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1927年毛泽东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阶段，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系统论述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共二大

具体内容

1923年6月，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党的三大确定了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四大之后，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等先后发表文章和演讲，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集中了全党的正确主张，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成为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杰出代表。

但是，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能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存在着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问题。对于共产国际的主张和意见缺乏正确的分析，特别是对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指导缺乏有效的抵制。也正是由于党在幼年时期还没有确立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

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全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主张，标志着在20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

1927年国民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党的八七会议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八七会议

1927年之后的几年间，毛泽东率先在实践上通过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并在理论上初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和这条新道路相关的一系列革命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论证。

第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具体内容

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先后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集中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怎样坚持和发展这一重大问题。1928年10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区域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同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名通信中，较为深入地阐述了以农村为革命的重心，先占乡村、后取城市的思想，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不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主要标志。

第二，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内容。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逐步形成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分配的办法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提供了中国土地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

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具体内容

第三，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和红军作战原则的提出。

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坚持了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肯定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制度和措施；提出了对官兵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的任务。《决议》总结了军队建设的经验，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来源，解决了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形成了红军的作战原则。主要内容是：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诱敌深入，慎重初战，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打速决战、歼灭战。这些作战原则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构成了党的军事路线的基本内容。

第四，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确立。

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批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就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基本形成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三、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曲折

20世纪30年代，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由于当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没有确定，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被全党所认识，特别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指责和反对，这就使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受到限制，使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遇到严重的阻碍。

李立三“左”倾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具体内容

早在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前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就遭到过指责和反对。“左”倾领导者指责毛泽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1930年4月2日。并批评红四军前委是“站在农民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说“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反映了农民意识”，“你们的割据观点，同样是农民观点”。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上台后，更以不折不扣地全面执行“国际路线”相号召，打着“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反对毛泽东制定和实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们把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诬蔑为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固执地推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夺取政权模式，一味追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梦想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甚至胡说什么“虽然南中国几省的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蔓延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抹杀党领导“工农武装割据”所取得的胜利。他们指责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土地路线和政策是所谓“富农路线”，说“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这就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是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指责毛泽东不去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说红军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说他提倡诱敌深入，找弱敌打等正确主张是所谓‘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并经过1931年11月的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即赣南大会）和1932年10月中央苏区中央局会议（即宁都会议）实际上撤换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1933年初，“左”倾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为了全面贯彻“左”倾政策，反对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先后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了邓小平等执行正确路线的党和红军干部，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不久，共产国际派李德为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李德和犯有“左”倾错误的中央主要负责人结合起来，完全控制了党中央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他们顽固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在建军问题上，他们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视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组建红军，还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在作战问题上，他们否认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进行所谓“大军对大军”的“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弱小的红军同强大的敌人作阵地战，拼消耗。毛泽东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结果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并使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面临着十分危急的局势。

遵义会议会址

1935年1月，党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对严重危害党和革命的“左”倾军事路线的纠正，以及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军事思想的肯定，成为当时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它实际上已经表明，党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摆脱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确立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毛泽东思想根本点及出发点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把党的路线逐步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遵义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