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揭开“黄花塘事件”真相

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这次事件由于毛泽东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当年，毛泽东调陈毅离开新四军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以调解陈饶之间矛盾。毛泽东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1949年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关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六封经济电报，赢得了毛泽东的赞扬。而毛泽东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

2.陈毅与《新四军军歌》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在一次会议上，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提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军歌。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和大家均表示同意，并委托陈毅写词。陈毅欣然答应，并于3月30日写出歌词初稿《十年》：

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这里有革命的反帝的歌声烂漫/飘扬海外/散播农村/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的万里长征/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招引那民族再团结/雄鸡破晓/伟大的抗日之声。

风雪饥寒/穷山野营/磨炼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三年隔绝/四围孤立/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气/长年累月的埋伏和周旋/把游击战争与秘密工作结合在一起/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民/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儿子/我们铁的纪律就来源于此/啊！这光荣的传统准备了十年/今朝抗日/敌寇胆寒！

我们在大江南北/向敌后进军/南京城外遍布抗战的旗旌/我们有共生死的政治团结/鼓舞着敌后人民的胜利信心/在日寇封锁线上穿插/在日寇坚城下纠缠/我们惯长于夜间作战/用白刃同日寇肉搏/向敌人巢穴里投进烈火/集小胜为大胜/由相持到反攻/看我们风驰电掣/横扫千军/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高举新中国的旗帜前进！

陈毅写的歌词初稿共3段，概括了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农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色健儿被编为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光荣传统，以及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和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内容全面，基础很好。

项英接到歌词初稿后，很快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政治部宣教部长朱镜我、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等讨论研究修改。项英当时请上述几位同志参与改词是很合适的：袁国平、周子昆对北伐第四军、红军第四军的历史都很熟悉；袁国平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造诣；而李一氓、朱镜我、黄诚都有很高的学历。他们根据歌词要简洁、好记好唱等特点，对歌词初稿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形成了今天广为传唱的《新四军军歌》。

集体改词后同原词相比，有两个很大的不同：一是内容更为精炼。由原词三段变为两段，由原408字浓缩为263字（含标点符号）；二是突出了向敌后进军的思想。增加了“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从而使向敌后进军的思想更加具体化。

为了集思广益，他们还将原词《十年》和集体改的词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刊出，以听取各方意见。稍后，陈毅从苏南来到云岭，对集体改词也表示同意。这样，歌词就最后定了下来。

对原词和集体改词的情况，陈毅夫人张茜1973年在主持整理出版《陈毅诗词选集》时，将《新四军军歌》歌词附在《十年》后面，并注明：“这是陈毅同志为新四军军歌所拟的初稿。军歌后经集体改词，与初稿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发表，现附改于后。”这段说明，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提及项英他们的名字，但提到集体改词这个重要史实，当时能做到这样也是不容易的。由于历史原因，集体改词这个重要史实未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新四军军歌歌词确定下来后，交给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作曲家何士德谱曲。何士德意识到这是党组织、军首长对他的信任和重托，抓紧时间，很快谱出第一稿。袁国平和朱镜我听了试唱后，认为第一稿曲调流畅，好听易上口，可是战斗的劲头不足。他们要求：歌词第一段“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最后一句“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均应重复两遍。袁国平还向何士德指出：“现在这个曲子劲头还不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无前的进军气魄。”这对何士德修改军歌的曲子很有启发。何士德根据袁国平和朱镜我的要求，很快谱出第二稿。1939年7月1日上午，在文化队驻地新村试唱时，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等均到场，听后一致认为符合要求，当即定了下来。

就这样，由陈毅原词、集体改词、何士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只用3个多月时间就正式诞生，并在新四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的大会上，由教导总队文化队和战地服务团正式演唱，出席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新四军指战员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表示拥护和赞成。

3.陈毅送给上海市民的“见面礼”

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南下到达徐州贾汪的时候，陈毅司令员就找时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的曹漫之谈话，交代他一项重要任务，起草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陈老总说：自古以来，军队进入城内，住进民房，干好事的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那里老百姓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我军很不了解，我们进城以后一定要严守纪律，给他们一个好的“见面礼”。因为老百姓接触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军队的纪律，所以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入城纪律搞不好，以后影响很难挽回。你要好好把这份文件起草好，提请总前委领导讨论。

曹漫之接受任务后刚要出门，陈老总又把他喊回来，特别交代说：“你去找些历史书查一查，看上面有没有军队进城‘不入民宅’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于是，曹漫之一方面抓紧时间与“秀才”们着手起草《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文件，另一方面，每到一处就去地方图书馆查看“二十四史”等古书。谁知查来查去没有“不入民宅”这句话，他只好又去请示陈老总。陈老总笑着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书上没有的，我们就不能写吗？反正军队进城后，在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一定要写上，否则那么多人一下子涌进老百姓家里肯定要出问题的，弄不好会天下大乱。”毛主席电报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个大字这份“入城公约守则”写好后，陈老总让军队及接管干部都参加讨论。接管干部这一边大多赞成这个文件，可一放到军队讨论，顿时炸开了锅。有的同志不理解：“从红军时代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住进民房要‘上门板、捆稻草’这一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都是住到老百姓家的，为什么进入大城市就不能住民房呢？”有的同志质问：“不住民房睡在马路的水泥地上，早晚天气凉，要是战士受寒生病了，怎么打仗呀！战士睡马路，师、军指挥所也放在马路上吗？”还有的同志担心：“下大雨怎么办？难道要我们的战士躺在水里睡觉吗？还有伤病员，在马路上怎么医治呀？！”总之是不赞成之声居多，不仅有战士、基层干部，还有营团一级干部，都对进城睡马路表示想不通。这些意见使曹漫之很为难，他只得向陈老总如实汇报。陈老总听后很生气，口气坚决地说：“这些困难都是可以想方设法克服的，但军队不入民宅睡马路这一条要坚决执行。就这么定了，天王老子也不能改！”于是在上报总前委得到邓小平、刘伯承同意后，上报党中央。很快就收到了毛主席的电报批示，主要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个大字。就这样，1949年4月1日，第三野战军颁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其中十项守则第二条，白纸黑字写着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看到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荣毅仁下定决心让工厂赶快复工。不仅三野颁布了命令，中共中央于1949年5月16日又发布了《中央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其中第七条明文规定：“军队在城市特别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用民房，以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

4.首辟“围棋外交”

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50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5.西哈努克亲王的回忆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陈毅生前挚友。我见到他是在北京他的私人官邸。在鸟语花香、石砌玉雕的花园内，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向我们透露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西哈努克回忆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柬民族的尊重与友好，令他终生难忘。后来，当他闻讯陈老总不幸逝世的噩耗时，提出前往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但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竟被当时“四人帮”一伙所拒绝，他悲恸欲绝。所幸的是，后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才被通知允许前往。追悼会过程中，他始终搀扶着病弱的毛泽东，并听到了这位伟人对陈毅一生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

6.陈毅给湛江的美誉----“中国日内瓦”

“冬犹暖，秋如夏，凉风动，炎氛化。计经年二万，火山爆炸，留得湖光呈碧绿，闻名我亦来言驾。再十年人物与江山，难描画。”这是当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视察湛江时写下的诗词《满江红·雷州半岛》的下半阕。

1963年2月，陈毅风尘仆仆到湛江视察。他抵达机场后，乘车前往海滨招待所，对沿途目不暇接的景物赞不绝口，甫卸行装便兴致勃勃游览湛江市容。湛江宜人的气候，迷人的景色，成效卓著的绿化，令有“将军诗人”雅称的陈毅心花怒放，不时吟诗放歌，也令他联想起大半年前出国开会到过的日内瓦。

1962年7月16日，陈毅以外交部长身份率领我国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参加会议，在日内瓦逗留了一个星期。日内瓦是瑞士著名的旅游城市，湖光山色，引人入胜，有“世界花园”之称，很多国际性会议都在此召开，日内瓦的秀丽风景给陈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眼前的湛江，独特的北热带风光，有很多地方可以和日内瓦媲美。他多次赞誉湛江是“中国的日内瓦”，还在海滨公园和鹤地水库种树，为“中国日内瓦”增绿添彩。

“中国日内瓦”的称号很快传遍祖国大地，连错划成右派，远在新疆劳改的诗坛泰斗艾青也有所闻。1979年2月他平反后的第20天，就到湛江采风。在湛江的所见所闻令他万分喜悦，他高兴地说：“我的确看见了‘中国的日内瓦’的壮丽风光。”并在日后的散文《湛江，夹竹桃》中反映出来。湛江“中国日内瓦”这一美称在“文革”中沉默了十年，经艾青推介，再次向世人展示。

7.陈毅盛赞湛江港《湛江新港》飞越世界

湛江港建于极其困难的建国初期，财力、物力、技术力量都非常缺乏，但湛江人民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在荒滩野岭上建起现代化的海港，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谱写了中国港口建设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根据这段历史摄制成彩色纪录片《湛江新港》，记下这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卷。1957年12月，制片厂为答谢湛江人民的支持，将拷贝送到湛江首映，一连好几个晚上，在霞山体育场和海滨公园免费放映。湛江第一次上银幕，湛江人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城市的成就，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前往观看，有不少人看了好几遍，为家乡拥有现代化的港口自豪。不久，《湛江新港》在全国发行，一座崭新的港口城市进入国人视野，湛江名声大噪。

1956年，湛江在全国传媒频频亮相。6月1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报道，新中国设计施工的第一个现代化深水商港湛江港投入使用；接着《人民日报》以大篇幅，两天连载通讯《旧闻新事话湛江》；《光明日报》在醒目位置刊登随笔《在建设湛江港中》；《南方日报》在头版发表特写《从塘沽到湛江》；《中国新闻》向海外转发谭真总工程师写的体会《我国人民建设起来的南方大港——湛江港》……几乎全国所有的报刊都配照片报道湛江建港的消息。湛江受到空前的推介和宣传，湛江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乘全国宣传的东风，湛江人民也用特有的文艺形式介绍自己的港口，表达自己的心声。在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之际，湛江创作演出大型交响诗《湛江港大合唱》轰动全省。当时，市委宣传部门从阳江至东兴管辖的18个县市里，抽借130多名音乐尖子组成管弦合唱团，其中30多名乐手要自带指定的乐器。他们边创作、边排练、边修改，一丝不苟、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突击半个月，六个篇章的史诗终于成功演绎，在广州举行的全省大赛中获得优秀奖。当年负责创作和导演的原湛江市文化局副局长纪夫戎回首这段往事，仍感慨万千。

1958年2月，陈毅卸任当了9年的上海市市长职务，出任外交部部长。在一次在招待各国使节的酒会上，陈毅看到《湛江新港》一片，对湛江港为社会主义祖国的贡献大加赞扬，多次强调外事人员要积极宣传祖国建设成就，扩大中国在国际的影响。于是，《湛江新港》作为展示祖国新貌的纪录片，飞越世界在我国驻外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放映。湛江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新兴城市的典范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众多的驻华外交官和代表团纷纷到湛参观，当中有怀疑者，也有为新中国巨大成就而高兴的朋友。建设湛江港的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既能打江山，也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湛江港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也为日后在改革开放中，首批被列入沿海14个开放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8.陈毅的三次婚姻

陈毅有过三次婚姻，对三位恋人或妻子，他都爱之深挚。

肖菊英是陈毅的第一位恋人或妻子。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肖菊英为掩护群众不幸落井牺牲。1931年1月，为悼念亡友（妻）肖菊英，陈毅写了下面这首诗：余友肖菊英不幸失足井死，草草送葬，夜来为诗，语无伦次，哀哉。泉台幽幽汝何之，检点遗物几首诗。谁说而今人安在，依稀门角见玉姿。检点遗物几首诗，几回读罢几回痴。人间总比天堂好，记否诺言连理枝。依稀门角见玉姿，定睛知误强自支。正当送葬归来夜，幽幽泉台汝何之？昔日汝言生者好，我今体味死去高！艰难困苦几人负，失侣中年泪更滔！

赖月明是陈毅的第二位恋人或妻子。她在家乡开展革命工作时，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牺牲。1937年10月，陈毅得悉妻子牺牲的消息，遂写下一首悲愤凄凉、感情深沉的七绝诗：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对故人情。

张茜是陈毅的第三任妻子。1938年春，张茜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是演剧队和歌咏组的成员。相貌端庄约张茜以演技的高超和对革命的热忱赢得了陈毅的好感。为了使两人的感情能顺利地发展下去，陈毅苦心经营了一首《赞春兰》的诗(那时张茜名字叫春兰)：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

1940年春天，陈毅与张茜结合。由于残酷的斗争环境，俩人时常分离。陈毅思念张茜的绝句：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地动天寒西北行，山川遥共客心深。最是荒村风雪夜，思君吟咏到天明。

在十年内乱中，陈毅无论是挨批，还是遭贬，都得到张茜精神上的慰藉；无论是流放，还是身患绝症，都得到张茜的陪伴和照料。

9.陈毅与新中国外交成就

1958年后，陈毅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思想，参与制订新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方针，协助周恩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

早在1952年10月，陈毅就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会晤斯大林。1954年10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顺访波兰。1955年4月，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

1958年2月，陈毅首次以副总理兼外长身份随周恩来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事宜作了妥善安排。1960年，陪同周恩来或单独率团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国，签订了中国同尼泊尔的友好条约和经济协定、中国同柬埔寨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同蒙古的友好互助条约以及中国同阿富汗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1年5月至1962年5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促使会议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1963年底至1964年初，应邀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并陪同周恩来访问非欧亚14国，实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第一次访问。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为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奔波于雅加达、开罗、阿尔及尔之间。当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使会议搁浅后，参与磋商，强调亚非团结，反对分裂，促使达成会议延期的协议。此外，他还多次出访亚非国家，仅对缅甸一国，即达10次之多。其中1963年春和1966年春，先后陪同刘少奇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1965年9月在北京发表著名的记者招待会讲话，阐述中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看法，表明中国外交的严正立场，在国内外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同林彪、江青集团破坏外交工作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年，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据此，向周恩来提出利用国际有利形势开展工作的具体设想，成为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战略决策的前奏。周恩来对陈毅的外交才干和风格曾作如下评价：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