个市民的独生女儿，在受到侮辱和束缚的时候，大胆地发展了她追求独立生活、争取解放的性格；而崔宁那种小商品生产者的两重性，也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它如《菩萨蛮》中的陈可常，大工场主汪信之等，都有一定的性格特征。就是对某些出场较少的人物，作者也都有性格化的笔触。
　　 宋元话本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特征通常是通过一些矛盾的冲突表现出来的，因而，从细节来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地方较少，但能把人物在激烈冲突中的言行表现出来，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也就明确了。如秀秀是在和崔宁的胆小、郡王的残暴作斗争中表现了她的大胆、热情的。
　　 更为重要的是，宋元的小说是市民的小说，因而，它从市民的立场、观点来反映社会中的矛盾。它包含了要求个人自由的“民主”成分，反对理学和礼教。因而，就出现了许多忠实地反映现实；通过以市民为主角的人物形象，反映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优秀作品。如《拗相公》，通过王安石的遭遇，表达了人民对北宋统治者的强烈愤怒；《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正面描写了一次有手工业者参与的暴动，而且把领袖汪信之描写成了豪侠英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描写了机智的小偷是如何戏弄差役和官僚豪绅的，也多少反映了仇恨统治者的情绪；再有《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通过对不甘屈辱、自刎而死的郑意娘的描写，概括了无数被异族掳掠为奴的人民的悲惨遭遇。
这种公然承认自己是某一阶级某一阶层代言人的做法，是非常可贵的；与“代圣人立言”的遮遮掩掩相比，显示出其伟大和磊落。这种小说“精神”与其进步的思想倾向性——反封建性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也为后来明清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比起属于正统文学的诗歌散文来，古代小说能够更加充分地表达人民的思想心理、爱憎感情、道德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对我国古典小说民族风格的形成和艺术上的成熟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创作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经验，往往为文人创作所继承，文人作家与民间艺人的共同创作，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而话本小说，则开辟了这条先河。从民间创作到文人的润色和写定，其过程纷繁复杂，而小说在流传过程中又增大了其不确定性，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读者的趣味，所以，版本问题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史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由粗到细、由丛残小语到长篇巨制的发展，无不凝聚着人民群众和文人作家的艺术心血。
中国古典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风貌。写作方法上是积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的有机融合，力求更充分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用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来引导读者认识生活。我们对古典小说所叙写的人物和事件很难指实，尤其是对那些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作品。由于讲说形式的深远影响，古典小说在刻画环境和人物时，很少用静态描写的笔法，而往往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状物写景、刻画人物性格。在叙事观点上，古典小说很难用第一或第三的叙事人称来限定，使用的是一种模糊叙事的手法，不同于现、当代西方小说。而这能多角度、多侧面地传达艺术内涵与思想含量。讲求情节的奇险和完整，在风口浪尖上塑造人物，以达到传神写照的艺术效果，也是古典小说的艺术追求。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语言，准确，通俗，生动，丰富，具有感觉色彩和艺术情韵，有很强的表现力。这也是从话本小说精神的体现。

○谈话本小说的作者和话本中人物形象身上的双重意识和双重性格
主角的文学样式--话本小说。它的最初出现，至少比法国《列那狐故事诗》等城市文学早半个世纪；更先于但丁的《神曲》、薄伽丘《十日谈》两三百年；与日本的平民大众小说\"御伽草子\"相比，则几乎早了六百年。它的诞生，意味着在最古老的封建土壤上形成了新的民主思想萌芽。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凡中外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作品都鲜明地反映了当代自己那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激烈的新旧之争。作为一定社会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的文学作品，相应地呈现出时代的复杂色彩，不自觉地成为明暗杂揉、瑕瑜互见的矛盾体，这是不奇怪的。但丁站在历史的分界线上，《十日谈》为欧洲近代小说开端，《浮士德》总结了封建文学，\"御伽草子\"表明平民登上了贵族世袭的\"物语\"领地，托尔斯泰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都是因为它们的时代、世界观、作品中\"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既使\"他们的殿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但是，其自身反封建的光芒是遮掩不住的。他（它）们的着称于世，在于他们预示着未来的曙光。

　十世纪末，赵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城市日益扩大繁荣起来。聚集在城市的市民阶层，一旦壮大，便顽强地要求表现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出身于市民阶层、站在市民立场上的小说作者，说话多取材于当时市民的生活，表现他们的理想、愿望。即使说的是前代，或其它阶级、阶层的故事，也无不与当代市民的喜怒爱憎息息相关。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这样生动记述：\"说国贼从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石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从一侧面形象地表明了话本小说与市民阶层生活和思想意识的血肉联系。

　　但是，在政治上，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有增无减。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有一千多年儒家正统思想的枷锁，有与中国传统伦理合流的佛教\"鸦片\"外，更有根据宋代统治集团的需要来阐述儒家思想的程朱理学的新的镣铐。凡此种种严密的思想统治，使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杂揉着两种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的矛盾倾向。一方面，经济地位的低下使他们萌发思变的愿望；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封建礼教的束缚加剧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宗教迷信的劝世使他们渴望个性解放。而另一方面，与封建经济的密切联系又生成了他们的依赖性；政治法权的威压使他们妥协动摇；封建道德的貌似公允让他们常怀着负罪感；他们的痛苦只能在谶纬迷信中暂时缓解。

从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宋元话本篇目可以看出：小说话本的主题以表现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最多。在题材选择上我们不难发现：市民民主思想的萌芽是选择了封建统治阶级忌讳最甚但鞭长莫及的领域最先突破的。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同时，又一定程度地表露出市民阶层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狭隘性。

话本小说的作者和话本中人物形象身上的双重意识和双重性格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借助神意的外衣，肯定人的感情的价值。

　　表现出人道主义倾向与封迷信色彩之间的矛盾种种维护封建制度的伦理、宗教，实质上都宣扬\"天道不变，死生有命\"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要人们甘心忍受现实的苦难，做俯首贴耳的羔羊。而人有没有享受现世幸福的权利？有没有争取到幸福的可能？宋元话本在小说的领域里首先提出了疑问。《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命运。宋徽宗后宫的普通妃嫔韩夫人，因不堪忍受禁闭式的生活，在明媚的春光里奄奄成病。只一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木雕泥塑的二郎神，竟会生出一段爱慕之情。结果，让坏人钻了空子。韩夫人所以上当受骗，只因为她极少有机会与男性接触，正常的情感得不到伸发。而皇帝后宫里却笼禁着三千这样的妇女。《志诚张主管》里给领军统帅王招宣做妾的小夫人，只为\"一句话说得破绽些\"说被\"情愿白白里把与人\"嫁给了\"须眉皓白\"的胭脂绒线铺老板张员外。出于爱惜青春和对买卖婚姻的不满，她主动去追求店里青年伙计张胜并私赠钱物与他。但终因处处越轨，愿望不遂，被迫自杀。对于韩夫人、小夫人的可悲遭遇，作者的态度基本上是同情、不平的。客观上控诉了封建制度扼杀人性的罪行。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方面有统治阶级公开合法的淫乱，作为封建婚姻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有板着面孔的孔孟之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张生彩鸾灯传》中的刘素香、张舜美无媒自合，在一个灯宵之夜相爱。舜美愧己在穷途，无纤毫奉报。素香却说：\"我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中金珠。\"情愿与舜美私奔。他俩感情深沉、专一，与\"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儒家伦理，\"与\"灭人欲而存天理\"的程朱理学完全背道而驰，也说明了爱情并不象佛教所宣传的那样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可以启发人的智慧、鼓舞人去争取幸福的可贵情感。《玉通禅师私红莲记》不无讽刺地写道：临安府水月寺住持玉通禅师相传为古佛出世，修行已经五十二年，眼看就要修成正果，却被一个妓女一番哄骗就破了色戒。这是客观上向禁欲主义挑战的一篇作品，写出了佛门的清规戒律抵挡不住人的正常情感，多少表现了对宗教藩篱的冲击。

　　可惜，在宋元话本中，对封建禁锢的宣战，缺少一种理直气壮的气势。揭和尚的疮疤是为了宣扬\"前世欠宿债，今生转来还\"的因果报应，说明佛法无边。张舜美的散而复聚则更是神的一手安排。藉着神的帮助和指点，他们才得遂生平意愿。作为意识形态，宗教本来是自然和社会力量以虚幻颠倒的形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神是创造出来的，\"神权\"其实又是人的愿望和意志的体现。宋元话本的作者当然不可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他们不是无神论者，没有胆量宣布\"神\"根本不存在。在冥冥中，他们要寻找一个证明自己正义的力量。于是就很自然地借着神灵的光圈，把自己的意愿说成神的旨意。人权和神权本来是矛盾的两极，而话本作者在宣扬神意不可违时，已经偷偷地把神意篡改成市民阶层的人意了。他们的两重性就在于：自觉地宣传人对神的迷信，结果却不自觉地让"神意"被"人情"牵着鼻子走了。

(2)用悲剧的结尾，来歌颂反抗礼教的战士。

　　表现出对统治者必然地反抗与中间阶层习惯的妥协之间的矛盾"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教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四种封建权力几乎联系着中国封建时代的一切社会问题。封建家庭是封建社会里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所有的社会问题总是又集中地体现在封建家庭关系上。《快嘴李翠莲记》中小康人家的女儿李翠莲敢于在封建家庭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反抗的石头。她姿容出众，书史精通，又是干家务活的行家里手。但偏偏\"生得有志气\"，能说会道，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张。封建礼教规定妇女要\"三从四德\"，只有做家庭奴仆的义务，而李翠莲在出嫁前后的短短三四天里，却丝毫不肯逆来顺受。她针对礼教的种种不合理约束，放开喉咙，发泄不满，事事争取自决权。顿时，在全家掀起了混乱和骚动的波澜。公婆、叔嫂、小姑个个指责她。但她寸步不让。即使被丈夫休了，仍坚信自己行得端，走得正，不悲伤，不后悔。

　　李翠莲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直接冲击着夫权。《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女主角周胜仙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反抗却与父权（即族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她在金明池的茶坊里与青年范二郎相遇，\"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就机智地假装和卖水人吵架向范二郎暗示爱慕，这样的行为已大大超过了礼教的范围。然而当她要求以正式的方式与范二郎结合时，却敌不过父权的淫威了。周大郎是个贩海商人，属于上层市民，既看中金钱，又看重门第。他本想通过自己的财富和女儿嫁给大户人家，挤进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没想到女儿要下嫁给\"高杀也是个开酒店\"的范二郎，从根本上妨碍了他的利益。于是，他就蛮横地利用封建家长的特权，破坏女儿和范二郎的婚事，把女儿活活逼死，还大骂她是\"辱门败户的小贱人\"。周胜仙死后刚刚活转过来，就又不舍不弃地去寻找范二郎了，直至做了鬼，仍然设法和情人梦中团圆。

　　《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的白娘子，在民间传说中原是一个妖怪形象。由于人民的喜爱和肯定才从一个蛇精发展成具有进步的市民情操的反封建妇女形象的典型。她追求的爱情是自由婚姻。夫妻互敬互爱，完全不同于妖怪的淫欲。婚后，她对许仙既关心照顾，又忠诚忍让，更说明她是以人的身份建立家庭，并希望与丈夫\"百年偕老\"的。她的有情有义使许仙和\"妖怪\"自由结合后竟生活得十分美满。然而，封建势力却不允许他们过下去。道士看出\"妖气\"，想画符镇白娘妇；李将仕要在肉体上占有她；法海宣传色即空，凶残地把她压在塔下，都是企图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基础--等级观念。为了保卫自己和许仙的幸福生活，白娘子奋起反抗。直到被收入钵中，仍然不肯自行现出本相，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相当动人。令人痛心的是：白娘子竟是被自己的丈夫收入钵中的。小店员许仙身上既有小市民善良老实的一面，又有自私胆小的一面。他的一再轻信和对李将仕的容忍都是佐证。尽管白娘子对他那么好，他仍然反恩为仇，表现出动摇的负心汉的面目。这种软弱颟顸的性格在小市民中颇有代表性。如李翠莲的父母，见女儿被婆家休了，面子上不好看，便终日埋怨，迫使女儿只好出家。又如范二郎对周胜仙的生死追求根本不能理解，胜仙费尽苦心好容易与他相会，他却把她当作鬼魅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死了。市民中比较平庸的人物许仙、翠莲父母、范二郎与市民中优秀分子白娘子、李翠莲、周胜仙之间的爱与惧、恩与仇的矛盾，本质上是市民的愿望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许仙等人最后成为敌人的帮凶，从某程度上概括了中间阶层的特点：处在被统治者地位，具有必然的反抗性，但反抗极其有限，一旦受到封舆论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便不击自败。正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女儿、情人视为异物，而把官绅僧道、封建礼教视为神圣，封建势力才可能通过他们发生作用。李翠莲的嘴终于被封住、周胜仙第二次被钉进棺材、白娘子遭到永镇塔底，这样正面人物被反面化，反面人物被如法海却被当作\"真僧\"的结局也反映了作者的爱憎不甚分明。

(3)寄希望于当政者贤明，以求实现进步的生活理想。
　　 表现了创造新生活的觉悟与安于旧秩序的麻木之间的矛盾宋人话本《碾玉观音》诉说得是一对男女青年为摆脱奴役、争取自由和封建强权发生冲突的故事。养娘璩秀秀本是市井劳动女子，工于刺绣。只因做裱褙匠的父母\"家寒\"，哪讨钱来嫁人\"，决定了她\"只有献与官员府第\"当奴婢的命运。在大官僚咸安郡王府里，她爱上了碾玉匠崔宁，并双双逃走，在自家门口挂着\"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来\"的招牌，过起自由的、独立的经营的个体生产的生活来。她追求的理想是经济独立、婚姻自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本来，咸安郡王已有过等到卖身期满就把她嫁给崔宁的许诺，而她却不肯驯顺地坐等封建统治者的\"恩准\"，害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当逃奴。这反映了她对封建人身占有制的不满，对封建统治者的不信任。尽管这一对青年触犯了统治者的尊严，遭到一再讨代，最后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去做鬼夫妻，但是，他们创造新生活的主动性，却透露出市民阶层要求民主权利的强烈愿望。《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写的是上层市民大工场主汪信之的\"事迹\"。作者意在反映汪信之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场可悲的误会。然而，却通过对他\"豪侠\"的歌颂，客观上肯定了一种有异于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和自信心。首先，汪信之的财势不是承袭祖业，而是带着冒险性质的白手起家，依仗的是手工业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他早年只身从家中出走，全部财产只有一把雨伞，一路靠表演武艺，收几个唱彩钱，才来到有\"耕冶可业\"的淮庆。他在山上伐木，在庙中安身，纠合无业游民，烧炭冶铁，出市发卖。后来又开酒坊，办渔场，变成个大工场和大地主。表现出早期工商业者的创业精神和经营管理才能。他\"使所用之人，各有职掌，恩威并着\"，\"以致湖内渔民、四方穷民，归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愿出死力。\"显然，他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其二，他不在其位，要谋其政，与封建士大夫的观念有天壤之别。他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上书极言和议之非，要求率两淮忠勇为抗战出力，在民族矛盾危深的年代，表现出了不可多得的英雄气概，但因用世心切，于无意中得罪恶了小人，招致杀身之祸，从一侧面反映了上层市民要求参预政治的积极愿望和必然遭到的悲惨结局。其三，他仗义疏财，在生死关头牺牲自己，保全朋友和全家。这固然是受封建宗法观念和江湖义气的支配，也反映了新兴阶级的宝贵品质。其四，他的胆略、计谋也反映了大工商业者的特殊倾向。他独霸乡里，拉扰官吏，打击劲敌，手法狡猾冷酷。发起暴动时搞得惊天动地，在天荒湖巧设迷魂阵，俨然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凡此，都描绘出一个豪强、机智的人物形象。

　　汪信之难道存心要与官府为敌吗？绝不。他在原料、商品、赋税方面可能与统治者有矛盾，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是不会造反的。因为，他和话本作者一样，是确信\"皇家雨露宽\"的。这篇话本的入话写了两个与正文截然相反的例子。一个是造得好鲜羹的宋五嫂，得到太上皇的好评，遂成巨富。一个是太学生于国宝，以词受知太上皇，被钦赐翰林待诏。作者因此认为，在南宋承平时，受到皇家恩泽的百姓不知有多少。象汪信之这样被小人诬陷激成大祸，乃是命也，时也，不能把帐记在当政者头上。这种明君清官的幻想很有代表性。如璩秀秀受尽咸安郡王的迫害，却不敢找郡王算帐，只把罪过推到郭排军的\"闭嗑牙\"上，认为只要惩罚了郭排军，避开郡王的烈火性，便万事皆休。事实上，\"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可是作者和他笔下的汪信之等人恨的只是\"畏懦刻薄，专一阿奉宰相\"的奸臣刘光祖和二程，所以，汪信之谋反后，又会自首伏法；而新天子即位后，又会大赦天下，让汪信之的儿子汪世雄合家团圆，祖业尽复，这种百姓忠君，天子明察的幻想，正是市民意识两重性的又一表现。
(4)做着追求功名财富的梦，又恪守侠义、善良的道德准则。
　　 表现了劳动人民进步的道德观与小生产者落后的私有观念之间的矛盾一定的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经验的反映。当整个社会存在着\"交道奸如鬼\"的恶劣风气时，受剥削压迫的下层人民，必然会出现对新道德的新期望。《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歌颂了侠肝义胆、反抗强暴的行为。茶坊主的女儿万秀娘被强徒掳掠，落入虎口，后又被强徒苗忠骗卖给他人。偷儿尹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救秀娘逃跑，他险些被人用枪戳死，回到家，又挨了不明真象的老娘三、四拐杖。秀娘为感激尹宗的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尹宗却以义自恃，始终以哥妹相待。最后终于牺牲了自家性命。一个偷儿，有这样高尚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他的义举是建立在与秀娘有同样的悲苦命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基础上。所以与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愚忠、愚孝、愚义、愚信有一定的区别。而秀娘泾渭分明，知恩报恩，智报家仇，也受到作者的肯定。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许多下层市民所遵循的信条。《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酒店女儿爱爱是又一个好例。一年清明节，吴员外的独生子吴清慕名来到卢爱爱的酒店与之欢会，不料被爱爱父母冲散。爱爱相思而死，香魂不散，竟跟随吴清做了一百二十天夫妻。吴老员外得知后如临大敌，急忙求救于道士，阻塞这\"邪鬼\"。吴清也听信谗言，欲杀爱爱。善良的爱爱并未因吴清反目就怀恨在心，反而是为吴清治好了病，救他脱出囹圄。并且为他安排了一个锦绣前程：让他得以与曾在金明池上邂逅、十分爱慕、无缘接近的褚爱爱结成夫妻。怀着深重的情意牺牲自己成全他人，这种行为时常发生在市民阶层的人身上。

　　市民阶层的道德准则是他们低下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折光。市民阶层在道义上肯定侠义善良，但是囿于私有观念，又无不歆羡荣华富贵，甚至欣赏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投机取巧的手段，表现出不遗余力追求发迹变泰的一面。这在上层市民中尤为突出。万秀娘的父亲万三官人为了发财致富，刻薄至极。他发现自幼在茶坊的佣工陶铁僧，背着主人拿了五十钱，就在发雷霆：\"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钱，十日五百，一个月是一贯五，一年十八贯，十五年来，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贯钱……\"，不但赶走了陶铁僧，还招呼襄阳府所有的茶坊都不用他。致使陶铁僧无处生活，铤而走险，当了强盗。这是个公开的反面人物。

　　最集中描写小市民渴望发迹变泰的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开笛艺人刘诏亮替东岳神开龙材笛，有机会获悉史弘肇将来一定会发迹变泰，就千方百计巴结他，一心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有诗为证：\"结交须结英与豪，劝君莫结儿女曹，英豪际会皆有用，儿女柔脆空烦劳。\"作者通过刘诏亮的攀龙附凤宣扬了一种实用主义的交友原则，告诉人们，交朋友要瞅准目标。倘若是能够发迹变泰的人，哪怕再阴损缺德，也不要怠慢。因为他们终是英豪，一旦得道，自己也可随之升天。而没有福态的人，哪怕再柔情似水，也不必费神周旋，否则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在这里感情已成为盈利的商品，是赤裸裸的市侩哲学。

　　宋元话本记载了市民阶层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淫虐和残暴。其中优秀的篇目，至今还能感动和激发我们对人民、对祖国、对美好品质的热爱，对剥削阶级腐朽意识的仇恨。但是，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蒙着一层封建思想的灰尘。市民阶层的民主愿望再进步，也摆脱不了历史的规定，反抗意识再强烈，也突不破阶级的局限；社会理想再崇高，也越不出自身经济利益的范围。肩负宋元学使命的人们，头脑中通向未来的路为什么会受到偏见的封锁？究其原因，除了他们长期接受封建思想的熏陶，不可能有彻底的反封建觉悟外，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市民群众被封建统治者掠夺屠杀远不及广大农民之甚。因此，他们的反抗也大逊于反封建反压迫的主力军--农民，从未达到明火执仗，揭竿而起的地步。其次，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市民阶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的意识终究不是社会的主导思想。他们或来自农民；或是应仕未达的穷儒生；或从统治阶级中落魄而来。因而象一盘散沙，力量脆弱，根据各自经济地位的高低，对封建统治阶级或依附或反对，且表现为种种不同程度。加上小生产者狭隘的眼界和利益，也注定了他们必然是自私、保守、怯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