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邓小平同志在全会上讲话）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１６９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１２人，另有９人因工作需要列席了会议。
全会讨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还讨论了经济建设问题。全会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公报
历史背景
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开始出现了转机。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种要求和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中国面临一个重大历史关头。
当“两个凡是”错误一出现，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就同其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最早起来反对“两个凡是”错误的是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两个凡是”不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1日，该文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新华社于当天全文转发全国。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赞成文章的观点，并要求按“实践标准”去处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也有一些人不赞成或不接受文章的观点。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积极地支持了这场讨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了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进一步系统地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从理论上回答了对这一原则的责难和挑战，从而把这场讨论引向深入。
从1978年下半年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地发展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纷纷写文章，召开讨论会。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开始用实践的结果去检查过去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工作，去辨别“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是与非，进而要求用正确的思想路线去处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去认真地拨乱反正。与此同时，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肯定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由此，坚持实践标准的政治力量成为主导力量。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加快了历史转折实现的进程。人们开始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拨乱反正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工作部门开始以事实为根据，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经济领域开始从实际出发，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恢复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特别是在农村工作中，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地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和探索。党内不少同志开始思索经济技术落后与管理体制僵化的问题。国务院于1978年7至9月间召开务虚会，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引进先进技术等新设想。
1978年11月10号到12月15号，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提出了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对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同时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这篇讲话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同时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事件评析
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和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和正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并将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我们党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正本清源，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旗帜鲜明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现代化事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大力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农村改革率先展开。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标志着我们党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等各方面体制的全面改革和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六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同时，党中央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党紧紧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风波发生后，党带领全国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经受住严峻考验，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稳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