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

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时人称之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所谓“五马进京”，是指地方五位中共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调到党中央工作；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最高权最重，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管理范围很宽，8个工业部门都由计委负责，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委员有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高岗权力之大，远非以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能比。

但是，高岗却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名不副实，因为他觉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事无巨细都要管。高岗满肚子的怨愤。1953年1月，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北京，经高岗提名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对饶漱石说：“现在党内，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他还搬弄：我们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对刘少奇在党内形成的地位，高岗就是不服。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新税制颁布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致使一些私商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导致市场发生混乱。税制改革引发的混乱，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次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随后，毛泽东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建议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党中央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门都交给高岗主管。高岗以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将要重新择人。中央政治局中人细细数来，无论资历，还是才干，总理一职，舍我其谁也？他认为，自己欲攫取更大权力的阻力和障碍首先来自刘少奇，现在搬掉这个障碍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他想，这个新税制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搞的，薄一波能担得起这副担子吗？他后面还有人，那就是刘少奇。众所周知，薄一波是华北局出身，很受刘少奇赏识。

1953年6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饶漱石唯高岗马首是瞻，一唱一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经他们一搅和，一些人对新税制的问题纠缠不休，非得要薄一波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方肯罢休。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只得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薄一波可以不检讨了，你的会议结论难做，可以“搬兵”嘛！把陈云、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从北戴河赶了回来，邓小平从外地赶了回来，他们都在财经会议上讲了话，表示反对过分打击薄一波。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这样，全国财经会议才走上预期的方向。同年9月、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工作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攻击一直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大搞“批安射刘”。高岗为了搞垮刘少奇、周恩来，散布所谓“军党论”，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党中央和政务院。为此，他游说西北局的彭德怀和中南局的林彪，以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此时，林彪正在杭州养病，高岗见到林彪，一口一个“林总”，口口声声说：毛泽东支持他来主持政治局，让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谈话中，他向林彪讨好说：“我坚持向主席建议，林总当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因为，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林彪以自己的身体有病为由，提出不要再提这个建议了。至于党内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林彪一摆手：“你身体好，那就你干吧。”

紧接着，高岗来找陈云，他对陈云说：“要设党的副主席，怎么也得有你一个，我一个。”陈云笑了笑反问：“我那一个可不敢当。不过，你是想革命还是想做官？”最后，他找到邓小平，又以高官厚禄相利诱，欲取得他的支持。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邓小平和陈云的行动，成了整个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斗争的转折点。毛泽东在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立刻高度警惕，同时开始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问题后的一天，毛泽东对罗瑞卿说：“你知道有些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我告诉你，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也扔到一边去了。高岗不只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因休假没有出席会议，这是历次党中央全会中毛泽东唯一的一次在党的重大政治斗争中不出席的会议。2月10日，四中全会就要结束了。陈云的讲话对高岗震动极大，他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显而易见，陈云在警告高岗不要走上张国焘的覆辙。接着，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明确表示高岗的检查“还不完全，还不深刻”。尽管周恩来在讲话中是不指名地批评“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野心家”、“独立王国”等，可是，高岗总有一种对号入座的感觉。最终，他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泽东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

2月17日，就在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上演自杀闹剧，骗取值班警卫矫洪良的手枪，自杀未遂。

2.自杀身亡的党内野心家

高岗自杀未遂，中央很快采取措施，成立专门管教组，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担任组长，负责对高岗实行管教。高岗失去了自由，整日整夜地胡思乱想，难以入眠。他向管教人员要来两颗安眠药——速可眠胶囊，服后便安然入睡。醒后，他想，这是一种结束生命的最无痛苦的方式。于是，他开始暗中私藏安眠药。

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承认自己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有“批薄讨刘”的企图，毛泽东明确表示，高岗检讨完之后，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1954年8月17日凌晨两点半，李力群已经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他坐起来，摸出一大把私藏的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他下床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早上8点多钟，李力群发现高岗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赵家梁冲进高岗卧室，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他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高岗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10点17分，抢救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