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重大事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 ||||||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 ||||||
事件概述 国民经济的恢复,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及时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是国家的工业化。但随着工业化建设的大规模发展,社会生活中又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在农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不仅限制着农业自身的发展,而且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要,也不能为工业创造广阔的市场,从而限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时起时伏,对国家生活有很大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3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党还制定了各项具体的政策:对农业采取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逐步过渡形式,并提出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着重发展低级、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发展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家的企业采取和平的方法进行“赎买”等。 1956年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群众的个体私有制基本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1956年,我国在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中消灭了富农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城市中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也完全摆脱了资本家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成了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加上原来的国营经济的巨大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居于绝对优势地位。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资本主义经济则由6.9%下降到0.1%,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前三种经济已达92.9%。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消灭了阶级剥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初步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回报。由此可见,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社会主义因素,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表明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消灭私有制的深刻社会变革,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继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次历史巨变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 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到1952年底,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达到或超过建国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工业和交通运输运输方面,成渝铁路和通往大西北的天兰铁路仅用两年就建成通车。党和政府恢复和改造东北等地原有的企业,并兴建了一批新的骨干企业。同时,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和商品贸易,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发展。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41.5%,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4.7%上升到56%。这表明,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有数量上的发展,而且有性质上的变化和质量上的提高。 三年经济恢复达到预定目标,使国家获得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同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特别是土改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工业对粮食、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城市中限制与反限制斗争时起时伏,对国家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这就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从1952年9月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经过近一年的酝酿,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和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它的完整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并在全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体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国真正获得独立和走向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也是中国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为之奋斗的宿愿。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中国人民久已期盼的这个历史机遇终于到来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执行的鼓舞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过程中,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气氛。工人阶级一马当先,不仅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而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1954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7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工人中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随即提高一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像在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工作一样,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分配到工业战线上去,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在工业化建设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怕艰苦,兴高采烈地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农民也以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相应地需要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党的领导下,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显著成绩。在建国初开展知识分子学习、改造运动的基础上,1954年,毛泽东以《红楼梦》研究问题为契机,发起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场批判是必要的,但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思想、学术问题,势必流于简单、片面。随后,1955年开展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变为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加强民主与法制问题提上了重要日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坚持、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相应地进行国家立法活动,使民主与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与此同时,党还十分注重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加强党的团结,在党内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进行的反党分裂的活动,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更有力地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对于农业的改造,中共中央于1951年和1953年先后作出决议,要求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通过互助组、初级社等过渡形式把农民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并为此制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农业互助合作经过初期稳步发展,到1955年春出现大发展局面。由于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1955年夏季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全国在短短几个月内骤然实现初级社化,接着又向高级社化发展。到1956年底,全国人社农户已达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87.8%。原来预计18年实现的农业合作化任务,仅用7年就提前完成了。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经过1953年以前加工订货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954年开始重点发展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随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把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同全行业公私合营结合起来。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浪潮席卷全国。1月10日北京市率先宣布全市实现公私合营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50多个大中城市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分别被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 在此期间,本来稳步前进的手工业改造工作受到影响,原来采取的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改变为手工业全行业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有91.7%的手工业者被纳人各种手工业合作组织。 这些都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事件评析
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中国,要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人民富裕,国家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毛泽东曾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支撑。毛泽东在审阅中宣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亲自加了一段这样的阐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当然,现在看来,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确实有失偏颇,并不利于生产力长期的迅速的发展,但当时仅占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的现代工业处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政治孤立,在这种特殊严峻的情况下,要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就必须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多地增加公有制经济的总量,就必须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一五”计划的实施中,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为此,他提出了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十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并且在国际共运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正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还是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无论是斯大林近乎僵化的“苏联模式”,还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探索,无不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造涤荡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的一切污泥浊水,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走上了合作化道路。然而,由于生产关系变革过快,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毛泽东为解决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开始了初步的探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扩大到全部经济生活,是否还需要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如何发挥这个作用?即使同为国营经济也还有如何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毛泽东不愧为孜孜不倦的勇敢的探索者,就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全面告捷的1956年底,他就尖锐地指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从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全面确立,宣布了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几亿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艰难和深刻的的社会变革,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执行了毛泽东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或正在消亡。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初步奠定。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合生产力水平,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改变了国民经济结构,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