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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德——侧记 | ||||||||||||
1、自认为不适合当第一把手
1927年至1931年,周恩来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是党的白区工作的政策制定者、秘密保卫工作的创建者。顾顺章叛变事件后,周恩来转移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斯大林曾希望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周恩来却自认为不适合当第一把手。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自己此后几十年间一直自愿担任辅佐。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主持统战工作,并兼管秘密战线的斗争。1946年回延安后,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伴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并协助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如今档案馆中留存的当时军委的指示电,基本都是毛、周二人的笔迹。 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征途中,周恩来甘当副手,不仅是出于谦逊,同时也是气质使然。他与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和治国中的合作,是和而不同、差异互补的协力。毛泽东擅长宏观把握战略全局并经常有(图一)出奇之想,周恩来则善于将其在各个微观细节具体落实。熟悉二人性格的斯诺评价说:“周喜欢抓每个计划的具体执行,问题越复杂越好,而毛对此感到厌烦。”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则有这样的总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看一下从创建共产党、夺取政权到“文革”的漫长历程,人们也会感到,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与实干家周恩来的结合,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幸,也是中国人民的大幸。 2、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许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周恩来是全国睡眠最少的人。投身革命后他长期日理万机,在重大历史关头经常多少天日夜不眠。1931年4月,负责保卫的特科领导顾顺章叛变,为了安排上海的中央几十处机关和几百人迅速转移到新秘密住址,周恩来连续几个日夜奔忙,眼睛熬得通红。过去他从不抽烟,这次也破例向身边的陈养山要了一支,只抽了几口就呛得直咳嗽。 四十年代在延安,周恩来就因坚韧耐劳被党内同志称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他自己却说:“不,我只是一只小毛驴。”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因工作忙碌被人比做古时的周公。(图二)史称周公“一餐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意思是吃一顿饭和洗一次澡时都要中断几次接待来访者。毛泽东在1949年月12月致信柳亚子时讲到周总理,也引此典故说:“周公确有吐哺之劳。”到了“文革”期间,周恩来一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留法时结识的革命“老大哥”胡志明于1968年到北京时,向周恩来提出的一个要求便是,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总理的回答却是:“我做不到。” 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 “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面对纷繁的国事和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总是事必躬亲。1974年上半年,他的癌症已开始扩散,但是据办公记录统计,仍有半数以上的日子工作在18小时以上。 3、无法效仿的人格风范 周恩来是彻底的“无产者”,没有留下儿女,也没有留下遗骨,正是这种崇高的人格风范给后人留下了永远无法效仿的榜样。周恩来从青少年起就追求真理,鄙视富贵享乐。他在南开求学时才华出众,该校创办者、社会名流严修想以品貌双全的女儿相许,周恩来却说自己是穷学生,如果攀此高亲,日后人生道路就要受严家支配,因而婉拒。后来他到黄埔军校任要职,国民党一个月发给他几百银元的工资,他除了留几十块钱维持生活,其余全部交党费,自己身无余财。 三十年代初,王明和周恩来同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工作,王明租住疗养院一层楼以防外人进入,老资格的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岳母只租了一个亭子间。1937年周恩来从山西去石家庄同国民党集团军司令卫立煌联络,只坐三等车(相当于硬座),使迎接者在软卧车厢旁久等空劳。卫立煌对中共高级领导如此廉洁由衷敬佩,曾秘密提出加入共产党。 建国后周总理所到之处,干部们都知道他从不收礼,也无人敢送礼。他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平房年久破旧,却以国家仍贫困为由坚持不许装修。一次记者来采访时遇到下雨,看见秘书正拿旧脸盆在漏处接水,真是难以想像开国总理竟住在这样的地方!作为一个时代的伟人,周总理永远让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 4、文革时被江青批斗二十天
细心观察,周恩来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图三)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几乎都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文革”一起,“西花厅”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浓厚的“向阳厅”,原本洋溢着的温暖气息也一下荡然无存。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文革”一起,周恩来夫妇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原来往来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来自己的侄辈,一下子都从周恩来的生活里隐去了。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1973年11月份,当时可能对总理有一些批评的情况,那个时候应该是总理最难过的时候。他的医生,他的卫士只知道他进去开会,只知道他的情绪非常不好,但是并不会知道会议的内容,当然也知道他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当时是因为有些外交上的事情,要找周恩来谈事情,当时细节很多,等于批斗,二十多天。最后江青他们都以为可以真的把他打倒了,说他11次路线斗争,说周恩来崇洋媚外,批斗他。二十多天以后结束这次批评,毛主席就说,这个不是11次路线斗争,总理没有这个问题,你江青才有野心,有野心的不是周,是你江青。最后就等于让这个事情过去了。 5、炉火纯青的外交艺术 周总理是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图四)对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世界从周恩来的身上,认识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他的外交思想是立足于面向世界人民的。在世人的眼中,周恩来是胆识与友善的化身。他机智敏捷,包容万物。他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他能够变荆棘为鲜花,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
解放初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面对这个挑衅性的提问,周总理沉稳地说:“有,在台湾。”还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时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支美国产的派克笔,于是便用讽刺的口吻说:“你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总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战利品,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 6、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他们在寻求理想中相爱,1925年8月结为夫妻。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颖超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 在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始终相亲相爱,互敬互慰。(图五)建国后,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工作繁忙,夫妻相处的时间很少,周恩来深夜回来后总会问:“大姐睡了没有?”如果已经睡了,他会放轻脚步,以免打扰邓颖超休息。 在周恩来病重住院的最后几个月里,年届70的邓颖超每天往返于医院和西花厅,有时一天两次,在病床前陪伴丈夫,为他读报,亲笔代写一些书信。病中的周恩来还无微不至地关怀着这位相伴几十年的妻子。他一再叮嘱邓颖超不要自己来医院。在步入晚年之际,他们相约死后将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