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到1956年，郭小川以《致青年公民》为题，发表了一组“楼梯体”政治鼓动诗，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赞誉，但诗人日后自认为那是“以一个宣传教动员的身份”写下的“一行行政治性句子”，“浮光掠影”而且“粗制滥造”。由此，郭小川一发不可收，进入了诗歌创作爆发期。他以战争年代生活为题材，写了《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一个和八个》（1979年才得以发表）等叙事诗，也写出了引起争议的优秀抒情诗《致大海》、《望星空》等，发表了《射出我的第一枪》，《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雪兆丰年》、《朗诵会上的一段奇遇》等配合“反右派斗争”、歌颂“大跃进”的浮躁之作。这期间他出版了《投人火热的斗争》、《致育年公民》、《雪与山谷》、《鹏程万里》、《月下集》等五部诗集，这些诗作在思想艺术上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倾向。此后，在当时政治运动大潮的裹挟下，他的诗作受到接二连三的指责和批评。1960年以后．郭小川的诗作更加贴近现实政治运动，写作了一批政治抒情诗，如《刻在北大荒的土地》、《祝酒歌》、《青松歌》、《大雪歌》、《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秋日谈心》、《乡村大道》、《昆仑行》、《三门块》等，这些诗作切合其时的政治化语境，加上表现形式的创新，受到当时评论界的一致推祟。这期间他还写了叙事诗《将军三部曲》，歌颂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文革”中郭小川受到严重迫害，痛定思痛，他将对政治形势的思考和认识，全部倾泻在他的绝唱《团泊洼的秋天》、《秋歌》中，总结了自己“战士兼诗人”的一生。

    郭小川认为：“诗人首先是战士，要纵观整个新时代，眼光应当敏锐．唤起人们斗争”。他事事处处以战士-诗人的眼光来观察现实，从现实社会重大的政治问题出发．选取题材，提出并回答革命者在不同革命阶段应有的精神状态、人生态度和道德情操，这是他诗歌创作的一贯作风。作于1956年的抒情诗《致大海》，是其战士心灵的一次裸露。诗人以“大海”作为革命的象征，寻绎了他成为一个战士--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显示了思想深处由不和谐走向和谐的搏斗过程，认为只有把个人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历史发展中去，才能获得与历史相通的灿烂的人生：“我要像海燕那样／吸取你身上的乳汁／去哺养那比海更深广的苍穹；／我要像朝露那样／去你的怀抱中沐浴；／而又以自己的血液／把海水染得通红。”这是投身革命的战士的心态，战士的胸怀．战士的人生态度。他的叙事诗《深深的山谷》，通过对战争年代爱情生活的描写，揭示革命者的心灵、情感．“不仅要像雪那样洁白，而且要像雪那样丰富多采。”60年代，他的诗作多视角多层面地表现了人民战胜困难、艰苦创业的战斗情怀。写于1962年的《甘蔗林--青纱帐》，通过“甘蔗林”、“青纱帐”两个象征意象，用革命精神这根红线将现实与战争年代相沟通，告诉人们，艰苦的战争岁月虽然已经过去，但它的革命精神却是不能忘记的：“能再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俄知道你们有勇气唤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70年代，面对“四人帮”的淫威、折磨，他仍牢记战士的职责：“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是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面对刀丛。”(《秋歌》)“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团泊洼的秋天》)
    在比较自觉探索诗艺术的时期，郭小川总是试图在诗中探求人生真谛。50年代后期，郭小川总结了自己前期创作的毛病，提出“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其中，“核心是思想。而这所谓思想，不是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而应当是作者的创见。”以此为起点，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以一个“自觉诗人”的姿态作了四年的艺术探索。他力图深入挖掘人的丰富的感情世界，努力表现出自己对人生的独特的观察、思考和发现。写于1959年的抒情诗《望星空》，虽然在艺术上前半与后半不平衡．但成绩是显然的，诗人以宇宙星空为“参照物”，对自我心灵世界进行了一番严厉的自剖和审视：“说什么：／身宽气盛，／年富力强！／怎比得：／你那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说什么：／情豪志大／心高胆壮!怎比得：你那阔大胸襟，／无限容量！”他不仅看到了个体生命的不完满、不和谐，而且发现现实世界、社会和人生同样存在缺陷，“我爱人间，／我在人间生长，／但比起你来，／人间还远不辉煌。”因此。望星空，／我不禁感到调张。“这是诗人突破了对现实的满足感之后，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既有对大跃进的狂热反思的意味，也是在心灵层次上把握人生的一次尝试。写于50年代后期的叙事诗．也体现出诗人的这种思考和探索精神。长诗《一个和八个》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作品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营教导员王金，被怀疑为敌人派遣的奸细而入狱。在狱里，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严峻考验：一面是同狱的八名真正罪犯的报复性欺凌，另一面是他所忠诚的革命队伍因误解而施予的鄙视。但是，这个共产党员，坚守战士的崇高情操，不仅经受了种种难以忍受的考验，并以他的思想、人格力量影响、感化、改造了这些罪犯，“给黑暗的角落以亮光。“诗作的总体构思和人物刻画告诉读者：摧枯拉朽的革命固然需要战争这个铁的手段，同时也要有爱、同情心和人道的力量，诗作的底蕴是耐人寻味的。被称为“爱情三部曲“的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受》，均以战争年代为背景，通过爱情纠葛、家庭问题的叙写，透视了感情、人生与道德的价值。《深深的山谷》，从女性视角描绘一个曾为她所爱的人，在艰苦斗争中的动摇和幻灭，以此证明，人与人之间即使有很深的感情联系，但由于生活目标的不同，终会导向痛苦的破裂。《白雪的赞歌》则通过战争中一对夫妻失而复聚的故事，指出人生的考验．除了政治之外，还有感情、道德的考验，从而昭示我们，只要有共同的生活目标，那么人与人的相互信赖、关怀，就如一根纽带将他们联得更紧，给予他们力量去战胜物质的贫乏和感情危机，获得人生的富足。可惜，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受到批判和指责；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本身也显露出诗人思想的矛盾，如《望星空》后半部的退缩，《深深的山谷》男主人公对“个人主义'的50行之多的批判，《一个和八个》中对人物心灵世界深层展示的局限，《将军三部曲》在展示生活矛盾和感情冲突时的弱化和回避等，成为郭小川以及那一时代诗歌无可回避的深深遗憾。
    重视诗歌形式的创造和革新，也是郭小川创作的特色。有人赞誉他是“技术革新的能手”①。郭小川说：“在形式上，我们要提倡的是民族化和群众化。读者可以看到，我在努力尝试各种体裁，这就可以证明我不想拘泥于一种，也不想为体裁而体裁。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以及其他各种体，只要能够有助诗的民族化和群众化，又有什么可怕呢?“在郭小川的诗作中，占主体的是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在思想内容上有强烈的政治性，大都表达一个普通的政治主题。因此，郭小川十分重视对这种诗体外在形式的革新。首先，他为不让思想观念、政治激情在诗中呈现出干枯赤裸的形态，一直在努力寻求让激情渗透到感性形象中去的最佳表现手法，比如反复渲染、铺陈手段的使用；其次，为了更好地倾泻政治激情，他又特别注意通过诗的音乐性，即通过押韵和节奏，来创造“雄浑而壮丽的气势”，并围绕诗歌节律进行句法和章法的试验，用心良苦，成效显著．但也存在着以“形式”的雕琢+来挽救“内容”的直露的趋向。另外，郭小川在诗体形式的创新上也是煞费苦心；孜孜不倦的。幼年代，他的诗作一般采用“楼梯体”，这是他学习俄罗斯未来派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注意长句拆行时的节奏，尽可能做到大体整齐和押韵。其后，创作《雪与山谷》，使用的是“半自由体”、“四行体”，节奏比较流畅舒缓。而《祝酒歌》用的是“民歌体”，句子短小，节奏明快，融古代歌谣、新民歌于一体。《将军三部曲》则是类似元明散曲的创新的“自由体”。印年代，为了表现热烈的思想感情，他又重新选用长句作基干，并吸收古代赋体抒情诗的特点，创造了《甘蔗林--青纱帐》这样的“新辞赋体”，这也是他对新诗艺术的主要贡献之一。
   贺敬之(1924~ )，山东枣庄人，1940年参加过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1945年曾经与丁毅等人集体创作过歌剧《白毛女》。1956年用“信天游”的民歌体形式创作了诗歌《回延安》，影响较大。此后创作的《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也成为诗人创作艺术的高峰。这些抒情短诗充分展示了诗人提炼生活的艺术才情，情真意切，构思精巧，音律生动。贺敬之还创作了许多长篇政治抒情诗，如《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等。这些诗歌在艺术形式上有新的探索，借鉴了国外政治抒情诗歌中“楼梯式”形式，并持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和对仗，以及民歌中的某些形式融入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正如茅盾所说“总之，从艺术构思，诗的语言，行、句的对仗和平反等等看来，不能不说《十年颂歌》对'楼梯式'这个新的诗体作了创造性的发展，达成了民族化的初步成就，而同时也标志着诗人的个人风格。”

    《回延安》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诗篇，诗人以赤子之心歌颂了养育一代革命者的延安精神，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跳动着的脉搏--对“母亲“延安的那份永不泯灭的真情。全诗除了真切的情感构成了诗的辐射源外，就是诗人对陕北风土人情的意象组合描写，更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美感，从朴实中流出来的是民族音乐般的美。

    《三门峡--梳妆台》作为一首较为精美的政治抒情诗，表现在作者能够将直白的政治情怀融入到具体的意象描绘之中去，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语言写作特点来驾驭全诗，显现出诗境的深厚功底和语言韵律的规整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气势磅礴的抒写过程中，诗人牢牢抓住了梳妆台那个充满着神话魅力的故事意象，巧妙地穿缀起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政治意图。显然，这样的诗歌比起他后来一些“直抒胸臆“的政治抒情长诗来说，要高妙很多。     贺敬之作为一代政治抒情诗人，自有这一代人的成就；当然，也免不了这一代诗人的局限，这显然受到其所处时代政治气候的影响。

    闻捷(1923-1971)，江苏丹徒人。1937年流亡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到延安，先后当过演员、编辑，I944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记者、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作家协会兰州分会副主席等职务。1971年含冤逝世。诗集主要有《天山牧歌》(1956)、     《祖国，光辉的十月》(1968)、《东风催动黄河浪》(1958)、《河西走廊行》(1959)、《生活的赞歌》(1959)、《复仇的火焰》第一、二部(1959、1962)等。

    《天山牧歌》是闻捷最有代表性的生活抒情诗总辑，其主题正如作者在序诗中所说，是为了“记载下各族人民生活的变迁”，来歌唱刚刚揭开帷幕的新时代。它具有那一年代的颂歌格调．但却有普真切朴实的生活气息。诗人创造了柔和、轻快、明朗的牧歌风格，通过提炼单纯而明朗的艺术形象和生活情节，抒唱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地方风情和精神生活，如《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畔》等，都从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取材，配制出清新优美的诗篇。尤其是其中直接表现青年男女爱情生活助诗，如《赛马》、《舞会结束以后》、《婚期》、《苹果树下》等，紧扣少数民族特有的风土人情来刻画男女问倾慕、追求、等待、表白等爱情生活情趣，别开生面．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些爱情诗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即在构思中把爱情同创造新生活的劳动相结合，主题仍是“生活的赞歌”。
    《复仇的火焰》是闻捷叙事诗的代表作。这部长诗，根据诗人亲身经历的发生在新疆东部的一次叛乱和平定叛乱的事件，“记载下解放初期聚居在巴里坤草原的哈萨克民族从怀疑、反对到拥护共产党的历史过程，记载下帝国主义者和民族反动派的幻想和末路。”作者原定写成三部(《动荡的年代》、《叛乱的草原》、《觉醒的人们》)，第三部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被迫中止创作而无法完成。在作品中，诗人追求气势恢宏、庞大的艺术结构，力图展示真实错综的社会生活和情节线索；通过曲折的情节和戏剧性的场面，力图丰满地刻画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气质；着意绘制西北边陲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使它有助于故事背景的描写、场面气氛的烘托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但是，诗人试图以诗来写“小说“，其结果则造成了作品在整体上诗意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