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遵义会议的召开——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右图为遵义会议会议室）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市老城红旗路(原子尹路)80号，老地名叫琵琶桥。会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为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上盖小灰瓦，歇山式屋顶上开一“老虎窗”，有抱厦。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部分。主楼楼屋四周有回廊，楼房的檐下柱间有十个券拱支撑，保留了我国古建筑"彻上明造"的结构风格。楼上有梭门梭窗。檐柱顶饰有垩土堆塑的花卉。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外面加有一道木栅栏。门窗涂饰赭色，镶嵌彩色玻璃，窗外层加有板门。楼内各房间设有壁橱。整个主楼通西阔25.75米，通进深16.95米，通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房屋原是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是遵义城三十年代最宏伟的建筑。

会址大门临街，门两侧原是八间铺面，是柏辉章家的商店。进大门，穿过厅，迎面是一座巨大的砖彻牌坊，上有彩瓷碎片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过牌坊是小天井，天井南侧有小门通往柏家的内四合院，北侧是主楼。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长征初期，博古等领导人在军事上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放弃向湘西进军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到达黔北重镇遵义，并在1月1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会议在柏辉章的私宅二楼会议室里召开，会议室东壁墙上有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橱，西壁是一排玻璃窗，中间放一张赭色长方桌，桌下放一火盆，四周围着一圈木架藤边靠背椅。会议揭发、批评了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决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历史背景

参加遵义会议的部分红军领导人，上排左起：王稼祥、朱德、陈云、周恩来；下排左起：秦邦宪（博古）、张闻天、刘少奇、邓发

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在面临生死存亡历史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在此前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也先后撤出根据地，进行了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1934年11月，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迭次失利，濒临绝境，明显滋长了红军指战员对错误指挥的怀疑和不满情绪。

为了党和红军的生存，早已被排挤出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毛泽东提出，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要讨论失败的原因问题。这一意见，遭到了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拒绝。于是，他转而争取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与他们达成了共识。由湘入黔的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5日进占黎平。17日，中央纵队进驻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继续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李德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托人在会上转达了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阐述他的意见，建议中央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黔北的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和反复讨论，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紧要的历史关头召开的！

事件评析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及党内重大问题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从而对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争论作了明确的结论。决议要求红军指战员必须灵活运用这些原则，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会议鉴于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地认识，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问题没有更多的涉及，从而保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次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我们的事业无往而不胜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