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对《人民日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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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抓社论

1949年秋，受中央委托，邓拓同志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给了邓拓同志以莫大的鼓舞和热情，他把全部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了办报上。在这方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邓拓同志的不懈努力下，《人民日报》的社论有了极大的改进。

对于报纸言论，尤其是社论，具有多年办报经验的邓拓同志一向十分重视，他曾鲜明地指出：“社论是表明报纸观点的旗帜，报纸必须有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1949年，《人民日报》发表的言论平均每月不到8篇，已经不能适应党中央机关报在新生活、新变化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和要求。针对这一状况，邓拓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社论和短评作为报社工作的重点来抓，他一方面亲自动手撰写大量的社论，另一方面提倡和鼓励编辑部的同志都来写言论，并精心加以修改。

由于邓拓同志的亲历亲为和大力推动，《人民日报》的言论工作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改进：1951年发表的社论和评论增长到200多篇，1952年发表的社论为208篇，其中包括邓拓同志自己写的19篇，到了1954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本报评论和社论。

1952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中共中央办公厅给邓拓同志打来电话，要《人民日报》第二天见报一篇关于朝鲜战争问题的社论，以配合国内国际形势。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时间已晚，邓拓同志虽然抱病在身，但仍亲自动笔，三个小时后社论便送进了中南海。毛主席看后用铅笔在原稿上批示：“照发，很好。”

这篇名为《朝鲜战争的一年》的社论，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继承鲁迅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许美国干涉》、《中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等社论，及时、准确、有力地宣传解释了当时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表明了我们党和政府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对于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人民日报社的有关工作人员统计，邓拓同志在主持人民日报社工作的8年中，亲自撰写或修改的社论和评论，经过毛主席审阅的有46篇，经过周总理审阅的有153篇，其中很多都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赞赏。

推动新闻理论发展

邓拓同志在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同时，还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在每天忙于报纸业务、行政事务、社会活动等诸多事务之余，仍挤出时间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先后发表了《怎样改进报纸工作》、《关于报纸的社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闻工作》等文章。在这些理论文章和有关业务会议的讲话中，他提出了自己对新闻理论的思考和认识。

第一，无产阶级报纸的性质和任务。邓拓同志指出：“报纸是党用来教育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新生活的最有力的武器”，“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和社会舆论的指导者”。他还多次强调党报要不断地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地改进工作和制定新的计划，以符合党和群众的要求。他认为，党报宣传任务是由党报性质决定的，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不断改进和修订宣传报道计划。

第二，思想性、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他提出，思想性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反映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与斗争中的重要情况与问题。思想性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我们的报道主要是靠事实说服人，即使写社论，也必须针对一定的事实来立论，不能空论、泛论。他说，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两者是统一的。党委要通过各种渠道，包括通过报纸来了解实际和群众，才能很好的领导和教育群众。

第三，新闻必须讲实话。针对当时的报纸和新闻存在的空洞、乏味、冗长的不良现象，邓拓同志提出必须选择人民群众有共同兴趣的新鲜事实来加以报道，必须采写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人的活动，同时通过对稿件的认真检查来保证事实的准确无误。报纸通过讲实话，来充分报道我国过渡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丰富多彩的内容。

第四，注重批评和自我批评。1950年，中央重申了报纸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对于中央的这一指示，邓拓同志坚决予以贯彻。他结合党的实际工作，对党报坚持批评的原则、开展批评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在报纸上进行批评时，应对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对坏人坏事，要斗争，给以严重的打击，对我们工作中的一般缺点和错误，也应该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掌握新闻工作和客观规律。他说，无产阶级的新闻学，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处理新闻报刊工作的一门科学，它的对象就是研究广大读者所关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现象和它的前因后果。客观现象是非常复杂而迅速变化的，新闻报刊不但要正确地反映它们，而且要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因此，新闻工作者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要哲学，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来掌握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

严己宽人　高风亮节

邓拓同志虽然位居人民日报总编辑，但他从不以领导人自居，而是时时处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显示了他的高风亮节。

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期间，邓拓同志住在报社宿舍只有三间狭窄房子，而且几乎见不到阳光，报社几次请他搬家，他总是让其他同志先住新房。战争年代的老领导聂荣臻元帅知道邓拓同志一家六七口人住得这么拥挤后，关切地问他：“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呀？”邓拓同志回答说：“这里安静，离报社也不远，我做夜班，工作起来方便”。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邓拓同志一住就是8年。

1957年末，邓拓同志前往新建成的宝成铁路采访并参加通车典礼。采访报道结束后，他在成都访问了著名的佛教寺院昭觉寺。寺里的方丈是位很有学问的高僧，邓拓同志和他谈论佛经以及古代名人字画，谈得很投缘。方丈命徒弟泡上好茶，摆上花生、松子、红枣等干果，招待客人。临告别时，邓拓同志让随行人员拿出10元钱，付给寺院。陪同前往的成都市文化局的同志上前阻止说，按照规定，这类费用照例由他们单位来付。邓拓同志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由他个人付了钱。

这次在四川采访的时候，当地一些朋友仰慕他的书法，请他写几幅条幅以作留念。邓拓同志爽快地答应了，但他拒绝用公家的纸和笔，他说：“我个人送给同志们的字，不能用公家的纸。”第二天他路过一家文具店的时候，自己买了宣纸和笔墨，回去后给当地的朋友们写了一幅又一幅的字。这些字当中也包括他给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所作的一首诗：身居天府写文章，翰墨清新立意强。记者生涯当自励，一言一动慎思量。这首诗可以说是对邓拓同志高风亮节的最好注释，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1958年8月，邓拓同志离开人民日报社，到北京市委工作。在第二年2月人民日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满怀深情地讲了话，并念了题为《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一首律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又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在这首诗中，邓拓同志流露出了对人民日报的深厚情感。虽然他离开人民日报、离开我们大家已经多年了，但他的精神、他的文章、他的高尚品德永远留在了人民日报的报史中，永远留在了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的心里。

邓拓故居

邓拓故居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道山路第一山4号，又称“第一山房”。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状元黄朴即生长在此。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少詹事叶观国购为别墅。清嘉庆元年(1796年)归邑人林材(号楚麓)所有。现有房屋为坐北朝南，宽11米、深9米的三间排双层木构建筑，楼下中为厅堂，左右厢房，邓拓便出生左厢房。房屋以山为屏，三面围墙，庭院内条石铺地，摆设石桌，门头房旁为花圃，依山砌有花台，栽种花木。楼斜侧岩石上有林材镌刻的隶书“第一山房”四个古字。1991年市人民政府挂牌保护，后又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邓拓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