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参加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负责人38人。这是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周恩来、朱德、康生、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

　　　　　　　　　　　　　　　　　　　　　　　　六届六中全会

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此外，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也分别向会议报告了各方面和各地区的工作情况。最后，由王稼祥致闭幕词。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分析。他指出：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15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目前，抗战正处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我国军民要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把正面战场的抵抗和敌后广泛的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大量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促使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尤其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抗战时期党要把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实际上，这是中国革命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研究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斗争，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避免离开中国的特点抽象地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怎样进行抗战和如何正确处理抗日统一战线中统一与独立、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成为对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和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规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制定了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并作出了中共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和人民军队实行从运动战到游击战战略转变的决定，从理论指导上对这一问题作了正确解决。193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再次强调了中共全面抗战的路线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把中共力争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提到突出的地位。抗战初期，正是在洛川会议政治路线指引下，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而且成功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得到了初步发展。

然而，1937年 11月底，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的王明回国后，却完全否定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所谓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干“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 ,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条“新政策”并不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如果中共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原则，看不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是处处迁就资产阶级，那样似乎是为了保持抗日统一战线，实际上只是使无产阶级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让统一战线的命运听凭资产阶级去摆布，最后导致失败。

在1937年12月9日到14日和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多次报告和讲话。这些报告和讲话，抹煞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片面杭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并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王明的这些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遭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使之未能形成会议的决议；但是他的主张却在中共领导层产生了极大影响，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这种情况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身份回国的，而且他作报告或讲话都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自居，因此，这极大影响着与会代表的思想倾向，使他们一时不能明辨是非。

其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原则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最 初并没有为全党所充分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党内开始出现的右的错误倾向虽遭到斗争，但还存在党内一些军事干部对我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存在不同认识等。

在王明的鼓噪下，12月政治局会议对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会议形式上保持了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的局面，并实行了集休领导和分工负责制，但由于王明进入书记处，统一战线这一重要工作从毛泽东那里划归王明负责，从而削弱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会议还决定成立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和王明分别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和书记。这实际上认可了王明在党内的特殊身份。1937年12月下旬王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到达武汉后，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他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发表宣言、文章、并作演讲，公开宣扬他的错误论点。为了制止王明右倾错误造成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在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的建议，但被否决。这样，自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形成了两个指导中心：一个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这里坚持贯彻着洛川会议确定的由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另一个是长江局所在地——武汉，这里推行的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种局面已使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对中共在华中地区的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对全党和人民的抗战事业发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 中共中央亟须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从根本上解决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否则，中国共产党就难以避免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中国人民的抗战就必将走向歧途。

六届六中全会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的，因而它担负着关系全党、全国人民命运的重大历史任务。

（摘自：彭焕才《试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地位》，《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02期34—35页。）

事件评析

在当时还没有条件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确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