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散文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为散文创作的第一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通讯报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创作的主要实绩之一。通讯报告的基本主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很多作家奔赴朝鲜战场，实地进行考察和采访，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结集的有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

杨朔的《鸭绿江南北》等等。《朝鲜通讯报告选》(三集)、《志愿军一日》(四集)、《志愿军英雄传》(三集)，则是战地通讯报告的大型选集，其作者不仅有作家、记者，更多的是参加过战斗的指战员和部队政工干部。这些个人结集、选集和报刊上大量发表的通讯，较真实生动地叙写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战斗场面，讴歌无数像黄继光、杨根思式的战斗英维及他们的悲壮业绩。魏巍的朝鲜通讯选材严、开掘深，格调激越奔放，有浓厚的抒情性。这一时期通讯报告基本主题的另一方面，是迅速及时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祖国在前进》、《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 (二集)、《散文特写选》(1953~1956)、《特写选》(1956)等，是这方面主题的选集。其中有不少是知名的篇章。柳青的《王家斌》、秦兆阳的《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描绘农村经过社会主义变革之后的气象和初期合作化运动中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在读者中引起反响。华山的《童话的时代》、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以浪漫的诗意笔触描绘我国人民根治黄河的气随和征服黄河的理想。杨朔的《石油城》、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萧乾的《万里赶羊》、萧殷的《"孟泰仓库"》等作品，勾画出戈壁沙滩、内蒙古草原等祖国各地建设者勇敢跋涉的足迹，表现各条战线上的情景。其中不少通讯报告带有一定的盲目乐现主义色彩。     通讯报告的成果，标志着这一时期散文的初步繁荣。然而，题材不够广泛，体裁显得单一。从题材和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通讯报告几乎都是歌颂性的，揭示社会矛盾和干预生活的作品极为鲜见。1956年曾出现一些"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随后的"反右"扼杀了报告文学揭露时弊的功能。在艺术方面，它们往往以事件淹没人物及其思想，多写人物的英雄壮举而缺少细致的内心揭示，因此存在着概念化的倾向，缺少动人的艺术力量。这一时期散文的其他品种，也有一些收获。抒情性的散文如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杨朔的《香山红叶》、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

秦牧的《社稷坛抒情》等。史传文学如高玉宝的《高玉宝》、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杂文如马铁丁的《思想杂谈》等。但这些体裁的散文显得寂寞和缺少生饥，其影响尚不能与通讯报告相比。
    1957年至1966年，是十七年散文的第二期，是被称为当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趋于活跃的一个时期。以杨朔、秦牧为代表的一批散文作家，以他们的创作实践打破了沉闷空气，积极推动散文走向繁荣。因此出现了1961年的所谓"散文年"和以后两、三年表面上持续发展的局面。
    抒情散文在这个时期显得异常活跃。与第一个时期相比．不仅题材更为广泛，思想较为深刻，艺术较为精湛，而且作品的数量也非常多，出现了风格日臻成熟的作家和艺术趋于圆熟的作品。当时出版了很多散文集，如杨朔的《海市》、《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花城》、《潮汐和船》，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巴金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冰心的《樱花赞》，吴伯箫的《北极星》，曹靖华的《花》，碧野的《情满青山》，郭风的《叶笛集》，柯蓝的《早霞短笛》，何为的《织锦集》，陈残云的《珠江岸边》，魏钢焰的《船夫曲》，袁鹰的《风帆》，方纪的《挥手之间》，峻青的《秋色赋》，菡子的《初晴集》，杨石的《岭南春》，林遐的《撑渡阿婶》，李若冰的《山·湖·草原》，等等。这是在一种貌似平静的、虚假的"繁荣"中的引吭高歌。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在现实的痛苦面前艺术家们应有的社会洞察力的弱化或丢弃。
    第二个时期的报告文学在前几年通讯报告的基础上，已经发展成为散文中一支活跃而独立的劲旅。1957年以后出现了《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巴金）、《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向秀丽》（郁茹）、《万炮震金门》（刘白羽）、《三门峡截流记》（雷加）等一批有露响的作品。《文艺报》因势利导，先后发表了《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革命威力》的署名文章和《进一步发展报告文学创作》的专论，《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报告文学的座谈会，大力予以倡导。同时，作家们因"反右"斗争扩大化而心有余悸，他们顺应时势，思想和精力集中于歌颂性报告文学助创作。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报告文学迅速得到发展，出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作品。如反映先进纺织女工赵梦桃事迹的《红桃是怎么开的》(魏钢焰)、描写农民植棉专家吴吉昌事迹的《忠心耿耿》(田流)、赞颂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陈广生等)、赞美南京路上好八连永葆革命传统的《无产阶级战土的高尚风格》 (郭小川等)，还有《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穆青)和《祁连山下》(徐迟)、《小丫扛大旗》(黄宗英)、《小将们在挑战》(郭小川)、《手》(巴金、茹志鹤等)，等等。这些作品反映着各条战线上的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新风尚，着重表现我国人民战胜天灾人祸的无畏的勇气、坚韧的毅力、高尚的情操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显示出这个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共同特点：时代感、新闻性，以及歌颂性的题材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结合。从中可以看出报告文学直接为政治、政策服务的端倪。应该说，1963、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和《新花红似火》，表明报告文学创作已经走向了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年通讯报告的阶段，增强了它的政治文化色彩。
    新中国成立后杂文一直处于冷寂的境地，因对文艺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和邓拓等一些杂文作家的热心扶持、身体力行，杂文在这个时期一度得到转机而复苏起来。60年代初期，《北京晚报》首先开辟了以"燕山夜话"为题的杂文专栏，邓拓被邀为专栏作家；其后，《前线》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开设"三家村札记"和"长短录"的杂文专栏，分别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和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五人作为专栏的特约撰稿人。全国许多大小报纸，纷纷仿照三家报刊办起杂文专栏，促进了杂文的复苏。尽管创作的时间短、数量少，但短期内出现的条文与歌颂性的抒情散文、报告文学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针砭时弊、尖锐泼辣，坚持真理、旗帜鲜明，能够有的放矢地触及社会中的一些问题与矛盾，为思想界收进了一股新鲜的、民主的空气。邓拓的五集《燕山夜话》是这个时期杂文难能可贵的收获。《燕山夜话》犀利明快、机智幽默，熔思想性、知识性、文学性于一炉。正如老舍所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十七年的散文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因受"左"的思想和路线的影响，有不少值得总结的教训。
    首先，"左"的文艺理论和 "左"的僵化观念，诸如要求文艺必须直接配合政治运动与宣传任务("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等等，持续地、长期地强化着作家的"左"的思想意识，限制了散文创作的题材和体裁多样化，大大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创造性的进一步发挥，使表现十分自由的散文变得很不自由，形成了一统的歌颂性的思想表现模式， "干预生活"的题材被视为"禁区"，未能很好地发挥散文应有的文化批判功能。尤其是"反右"以后，散文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只能歌颂生活的真善美，不能抨击生活的假恶丑，更不能触及时弊与揭露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尖锐深刻的矛盾。于是散文表现的只是赞唱工农兵的伟绩和新社会的光明，思想空间和生活空间越来越偏颇、狭小，实际上不是切近现实生活，而是越来越远离生活。这就从根本上悖离了五四以后散文真切表现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反现实主义倾向。
    其次，基于一统的思想表现模式，一般散文作家习惯于豪言壮语式的歌颂赞唱，说假话、大话、空话，八股气、政治说教气十足，使檄文背离了抒写真情实感的美学原则。因而他们不可能在散文中真实生动地表现"自我"的精神个性。同时一次按一次的政治运动，使作家精神萎缩，正如老作家巴金所说的那样："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得很深"。散文作家既然不能说真话、抒真情，不能自由地抒写他们的精神个性，因而也就不能创造成熟的个人艺术风格，更不可能出现各呈异彩的散文流派。五四以后现代散文充分表露个人气质灵性的传统，即郁达夫所总结的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在十七年的散文中，已惭渐地被消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