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典戏曲史上，南戏《拜月亭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以关汉卿的名作之一《拜月亭》为基础改编而成，且取得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成就；尤其是它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结构方式，典型地体现了我国古典戏曲的民族特色，是中华民族审美祟尚的艺术体现，并对明清戏曲的发展发生了明显影响。

南戏《拜月亭记》取材于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此剧主要写书生蒋世隆与尚书之女王瑞兰在战乱逃难中相遇，于患难中相慕相爱，私结百年之好。后王父因不喜欢秀才，于招商店中不顾世隆身染重病，强行带走瑞兰，拆散一对恩爱夫妻，从此世隆、瑞兰断绝音讯。蒋世隆之妹瑞莲逃难中与兄失散，被瑞兰之母收为义女，与瑞兰相见后颇为相投。瑞兰携瑞莲在花园拜月，析祷夫君安康，二人始知本为姑嫂。后蒋世隆赴试中状元与瑞兰团圆，瑞莲也与其兄患难之交武状元陀满兴福结为夫妻。关汉卿的《拜月亭》，堪称杂剧园圃中的一朵奇葩。首先，它一反杂剧创作多取材古人古事的风尚，直接从金末元初广阔的社会画面中摄取镜头，反映当时兵荒马乱，人民遭受祸难的现实；其次，它摆脱了剧坛上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的俗套，努力向社会纵深进行探索，把男女主人公的相遇置于社会乱离的背景下，让他们的感情在患难相处中产生、发展，直至结为夫妻；同时又写了男女主人公婚后所遭遇的悲欢离合，比起一般才子佳人剧更具有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拜月亭记》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多承袭关剧，把离乱的岁月、颠沛的生活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歌颂男女主人公患难与共的真情，批判封建家长的挟权仗势、嫌贫爱富，表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其第十三出、第三十二出，大都本关剧第一折、第三折，正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所言：“《拜月》佳处，大都蹈袭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但变其体制耳”。(第120页)其文词上的共通之处，何良俊《曲论》也指出：《拜月亭记)’其‘拜新月’二折，乃隐括关汉卿杂剧语。"(第12页)但南戏作者并非一味照搬，而是有自己丰富的加工创造。比较而言，关作既紧凑又经济地运用杂剧“一本四折”的形式，在简短的体制中构架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叙事简洁，线索明朗，戏剧冲突精练，四折的关目：走雨奇逢、遇父拆莺、拜月祈祷、夫妻团圆，都经过精心剪裁。南戏《拜月亭记》则把一部四折的杂剧扩展为四十出的长篇巨制，在承袭关剧优长的基础上，舒卷自如、变化多端地展开情节，故事的编排与穿插，增加了许多丰富的场面，使剧情更充实、更圆满。故李货对《拜月亭记》称赞备至：“此记关目极好，说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笔也。(第181页)具体讲，情节安排上，南戏的丰富之处，主要表现在：(1)背景描写：杂剧和南戏皆以十三世纪初蒙古与金朝的战争为背景，但与杂、剧相比，南戏背景描写更为广阔深人，金朝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斗争，蒙古军的进与退等都在剧中有所表现，通过重大的事变，让上自朝廷大臣、官宦家眷，下至普通家庭兄妹以及招商店主人、小二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一一在舞台上显现，从而使这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更具有现实意义。(2)抒情场面：关剧四折，抒情场面集中安排在第三折“拜月”中，且置于全剧的高峰，南戏则设置了一系列诸如“走雨”、“悲遇”、“伤春”、“拜月”等抒情场面，使全剧的抒情性更为细腻强烈。(3)成亲场面：杂剧对王瑞兰与蒋世隆成亲的过程并无交待，南戏则详尽描写了二人成亲的前后经过，更使人感到真实可信。(4)结局描写：大团圆的处理上，杂剧写蒋世隆中状元后接尚书府丝鞭，王瑞兰也屈从父命答应改嫁，后因二人相认得以团圆。南戏则不同，蒋、王二人皆坚决拒绝再婚，后经王父设宴，二人相见，才得以团圆。这样，南戏中两位主人公的形象就更加完整，弥补了关剧的不足。艺术手法的运用上，南戏也略胜一筹：(1)戏曲结构：南戏精心组织了双生双旦的复线结构，主线为蒋世隆与王瑞兰之悲欢离合，副线为陀满兴福与蒋瑞莲之遭遇和最后结合，这是戏曲结构上的一个很大进步，具有开创意义。(2)戏曲语言：南戏语言继承发展了杂剧本色语的特点，语言平易、很少雕琢，达到情景交融的意境，感人至深。以王瑞兰母女逃难之“走雨”情节为例：

关剧第一折：

[油葫芦]分明是风雨催人辞故国，行一步一太息，两行愁泪脸边垂。一点雨间一行凑位泪，一阵风对一声长叶气。百忙里一步一撒，索与他一步一提。这一对纷鞋儿分不得帮和底，稠紧紧粘粳粳带着淤泥。

南戏第十三出《相泣路歧》：

[别银灯」(老旦)迢迢路不知是哪里?前途去，安身何处?(旦)一点点雨间着一行行姿位泪，一阵阵风对着一声声愁和气。(合)云底，天色傍晚，子母命存亡，兀自尚未知。[摊破地佛花」(旦)纷鞋儿，分不得帮和底。一步步提，百忙里褪了跟儿。(老旦)胃雨荡风，带水花泥。(合)步难移，全没些气和力。

此处，南戏融化采用了杂剧优美的语言，生动地表现了这个娇弱女子不胜冒雨荡风的艰辛，语言质朴明白而又有韵味，比杂剧更形象地展现了母女途穷的悲苦境遇。其“彼此问答，皆不须宾白，而叙说情事，宛转详尽，全不费词，可谓妙绝。(第12页)

作为南戏发展中的一部代表作品，《拜月亭记》取得了很高成就，明代李赞在《焚书·杂说》中称赞它达到“化工” (第90页)的境界；吕天成《曲品》列之为“神品”，评云：“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见宝，遂开临川玉茗之派。(第165页)当代它又被收人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等等。从这些评价中，皆可看到《拜月亭记》不朽的艺术魅力。

我国古典戏曲富有团圆之趣，绝大多数剧目都具有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情节结构，这种先悲后喜的模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崇尚。中华民族对于现实生活有着顽强执着的追求，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他们有极其坚韧的耐受性，很少彻底的悲观、绝望，其主要支撑点是一种坚忍不拔的顽强、自信精神。对于这一点，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神话故事“大禹治水”是最好的例证。在全世界各民族史料中，关于洪水的神话有一百多个，大禹治水是最优秀的一个。自古以来，这种民族性格就深深地影响了国人的审美情趣、追求和判断，影响了古代小说戏曲的创作，从而形成一种鲜明的民族特色。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第151页)(拜月亭记》可说是一部具备三个“始终”民族特色的戏曲作品。

首先，“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中心命题，它肯定并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此种“中和之美”也相应成为中国美学的根本原则。所以在中国文化艺术中大量、深厚的是融洽、完满、谐和、统一的体现，反映在戏曲艺术中就是浸透着乐观豁达精神气质的匀称、完美、圆满的整体结构。这种整体结构，是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产物。另一方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儒家传统的美学原则，“至善至美”是其最高审美境界，所以中国戏曲与西方悲剧不同，不注重对哲学命题的研究，而着重追求生理上与心理上的愉悦，着重发挥戏曲的抒情与观赏功能，着重培养“善”的伦理感情。所以在这种传统文化基因中生长起来的古典戏曲，必然以其自身的艺术方式集中体现乐观自信、以柔克刚的民族文化心理。

其次，中国戏曲艺术有着浓厚的民间传统。一般来说，艺术创作都是面向大众的，创作的目的是为了供人欣赏。这样一来，创作主体的思维除了会受到自己思维定势的影响外还会受到读者、观众思维方式的牵引，力图按照他们的兴趣爱好去进行艺术创造。在中国，戏剧演出从宋元以来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如元散曲家杜仁杰《庄家不识勾栏》所描写，观众人场看戏，须“要了二百钱放过咱，人得门上个木坡”。(第15页)艺人到瓦舍勾栏演出，称为“卖艺”，观众到剧场买票看戏，是花钱买“乐”。因此，观众的趣味和爱好制约并影响着戏剧的创作和演出。作为一项全民性的娱乐，戏剧表演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仪式，一种与普通人自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仪式。大团圆的喜庆色彩，作为吉祥与幸福的象征，表现了一种对生存幸福的祈求。人民要求戏曲反映物质生活的矛盾和斗争的同时，还要求戏曲给予精神世界V杆a谐与满足。这样就决定了戏曲不以对生活的真实性描写取胜，而以对情感的真实描写取胜。在这种社会需求的强大控制下，戏曲在精心构造自己的体系时，必然体现出苦始乐终、苦乐交错的情绪结构特征，久而久之，它就成为一种欣赏传统，一种审美表现的范式。生活本不幸福，艺术却要圆满，反映现实的戏曲最终要达到理想的结局。

基于上述原因，杂剧《拜月亭》和南戏《拜月亭记》皆实现了大团圆的结局。杂剧情节明朗，线索一目了然。主人公蒋世隆初上场为一穷秀才，与王瑞兰共同经历战乱，在战乱中与亲人失散，可说“始于困”、“始于离”、“始于悲”；蒋王二人患难中结为夫妻，经历了短暂的“合”与“欢”；王父强行将二人拆散，蒋王又陷人“离”与“悲”之中；最后蒋世隆中状元与王瑞兰夫妻团圆，可说“终于亨”、“终于合”、“终于欢”。南戏的长篇体制丰富了杂剧的情节，使故事的发展曲折宛转，全剧大的结构是主人公命运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但在这条线索发展的过程中，悲欢离合始终交错存在，构成全剧情节的男女主人公(无论是主线人物，还是副线人物)之命运，皆具此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杂剧和南戏在处理达到“亨”、“合”、“欢”的最后过程上有所不同。杂剧写蒋世隆中状元后接丝鞭，入赘尚书府，而王瑞兰虽然在心里对父亲强行拆散他们夫妻极为不满，但由于出身限制，她不可能与父母彻底决裂，于是从行动上屈从，迫于父命改嫁，她与蒋世隆的团圆完全出于巧合。南戏则不同，蒋王二人对爱情忠贞不二，皆坚决拒婚，后因王父设宴，二人相见，得以团圆。这样的处理，使两位主人公性格更加完善，整个戏曲的情节更加完整，对于主题的最后完成，也起了重要作用，体现出同全部剧情和谐统一的特点。

南戏《拜月亭记》的团圆结局是成功的。第一，它反映了情节发展的必然性，完成了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过程。蒋世隆初逢王瑞兰，就已爱上她，在数月以夫妻名义相随的过程中，他一直尊重瑞兰的情感和意志。而王瑞兰作为大家闺秀，兵荒马乱的情境，使她不能再顾及封建闺训，只能忍羞说出“权说是夫妻”的话。招商店成亲，是杂剧中没有的场面，它既写出了瑞兰出自名门，受封建道德影响的一面，又写出了她择偶的谨慎和知恩必报的性格特征。此后，主要描写在同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瑞兰不贪富贵荣华，敢于违抗父命，非世隆不嫁，至此，王瑞兰已完全克服了封建礼法加诸自身的影响，表现出忠于爱情、敢于反抗封建道德观念的性格。蒋世隆与王瑞兰被拆散后，他对瑞兰仍一往情深，思念不已。中状元后，他坚决不肯另结姻缘，表示“纵有湖阳公主，那宋弘啊，怎做得亏心汉。”“石可转，吾心到底坚。(第383页)南戏对关剧的改动突出了他对爱情忠贞不贰的情操。直到蒋王二人知道了圣旨所指定婚姻的对象就是自己的恋人时，他们才完婚团圆，这样就完成了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过程，使他们性格中最突出最可贵的一面，更加光彩照人。第二，好的团圆结局对爱情主题的最后完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在于结局作为情节的终结阶段，使主题得到最后的揭示，而且在于结局中围绕着完婚或重圆的生活事件，人物表现出的情感活动，更集中地表现出作家完整的思想认识和感情态度。团图结局以事载情，表现出人物悲欢离合的情绪体验，在悲愁的余波中渐显喜庆的感情色彩，作家正是从这种情感过程的发展变化中，肯定人物的恋爱和婚姻道德，通过道德情感的流露，完成对真挚专一爱情歌颂的主题。《拜月亭记》的结局，蒋王相见后，通过对分离的追忆，引出“双飞鸟，并蒂莲，今朝得遂平生愿(第386页)的理想，反映出理想爱情最终实现的愉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