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权力机关监督的实际效力比较小
    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权力对一切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全面监督，人大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监督，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其监督应最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监督的实际效力比较小，难以真正体现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究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1)人大在实施监督时缺乏具体的法律作保障，尽管宪法和有关法律赋予它重要的监督地位和权力，但现行法律只对监督的内容、范围和形式作原则规定，而对行使监督的程序和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使人大实施监督有时无章可循，无从下手，在实践中不便操作，难以落到实处，导致人大监督搞“形式”、走“过场”；
   (2）人大自身的工作制度也影响其监督效果，以全国人大为例，由于实行会期制，每年会期只有十几天时间，在此期间，代表们要讨论决定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重大问题，很难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充分审议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虽是常设机构，但常委们大多身兼数职，在常委职务外还有正式职务，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权；
   (3）权力机关所能获取的相关信息非常有限，由于政务公开程度较低，人大信息获取量远远低于政府，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4)人大代表的素质不能完全适应监督的需要，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由于非专业的人大代表自身的政治、业务素质问题，导致实际的参政议政能力不强，监督工作的基础不扎实，使得人大一年一次会议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有限，缺乏经常性的监督，监督的力度也不够，难以真正体现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所应有的监督权。
    2. 行政监察机构独立性差，监督效果不理想
    我国行政监察机构实行双重管理体制，既受上级行政监察机构的业务指导，也受本级地方政府领导。这种管理体制使得行政监察机构独立性不强，不能排除人为压力和干扰，影响监督效果。1993年2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地方各级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委合署后，实行由所在政府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双重领导体制。这是我国党政监督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但改革后，行政监察机构的职能进一步弱化。
    3.新闻舆论和公民监督的实际效力弱
    新闻舆论和公民监督属社会监督范畴，当二者平衡时，社会权利能有效制约公共权力。但由于中国是个在历史上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加之政府办事制度、程序、行政活动公开化机制不健全，透明度不高，群众和社会监督渠道不畅，当前仍会表现出社会权利依附公共权力的现象。即使依宪法对行政管理过程进行监督，但由于没有规范的监督途径和确定的法律效力，不能对公共权力产生应有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