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酝酿和准备阶段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应以1977年12月2日中央党校党委开会落实党中央提出的要求，即研究党史，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胡耀邦同志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正确与否、辨别是非的标准，作为标志。

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是华国锋同志在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中的提法。叶剑英同志1977年10月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谓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实质就是要总结和评价“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是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提出用实践标准来总结，同“两个凡是”是直接对立的。这就意味着要展开一场争论，而且是全党性的争论。中央党校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样的分量。

12月2日的党委会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依据会议精神，起草文件。原来指定吴江为组长，组建时由金春明任组长。这个小组立即开始工作。几经周折，写出了一个初稿，经胡耀邦同志审阅后，作为征集意见稿铅印。

1978年3月月上旬，中央党校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征集意见稿)，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酝酿。这个讨论先是在小部分学员中，后来是在全体学员中进行(召集一部6名学员座谈是1978年3月6日)。这种讨论的结果。一方面，是使涵盖全党的八百多名高中级干部思想上开始理解和树立实践标准，另一方面，是使中央党校的同志决定撰写论述真理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的讨论，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奏。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1977年8月至10月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和1978年1月《光明日报》编辑部将这个文稿第一次印出小样，以及随后的不断修改，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酝酿和准备的一部分。但是，作为这一历史事件酝酿阶段的开始，还是以1977年12月初中央党校的党委会为标志为宜。

《人民日报》于1978年3月26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刑贲思同志大约从1978年4月开始，接受《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委托，撰写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同样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酝酿和准备的一部分。

1978年4月开始，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将自己撰写的稿与《光明日报》提供的稿合在一起，重新撰写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978年5月6日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酝酿和准备工作的完成。当然，在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此文前，杨西光同志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同志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负责同志联系，商定了协调行动的办法。这也是重要的准备工作。

全面展开并取得成功的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开始，到1978年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充分肯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止。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主要阶段。依据讨论的发展情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的段落。

1．从这个讨论开始到1978年8月，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激烈较量的阶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即遭到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的激烈反对和攻击。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下禁令，设禁区，粗暴地阻挠和压制这个讨论。邓小平同志讲了话，《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他们也不罢休。而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则采取观望态度。在这一阶段，局势确实不那么明朗。

2．从1978年8月4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中共黑龙江省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是这个讨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日开幕的。从1978年8月4日至11月8日，有20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谈话或文章。这表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赞同“两个凡是”的方针。

3．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24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的方针。

在这两个重要会议上，以实践标准为武器，审议了“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此以前的一些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纠正了错误，而且，与会者热烈地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尖锐而严肃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主要人物华国锋、汪东兴作了检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高度评价。这表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得到恢复和确立，“两个凡是”已经被推倒。

进一步分清是非的阶段

这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到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时间大致从1979年1月到5月。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北京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一些省、市、自治区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的总清算。通过理论务虚会，从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分清了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界限，进一步分清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的界限，进一步搞清楚了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理论务虚会也是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并对其中进行了有力推动。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情况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因受到干扰，在面上处于停滞状态。

补课和结尾阶段

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普及的阶段。这个阶段从1979年5月开始，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历史问题决议》，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为止。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是指1978年没有展开讨论或没有认真开展这一讨论的地区和单位，要补上这一课。实际上，也指开展过讨论的地区和单位，要更深入地进行这一讨论，是这个大讨论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按照发展情况，可以分为两个小的段落。

1．全面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9年5月提出补课的要求开始，到1980年上半年为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理论务虚会这一段时间，社会上开始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30日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随后，在党内党外广泛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极左思想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便乘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否定解放思想，说什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致乱之源”，解放思想过头了，理论务虚会右了，等等。在这种干扰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度陷于停顿。这是解放思想过程中的一个曲折。但这段时间不长。从1979年5月开始，就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要补课。到7月、8月，就形成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局面，到秋冬，掀起了高潮，1980年继续进行(主要是上半年)。这大半年时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真正普遍而深入展开的一段，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真正普及的一段。

2．结尾阶段。这一段从1980年上半年党中央抓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始；(以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起草决议的三条指导原则为标志)，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为止。

在这一段，一方面，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还在继续进行，个别地方延续到1981年冬和1982年春，但从总的情况看，多数地区在19肋年上半年已完成。另一方面，从党中央和党内高层领导来说，逐渐将精力集中到研究《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上，实际上，就是用实践标准评价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历史问题，最主要的是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总结概括。这一种研究和讨论到《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就告完成。

1981年6月《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并公布以后，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普遍地进行了对这个决议的学习和讨论。从一定的角度看，这种学习和讨论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化和延伸。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标志来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以1981年6月通过《历史问题决议》为宜。

从1977年12月开始酝酿和准备，1978年5月开展，到1981年6月结束，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前后经历了三年半之久。

历史背景

从1978年春天开始，各地就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口号下，开始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允许农民发展家庭养猪、养鸡，要求重新恢复定额劳动管理制度等。这些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和自由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现在人们又重新拿起了《农业六十条》这个武器。这种说法合乎法律，合乎党的政策，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候，党中央也从未公开否定过《农业六十条》；即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最热闹的时候，尽管《农业六十条》已被冲击得支离破碎，但也没有谁公开说可以不执行《农业六十条》。于是，人们就抓住了这一点可以利用之处，开始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发表了记者写的关于安徽“省委六条”的新闻报道；3月，新华社播发了万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章，成了当时的重大新闻。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给予了热情肯定。邓小平表示，我们现在需要有些新概念，不能老是原来的老框框。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

新闻界总是最敏感的。据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回忆，1978年的年初，他从大寨回到北京，就听到有人对新华社国内部的领导人说：“你们新华社再向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是一个信号，虽然还不正规，但却十分明确。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如日当空，但一种向其挑战的力量已在形成。此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电台，陆续以落实党的农村政策为总题目，报道一些地方纠正极左的做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理论支撑点就是“两个凡是”，只要“两个凡是”不倒，大寨红旗就不会倒下去。

最早批评“两个凡是”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在正式恢复工作以前，已经在1977年4月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5月，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他在十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全党上下对“两个凡是”的不满与抗议，集中地表现在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

事件评析

真理标准问题一经提出，就立即引起强烈的反饷，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到1978年秋天，就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

从客观形势来说，这个大讨论是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需要；是总结经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需要；是推倒“两个凡是”，打碎精神枷锁，解放思想的需要。一句话，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纠正“左”的错误，集中力量建设四个现代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已具备了结束过去、开辟新阶段的基本条件。人民的需要，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出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最基本原因。我们首先要看到这种历史必然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理论观点的提出和阐述，竟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大讨论。这个理论观点间发挥出如此大的教育作用和威力。从理论工作的角度看，也是很值得深思一下的。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一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通过这场大讨论，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观点，在中国得到充分的实现。其原因，就在于这一理论观点充分满足了当时人们的迫切需要。总结这一经验，我们可以得到重要启示。这就是，不论是理论创造，还是理论宣传，都要着眼于满足国家的需要，也就是广大人民的需要。理论工作者要敏锐地去发现这种需要，勇敢地面对这种需要，努力去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是理论要敢于接触实际，敢于碰错误的东西，敢于回答新问题，敢于提出新见解，而不是泛泛而论，不是老生常谈，更不是绕开问题走。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是体现了这些品格的，我们的理论工作是体现了这种精神的。这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能够迅速打开局面的一个重要条件。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形成的理论工作的这种品格和精神，应当成为一种优良传统，在的实践中保持和发扬。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证实了理论工作的价值。理论工作确是大有可为的。问题在于，要有正确的方针和方法，要有上面讲的那种品格。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同1919年五四运动和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相比较，至少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讨论的广泛性。人们把这次讨论称之为“大讨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普及教育”，首先是指这个讨论的广度，指它的广泛性。

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主要是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之中，逐步波及一些大中城市的社会其他各界。1942年的延安整风，作为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在党内，开始是党的高层，后来逐渐扩展到中层，在党的基层则没有展开(当然其影响及于全党)。那时，我们党的组织也还比较小。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以上两次。这次讨论从北京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包括边远地区，从党的高层、中层发展到广大的基层，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从知识分子推广到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到社会各界。从广泛性看，从讨论的热烈程度看，是真正的大讨论。

二是是非的鲜明性。实践标准的对立面就是“两是凡是”，邓小平同志从一开始就将这个讨论称之为争论。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吴冷西同志的电话，汪东兴同志的几次讲话，还有其他一些人的讲话，直到中央工作会议上那位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都是明确地反对实践标准，都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些都是争论的具体表现。但是，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公开发表的几百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中。那些对真标准问题讨论持反对态度的报刊，也没有发表一篇文章来阐述他们的观点，来表明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从表面上看，可以说，这次大讨论是绝对的“一边倒”。有人说这是无对手的争论。这确实是这次大讨论的又一个明显的特点。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同这次讨论的特殊背景和特殊性质直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