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统治者由于很早便利用了明王朝的降臣降将，朝廷的设立悉依明制，也懂得要利用汉族的儒家思想控制社会思想文化，定都伊始便摆出了尊孔崇儒的面孔，“修明北监为太学”，规定学习《四书》、《五经》、《性理》诸书，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取《四书》、《五经》命题(《清史稿》卷八十一“选举一”)。康熙皇帝是历代少有的博学而重视文教的帝王，读书甚多，特别崇尚朱熹，曾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言》)。他还任用了一批信奉宋代程朱理学的官员，如魏介裔、熊赐履、汤斌等所谓“理学名臣”，编纂理学图书，升朱熹为孔庙大成殿配享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宋代理学遂成为清代的官方哲学。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他们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其中特别是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答朱子德书》）。主张儒家义理在经书之中而不在经书之外；研究经典首重文字，而治文字必始于知声音。他所撰《日知录》、《音学五书》广征博考、言必有据，成为清代考据家的必读经典，也成为乾嘉学者经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因此，顾炎武被公认为是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参见本书“吴派”条）。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参见本书“皖派”条）。 朝嘉学派大多数学者的毕生精力，都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天算、地理等学科的校勘、目录、辑佚、辨伪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是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读书的方便。中国古书很多，经过几千年的传抄，不免有不少混乱错误地方，有的已经无法读下去，意义更加无法理解了。乾嘉考据家们，用十分精密细致的校勘方法，几乎对于所有重要的古书，都加以详细的考据，使后辈读书人省却了很多精力，难读难解的书也都可以读通，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微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圈套的需要说明解决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有物恶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进入21世纪，处在世纪之交，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研究一直为治清代学术的学者所关注，并已取得若干成果，似呈方兴未艾之势。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做好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有清一代学术，从乾隆、嘉庆两朝到道光初叶的近百年间是一个发皇的时期。其间杰出的学者最多，学术成就最大，传世的学术文献亦最为丰富。古往今来，学术前辈们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之依据，惟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方才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将乾嘉时期的重要学术文献精心校勘，加以新式标点，整理出版，这是整理乾嘉学术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将嘉惠学林，功在千秋。最近一二十年间，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譬如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潜研堂文集》、《方苞集》、《章学诚遗书》、《抱经堂文集》、《戴震全集》、《校礼堂文集》、《钱大昕全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洪亮吉集》、《纪晓岚文集》、《仪礼正义》、《礼记集解》、《礼记训纂》、《尚书今古文注疏》等等相继整理问世，为研究乾嘉学术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前进。 循此以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若干有分量的目录学著述亦接踵而出。清代文献浩若烟海，实为前此历代之所不及。究其原因，大要或当有二：一则中国古代社会经历数千年发展，至清代已然极度成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皆臻于集大成之格局。再则博大精深之中华学术，在此二百数十年间，亦进入一全面整理和总结之历史时期。惟其如此，有清一代学人辈出，著述如林，其诗文别集之繁富，几与历代传世之总和相埒。这是中华民族一份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必然历史依据。故而董理清人别集，自二十世纪中叶王重民之《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肇始，前辈贤哲接武而进。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钱仲联的《清诗纪事》、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的《清人诗集叙录》等等，皆呕心沥血，成就斐然。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正是凭藉前哲时贤的深厚积累，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编纂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也并肩比美，联袂而出。三书或集合同志，或独力纂修，历时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终成里程碑式的巨著，为学术界做了功德无量的事情。 辑录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集外题跋、序记、书札等佚文，区分类聚，整理刊布，是一桩既见功力，又有裨学术研究的事情。晚清以降，诸多文献学家相继辑录顾广圻、黄丕烈二先生群书题跋，已开风气之先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陈垣据尹炎武所获钱大昕集外家书十五函，逐函加以精审考订，更为学界一时推尊，赞为“励耘书屋外无二手”。尔后，虽间有学者承先辈遗风，辛勤爬梳，惟因兹事难度甚大，成功非易，久而久之遂几成绝响。九十年代中，陈文和主持整理编订《钱大昕全集》，专意搜求潜研堂集外散佚诗文，纂为《潜研堂文集补编》一部，辑得诗文凡八十余首。古朴之风再现，不啻凤鸣朝阳。 陈文和主编之《钱大昕全集》刊行之时，正值陈鸿森著《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发表，不谋而合，相得益彰。据悉，近一二十年间，陈鸿森不惟勤于辑录钱竹汀先生集外佚文，而且其朝夕精力所聚，几乎皆奉献于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就笔者拜读所及，经陈先生精心辑录成编者，尚有《潜研堂遗诗拾补》、《简庄遗文辑存》、《简庄遗文续辑》、《段玉裁经韵楼遗文辑存》、《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和《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等六种。其中，《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三卷抄存芸台先生集外遗文多达一百三十三篇。其所费劳作之艰辛，成果学术价值之厚重，丝毫不让当年《研经室集》之结集。1993年5月，中华书局整理刊行之《研经室集》未审出于何种考虑，失收再续集诗文。他日若能再版，补其所阙，辅以陈鸿森著《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则珠联璧合，尽善尽美矣。 年谱为编年体史籍之别支，乃知人论世的重要文献。据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所记，在现存的八百余种清人年谱中，乾嘉时期学者年谱约占四分之一。董理此一时期的学者年谱，于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近一二十年间，有许多学者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成功的努力。其中，诸如陈鸿森著《清儒陈年谱》、《钱大昕年谱别记》、《段玉裁年谱订补》，杨应芹著《戴东原年谱订补》，汤志钧著《庄存与年谱》，樊克政著《龚自珍年谱考略》，王逸明著《新编清人年谱三种》以及黄爱平点校之《阮元年谱》等等，拾遗补阙，订讹正误，洵称用力勤而业绩著。然而相对于别集及经史论著的整理和研究而言，这方面的工作尚嫌滞后。尤其是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年谱，或失之简略，或迳付阙如，皆不同程度地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譬如惠栋或者惠氏祖孙的年谱，就亟待进行编纂。 综上所述，整理和研究乾嘉学术文献，在推进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的研究中，其重要意义略可窥见。鉴于近一二十年间的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文献准备似嫌不够充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切实下一番功夫，或许是有必要的。谨以此就教诸位，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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