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苏维埃俄国的最早报道

1920年10月，瞿秋白应北京《晨报》馆和上海《时事新报》馆的聘请，以特约记者的身份，由北京动身前往莫斯科。在访问苏俄期间，瞿秋白写了四本书：《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和《俄罗斯革命论》。作为《晨报》的特派记者，瞿秋白从1921年6月开始到1922年11月间，在《晨报》上陆续发表了35篇通讯，占当时《晨报》发表的中国人访俄报道中的一半以上。

这些通讯包括《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劳农政府之经济前途》、《劳农政府之内政外交之新局面》、《赤俄之第四年》、《莫斯科之中俄外交》等篇，对苏维埃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工人运动、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党的建设……等等，作了系统的报导。瞿秋白怀着共产主义的理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苏俄各方面情况作了最早的报道，对于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2、疾风知劲草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广大农民的发动，使反动势力极端恐惧，谩骂这是“痞子运动”。中共党内陈独秀等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瞿秋白热烈地赞扬和支持农民运动。1927年4月，瞿秋白在武汉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非常赞赏。当他得知这篇文章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只发表了一部分，其余不许刊登之后，非常气愤，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

经过斗争，瞿秋白在4月中旬把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交给中共主办的长江书局，刊印了单行本，并专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回击敌人的诬蔑、党内的责难，希望此单行本能广为流传，及时指导农民运动的开展。瞿秋白在序言中写道：“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是否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当时，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瞿秋白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他以满腔热情，迎接即将震撼神州大地的农民革命风暴。

3、重返文学园地

瞿秋白博学多才，擅金石篆刻，闲时泼墨作画，意境奇远，曾涉足佛学和陆、王心学。至于古文诗词更是耳濡目染、情有独钟。从1931年初到1934年初，瞿秋白重返文学园地，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瞿秋白从事文学活动开始于五四运动时期，在苏俄的那段时间里也建树颇丰。能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是瞿秋白的夙愿。这三年间，瞿秋白兢兢业业，是战士，也是开拓者。在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上海，他与鲁迅并肩作战，辛勤耕耘，留下了近一百万字的著作和译文。茅盾说，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促其由前期向成熟期转变，“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瞿秋白与杨之华于1924年11月结为革命伴侣	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7月受命回国。图为回国前与杨之华在莫斯科留影。	1928年夏，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是1929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爱女独伊在莫斯科的合影。

4、译词传谱国际歌

许多人都熟悉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歌的《国际歌》，而最早将它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在党内素有才子之称，是第一个把《国际歌》正式译成汉语的人。1920年，瞿秋白旅俄途经哈尔滨时，在参加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首次听到此歌。1923年春夏之交，瞿秋白把这首歌译成汉语。此前，虽有耿济之、郑振铎（都是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以《第三国际党颂歌》之名对此歌做过翻译，却因没有附曲无法传唱。瞿秋白将从法文译来的词和简谱发表在1923年6月的《新青年》复刊号上，《国际歌》才在社会上传唱起来。现行的中文《国际歌》歌词由萧三于60年代初再译定稿，但其中“International”（英特纳雄耐尔）一词保持音译不变首创于瞿秋白。

5、生而为英死为雄

随着中央苏区形势日益险恶，1935年2月，瞿秋白等人开始向闽西突围，转移途中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逼供，他伪称自已叫林琪祥。敌人见问不出什么，以为瞿秋白确是一般人员，要他找一家有钱的店铺作保释放。这是一次脱离敌人虎口的机会！瞿秋白以林琪祥的名义给上海的鲁迅写了一封信，请鲁迅设法营救。

瞿秋白等人被捕的事，当时已在福建的中共高层人士中传开。被国民党俘获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老婆，供出了这一情况，敌人喜出望外。瞿秋白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敌人改善了他生活条件，南京政府派得力干将赶至长汀劝降。他们用中共叛徒顾顺章之例开导他；用其党内遭遇挑拨他；用金钱利诱他……瞿秋白视死如归，不为所动。

193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他以诗言志：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一块平坦的草地上，瞿秋白盘膝而坐，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1980年6月17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1955年6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的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上，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的报告。报告最后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6、党中央对瞿秋白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对瞿秋白有过三次评价。

第一次是在1945年4月20日。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5年6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第二次是在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全文如下：“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

第三次是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至北京的安葬仪式。周恩来主祭，董必武、陆定一等陪祭。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对瞿秋白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报告全文刻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墓碑背面。

瞿秋白被捕后身份未暴露前，在狱中曾以非党医生“林琪祥”的名义写过两份要求保释的“呈文”，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欺骗敌人以求脱身的策略。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诽谤瞿秋白以林琪祥为化名的“呈文”和《多余的话》是他“自首叛变的铁证”，“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从而把瞿秋白说成是“叛徒”，对他进行政治诬陷，以至于掘墓扬灰。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查处受“四人帮”迫害的中央领导人的大案，为他们平反昭雪。为此，中纪委成立了几个专案组。当时任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第八专案组组长的孙克悠负责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曹瑛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瞿秋白复查组的工作。根据详实的考证，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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