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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第六节 易卜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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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与创作
易卜生出生于挪威东南海岸斯基恩城的一个富裕木材商人家庭。8岁时家道中落，他从一个阔少爷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孩子。人世的嬗变、人情的冷暖，使少年易卜生深有体会。他从一个娇气十足的孩子突然变成一个羞怯自卑、过度敏感的少年。他从十六岁开始外出谋生，在一个药店当学徒，他开始刻苦自学，并练习写诗。1848年的欧洲革命风暴席卷半岛，挪威民族的政治热情唤醒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挪威文学的民族浪漫主义传统启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诗歌风格也发生改变。歌颂民族独立的主题代替了他抒发个人情感的题材，他的诗《给马扎儿》、《醒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中激进的政治思想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附：“剧作家的生命——易卜生故居”） 这时期，笼罩整个欧洲的高亢的政治热情影响着易卜生，他尝试用无韵诗体来写戏剧，他决定在戏剧创作领域进行一番尝试。 1848-1849年间，易卜生第一次进行的戏剧创作，写出了三幕诗剧《凯替莱恩》。 易卜生不为成功自傲，也不因失败而退缩。他继续写作。同时，他还进行大学考试的准备工作。1850年，他到首都奥斯陆报考大学，虽然名落孙山，但他结识了一大批奥斯陆大学进步的大学生，并被推举为“学生协会”的学生报刊编辑。他活跃的思想、犀利的文笔，以及他非常的活动能力，使他成为协会中的活跃人物。而奥斯陆大学所大力提倡的民族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思想。 易卜生在进步思想环境中回顾自己过去的历史，重新认识了自己生活际遇的不幸根源，进而联想到广大的下层人民，他决定身体力行，改变社会。然而，政府对进步人士采用各种手段进行迫害，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易卜生决定拿起笔做武器教育挪威人民，揭露统治者。 当时，挪威文学一概归入丹麦，作家创作也用丹麦语言。易卜生认为应该发扬挪威民族文学粗犷的风格、动人的情节、丰富的想象力和特殊的艺术感染力。于是，他开始试用挪威语言写作。 易卜生在50年的创作生活中共写出50部剧本，按其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创作（1850-1868）大都采用挪威古代英雄传奇、民歌民谣、神话传说等作为素材，加以改变为中古历史剧，借古喻今，题材多样，想象丰富，而且多为诗体剧。其中有通过塑造古代英雄形象，宣传爱国意识，歌颂民族团结统一，借以教育人民的，有《英格夫人》、《觊觎王位的人》等，描述古代爱情和婚姻矛盾的悲剧，触及资产阶级社会中婚姻的现金交易、金钱关系的有《苏尔豪格的宴会》（1856）、《恋爱喜剧》（1862），表达愤世嫉俗、与陈腐的社会秩序对抗，用以谴责小市民庸庸碌碌、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的，有《布朗德》、《培尔•金特》。 诗剧《布朗德》不同于作家的早期浪漫主义历史剧，它取材于现实，描写了当时的挪威社会，揭示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社会矛盾，主人公布朗德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实现理想，探索未来，他和资产阶级统治势力之间在道德标准、社会结构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不妥协，表现出非常坚强的意志。但是，由于他的理想和挪威现实相距甚远，不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以终遭失败。 《培尔•金特》的主人公培尔概括了当时挪威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他和布朗德完全相反，屈服于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他对生活中的矛盾采取最大限度的妥协，对现实一味迁就、让步。他是个卑微的庸人，他的生活是空虚、无聊的。 中期创作（1869-1890）是易卜生创作以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为主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艺术形式上也从早期的诗体剧转向散文体的创作。 易卜生侨居德国时期，经济原本落后的挪威，由于海上贸易频繁，造船工业兴旺，所以发展迅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导致了挪威社会矛盾加剧。此时，易卜生也经历了西欧的普法战争、巴黎公社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丰富的经历，深刻的观察，使易卜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有了广泛的认识。社会各方面的病态把他的注意力从中世纪民间文学转移到当前现实生活的题材上来。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虽然以北欧为背景，但暴露和批判的锋芒则触及整个西欧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他尖锐锋利的批判精神和高度概括的艺术技巧使他中期现实主义剧作震动了欧洲戏剧界。 1869年写成的剧本《青年同盟》是易卜生以散文体描写社会问题的开始，是他的创作进入批判现实主义的标志。此后，他就进入到“社会问题剧”的创作阶段。在这个时期内，易卜生创作了重要剧作，有《青年同盟》（1869）、《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此外，作家的创作还有《野鸭》（1886）、《罗斯莫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高布乐》（1890）。易卜生的9部“社会问题剧”奠定了他在欧洲乃至全世界作为杰出剧作家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使挪威文学当时在欧洲文学中跃居显赫地位。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主要特点是：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从多方面剖析社会问题，层层揭开，使矛盾突出，启发观众思考，从而引导人们起来改革社会弊端。在这里，作家通过许多平凡人物如医生、牧师、律师、新闻记者、公务员、家庭妇女等多种形象，从政治生活或家庭生活等不同角度反映社会。 《社会支柱》是一部对挪威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剧作。主人公博尼克是个年轻的资本家，又是地方保守党的头面人物，叱咤风云，称王称霸，被认为是社会的中坚和栋梁。他以模范公民、模范家长、模范丈夫的面目出现，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博尼克的伪善面目层层剥落，原来他是一个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大骗子，大坏蛋，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 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利欲熏心，不管别人死活的吸血鬼。他把破船漆一下，看上去很新，但常常出事故，造成船毁人亡。然而，由于船都保了险，死了人，他却获得巨额保险金。在家庭关系上、私人道德上，他伪善，极端损人利己。最初，他与楼纳订婚，后来因其妹贝蒂独得姑母一笔财产，便撇开楼纳转与贝蒂结婚。婚后，他又勾引一个女演员，他们的私生女棣纳因母亲已逝，无依无靠，被博尼克收养在家。博尼克为了保全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名誉，设法挪用公司公款，给了女演员的丈夫，了结他那桩丑事。接着，他利用贝蒂之弟约翰对他的崇拜，让约翰承担诱奸女演员、贪污公款的罪名，并送他去美国。而他本人则在本地堂堂皇皇的做人，一帆风顺地爬到事业的顶点。《社会支柱》暴露了商人博尼克所代表的整个上流社会人士的本质：惟利是图、自私虚伪。这个自称为“社会支柱”的要人，实际上却是个诱奸妇女、造谣撒谎的无耻之徒。 1882年，易卜生创作《人民公敌》。这部戏剧在对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本质的揭露上更为一针见血，这部作品成为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登峰造极之作。 剧中的斯多克芒医生是个坚持真理、坚持科学、锋芒毕露的人物，他的哥哥、市长彼得则与他相反，他惟利是图、不择手段。彼得这类资产阶级政客把民主和自由作为图谋私利、损害群众利益、迫害真理与正义的工具。 在这类剧本中，易卜生暴露了挪威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资产阶级的丑恶。但作者在剧作结尾还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社会支柱》的主人公博尼克最后居然“良心发现”，痛恨自己的过去，还打算投入“正直的生活”。《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为了给社会谋福利，在遭到资产阶级统治势力迫害以后，却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他把个人和群众对立起来，竟然认为世界上“最孤立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他用动物来比喻，认为优秀知识分子是能接受训练做各种各样伶俐把戏的“优秀狮子狗”，而平常的人则是些“没有教养的杂种狗“。剧作家用遗传学来区分人的高低优劣，这种天才人物、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观点，无疑是受尼采学说影响的结果。 在易卜生七、八十年代的创作中，以恋爱、婚姻和家庭为题材的剧本占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在这类作品中深刻地批判了挪威资产阶级的虚伪和堕落，谴责了社会制度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罪恶，歌颂妇女解放，并把妇女解放视为必须迫切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是易卜生以前的剧作家们较少触及的问题，因此它的意义就显得直接而深刻。 《群鬼》中的女主人公海伦•阿尔文太太的性格和家庭情况与娜拉•海尔茂截然不同。剧作家企图通过另一种典型来揭露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海伦性格温柔懦弱，胆子小，好体面，受传统思想影响很深。年轻时，由母亲和姑母做主，嫁给了又有钱又漂亮的御前侍卫官阿尔文上尉。后来，她发现阿尔文荒唐无度。婚后一年，海伦不堪折磨，想抛家出走，去找旧日情人曼德牧师，因为牧师当年向她宣传过自由、平等的思想。谁知曼德牧师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生怕海伦扔下丈夫来找他会损害他的名誉，所以向她讲了一番大道理，劝她回到丈夫身边。 这出戏虽然通过阿尔文太太的不幸遭遇，锋芒主要指向资产阶级的家庭道德和宗教，但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戏剧就达到了对整个社会总制度的攻击。阿尔文太太向曼德牧师说：“那时候我就开始检查你讲的那些大道理。我本来只想解开一个疙瘩。谁知道一个疙瘩解开了，整块儿东西就全都松开了。我这才明白这套东西是机器缝的。” 因此，阿尔文太太把自己的思想作了一个总检查。她说，她被一大群死鬼缠着，世界上到处都有鬼，不但我们从祖宗手里继承下来的东西又在我们身上出现，而且各种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我们心里作祟。那些古老东西早已失去力量，但仍死缠着我们。这出戏里所说的鬼实际上即指早已死亡或者正在死亡的东西在社会上留下的残余影响。这种残余却如山一样重压着人们。严酷的现实和坎坷的遭遇使阿尔文太太开始独立思考，向国家法律、秩序、宗教、道德提出种种疑问，并使她清醒过来。剧本异常巧妙和辛辣地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回答了那些反对娜拉出走的人们，让他们看看忍气吞声的妇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晚期创作（1891-1906）易卜生晚期创作与以前相比，更偏重于人物内心和精神世界的剖析，更富于诗人的幻想，更善于用象征主义手法，悲观气氛较浓。如果说《人民公敌》是他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作品，那么，《野鸭》（1884）一剧尽管在戏剧结构和表现方法上远胜于以前的剧作，但批判力量相形之下大大减弱。因此人们常把《野鸭》看作是他从中期过渡到晚期的一部作品。《建筑师》《小艾友夫》、《海达•高布乐》、《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等剧作，悲观情绪取代了主人公积极进取精神和乐观情调，作家的描写中心也从探讨社会问题转向分析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和个人主义的幻灭。 但是，作家并未在这一系列象征主义戏剧中表现出世纪末的颓废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脱离社会而沉醉于幻想世界的唯心主义者，另外，主人公的个人主义、“超人哲学”等意识也遭到批判，作家指出，正是这种本质决定了他们的失败。《建筑师》的主人公索尔尼斯正是如此。他对未来，对新事物的恐惧、阻挠，来源于他的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的生活原则，他曾挤垮老一代和同时代人，成为建筑行业中的权威。根据这一点，他尤其担心下一代挤垮他。 易卜生的创作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中国，众多的话剧作家和作品中，翻译最多、演出最盛的首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这是由于五四运动后，中国正值新文化运动狂飙急进的时代，反对封建主义，要求民主自由，要求思想解放的浪潮，冲击着整个社会。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为此大力介绍易卜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剧。因为在他的剧作中，如实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对宗教、法律、道德、家庭等都采取批判态度，特别是对陈腐的旧观念、旧习惯，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攻击，而这一切正与当时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不谋而合。比如《娜拉》自1914年由欧阳予倩等人首次上演以来，盛演不衰。胡适曾模仿《玩偶之家》写过《终身大事》。尽管这个本子不如原作，但仍受到欢迎。此后，易卜生的这类剧作一直被中国许多剧作家奉为楷模。 二、《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成。女主人公原型劳拉•皮德生的经历与娜拉非常相似，她对丈夫基勒感情深厚，为了给丈夫治病，偷偷借债，到期还不上，伪造保人签字。事情暴露后，基勒暴跳如雷，责怪劳拉败坏了他的名誉，毁灭了他的前途。劳拉看到丈夫如此绝情，大出意外，精神受到打击，得了精神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基勒提出离婚，幸福家庭从此宣告完结。 易卜生在以劳拉生活为原型创作《玩偶之家》时，融进了更深、更广社会内容。剧本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是具有深刻意义的。而易卜生对喜剧结尾的情节处理，又使这种意义得到很大提高。娜拉的爱情虽然破灭了，但她不脆弱，而是觉悟了出走。因此这个形象的塑造比起原型来更高、更集中、更具有典型性。 （附：《玩偶之家》第三幕） 1.《玩偶之家》探讨的问题 《玩偶之家》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易卜生在剧中主要提出、探讨了以下问题： 首先，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妇女处于什么地位。从该剧中娜拉和海尔茂的关系能够看出，海尔茂所代表的男权高居于女性之上。虽然海尔茂口口声声称娜拉为“我的小鸟”、“小宝贝”、“小松鼠”、甚至“我的孩子”，并一再声称爱娜拉，但实际上他从未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过妻子。女人在海尔茂所代表的男性权威面前不过是服从者。在经济上，她们没有独立权，在生活中，她们也没有取得与丈夫平等的地位。因此，女性并没有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关系。那么，这种不平等用什么包裹起来，从而使妇女误以为进入了平等的时代，获得了妇女在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呢？这恐怕是易卜生在表面问题之后隐藏着的更深层的问题。 其次，对资产阶级社会拥有特权的男性自私、虚伪的本质的揭露。作家在此主要通过资本主义社会成功男性海尔茂的形象来揭露其本质的。娜拉伪造保人签字暴露之前，海尔茂对她海誓山盟，可是，一当娜拉为了他而触犯律法的行为给他带来麻烦后，他立即便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在开除柯洛克斯泰一事上，海尔茂的自私也得到充分的暴露。他解雇柯洛克斯泰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方与他是大学同学，对他的情况过于熟悉，影响他在其他人面前的威严，更重要的是，柯在业务上高出他，对他是个非常大的威胁。 第三，妇女的出路问题。1885年，易卜生曾作过一次演讲，表示要为改造社会关系而努力，这社会关系包括妇女问题，即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问题。娜拉在伪造保人签字一事被丈夫知道后，终于认清了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在家庭中的地位，决计离家出走。她说，自己除了对丈夫和孩子负有责任外，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这番话可以看成是妇女独立的宣言书。在这里，易卜生认为，妇女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妇女必须认清自己在家庭、男女关系中的地位，然后必须为自己争取作为人的权利而斗争。在娜拉身上，寄托了易卜生的希望，表达了易卜生对妇女出路的思考。 2.人物形象 娜拉
娜拉的性格起初表现为无忧无虑、单纯任性。从剧作开始她瞒着丈夫偷吃杏仁饼干的细节中，就体现出她十足的孩子气。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娜拉的形象不断发生变化，最后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位性格坚定、意志坚强、吃苦耐劳的女性。在借债为丈夫治病，伪造保人签字、靠自己的努力按期偿还债务，在债权人的要挟和丈夫的管制夹缝中周旋的过程中，她表现得镇定、有主见，在还债过程中，她能够吃苦受罪，这些显然才是娜拉真正的性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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