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当时宣传三面红旗的宣传画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人民公社化运动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的泛滥开来。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河南省遂平等县和信阳专区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热潮，有的地方办起了人民公社。同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肯定人民公社是发展方向。9日，毛泽东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很快传遍全国。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适合办大农业，是加快农业生产发展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规定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方法和步骤。随后，便在全国农村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有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个农村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有1.2亿多，占总农户的99％以上。平均每社为4637户，达1万人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从此，我国农村生产关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以“一大二公”为目标的“穷过渡”、以“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这些“左”的政策和作法，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显著降低。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在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性质，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社分开，人民公社仅作为经济组织存在，这些“左”倾的政策才基本得到克服。（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