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题材方面，本时期小说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是四部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以西北战场为背景．通过描写沙家店等著名战役，真实再现了我军击溃数十万敌军的围剿，从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的态势。《红日》以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为中心，反映了华东战场我军由弱到强，反守为攻的战局转折。《林海昌原》和《红岩》，没有如上述两部作品那样展开正规部队大兵团作战的画面，前者描写一支智勇精悍的小分队剿灭东北土匪的斗争，后者描写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地下工作者，为保卫山城重庆迎接黎明而进行的一场严酷复杂的狱中斗争。同样取材于解放战争，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则是本时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前者正面展开潍河岸边小陈一家与敌鏖战的悲壮故事，后者侧面铺展一床洒满"百合花"被子的故事，共同揭示了正义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的主题。

    本时期许多作家以抗日战争和20年代、30年代的革命斗争作为长篇小说的题材，使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得到充分的反映。孙犁的《风云初记》用抒情笔调，再现了滹沱河畔的抗日风云。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冯德英的《苦莱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分别反映鲁南、冀中、胶东、保定等地区复杂的敌后斗争，情节曲历，寓有传奇色彩。高云览的《小城春秋》，记录了30年代厦门大劫狱事件，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角。杨沫的《青春之歌》．通过叙写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展示了30年代前期北平抗日救亡运动的面貌．概括了一代知识分子寓个体于集体，寓人生于革命的生活道路。欧阳山的《三家巷》，透视一条胡同三个家庭的矛盾纠葛，重现了幼年代包括省港罢工、广州起义在内的南国风云。梁斌的《红旗谱》，气度恢宏，笔墨酣畅，富有层次地反映了从本世纪初叶开始的中国三代农民．由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的历史途程和必然命运．概括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塑造了我国新文学史上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英雄的形象，享有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之誉。在短篇小说方画，孙犁的《山地回忆》，感喟解放初期人际关系的变化，拾掇戎马生涯军民之情的片断，凭藉生活的本色叩击读者心扉。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则是革命斗争生活的速写，热情刻画了长征时期英勇悲壮的共产党员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民主革命题材的延伸，建国之初，杨朔的长篇《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长篇《上甘岭》，以及路翎的短篇《洼地上的"战役"》，及时地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时期，近代历史题材方面，出现了李六如的长篇《六十年的变迁》。古代历史题材方面，出现了徐懋庸的《鸡肋》、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等短篇。而较有影响的，则是姚雪垠反映明末农民起义的长篇《李自成》（第一卷）。

    与历史题材相辉映，现实生活成为本时期小说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的题材。而在现实题材中，又以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最多。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50年代、60年代农村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都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以短篇开端，马烽的《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传达了因土地关系的变动，翻身农民在家庭、婚姻观念方面要求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以争取新社会、新时代的民主与自由。继土改以后，农业合作化是又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给农村生活历带来的巨大变化，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从贫富两极分化的角度，叙写两个农民打算买卖土地的故事，在个人发家与共同富裕的冲突中，提出了久经贫困的农民获得土地以后，如何脱贫致富的问题，率先揭示了互助合作的问题。接着，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答，记录了这种趋势如何变成了农村的现实。用长篇的形式反映农业合作化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三里湾》侧重表现合作化过程中新与旧、公与私、个体与集体、先进与落后面种观念的矛盾。《山乡巨变》以鲜明的时代色彩描绘湖南乡村的风土人情，侧重表现合作化对农村生活的影响，赞美建立在新的生产关系之上的农村景观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创业史》旨在表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民放弃私有制，接受公有制的思想、心理的复杂变化过程，其反映农村生活的广泛性和政治寓意的深入性，以及对合作化运动中各个阶层的细致描写，使它成为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活化石"式的代表作。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简单反映那个时代政治的印痕。

    农业合作化之后出现的短篇，如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李淮的《李双双小传》，在一定程度上抒写了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由家庭走上社会，从奴隶到主人的宿愿，个性化的艺术形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她们毕竟是活跃于"大跃进"时代的人物形象，作品又难免打上"左"的时代烙印。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西戎的《赖大嫂》，力图与虚饰、浮夸的颂歌相悖逆，张扬求实精神，进行典型形象的创造，具有较为深厚的生活基础，不同程度地回答了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60年代前期问世的两部长篇，浩然的《艳阳天》、陈登科的《风雷》，描写了两条道路的对立和两个阶级的斗争，反映农村社会主义变革的尖锐性、复杂性。反映工业建设的长篇，有周立波的《铁水奔流》、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艾芜的《百炼成钢》、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草明的《乘风破浪》等；中篇有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这些作品在描写我国工农业建设成就的同时．也不乏图解政治的某些特征，明显地受到日益强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

    在现实题材中，本时期还有两类作品不可忽视。一类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①、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李准的《灰色的帆篷》、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短篇小说。这类作品敢于正视现实矛盾，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大胆干预生活，触及人的灵魂，表现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还有一类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李威伦的《幸福》、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短篇。这些作品打破表现人情、人性的禁区，细腻地描写人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充满浓郁的人情味。但它们和前一类正视现实问题的作品一样，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粗暴批评。可见想在创作上略有突破是相当难的。

    50年代、60年代的小说，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其中．有新的英雄人物形象，如朱老忠、杨于荣、江姐、许云峰、林道静、梁生宝、李双双；有性格比较复杂的"中间入物"，如严志和、梁三老汉、盛佑亭、赖大嫂、"常有理"、"小腿疼"、"吃不饱"。本时期小说之所以取得一些成就，还与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专业创作队伍密不可分。这支队伍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以赵树理、周立波为代表，包括路翎、欧阳山、康濯、艾芜、马烽、西戎、孙谦、梁斌、柳青等一批文学素养深厚，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他们在解放前就从事小说创作，在本时期谱写了新的篇什。另一个层面，包括曾经参加民主革命，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的杨沫、杜鹏程、吴强、峻青等作家，以及李准、王汶石、王愿坚、茹志鹃、刘绍棠、王蒙、陆文夫、邓友梅、冯德英、高晓声、方之、林斤澜、刘真、李乔、胡万春、玛拉沁夫等。后者大多是50、6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秀。是本时期小说创作的骨干，他们的涌现给当代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在追求时代性、民族化、大众化的前提下，两个层面的小说家的大多数逐渐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或比较鲜明的个人风格。

    50年代、60年代小说．具有曲折变化的发展轨迹。这个时期．正值社会生活和文艺领域"左"倾思潮逐渐兴盛之际。怎样理解整个十七年"左"倾文艺思潮逐步升级，而小说创作却仍能取得一些成绩?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左"的政治运动、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毕竟分属两个范畴，前者对后者有影响，但不总是或者绝对地决定后者的全部状况。其次．"左"倾思潮本身有一个萌发、演进、膨胀的过程，一方面它不断恶化，一方面在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又促使当时的文艺政策断断续续地有所调整．如提出"双百"方针，纠"左"抑"左"。再次，一些作家采取各种方式抵制"左"倾思潮，或公开，或隐蔽，或清醒直接地，或听从生活召唤地在创作实践中进行非自觉的抗衡。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与现实题材保持了距离，沉入了历史题材的精心构筑。

    50年代、60年代小说的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简单、机械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务于政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赶任务"，到1958年以后的"写中心"、表现"尖端题材"，外部环境要求作家强化自身的政治意识，过多地考虑迅速及时地配合现实斗争，阐释党的具体政策，宣传历次政治运动。这不仅设置了描写内容的禁区，限制了题材的多样化，而且影响了作家的创造精神，使他们不能独立地对生活进行深刻的思考，而往往急功近利，把关于历史和现实的现成的政治结论事为创作宗旨．小说家的任务只是赋之以图像，故而许多作品缺乏来自生活的独到发现，缺乏经得起时间严格检验的思想深度。由于从抽象的政治结论出发，一些小说不是采用文学的构思方法，而是采用非文学的构思方法，或者停留在生活表象的描述，注重事件的铺叙，纠缠生产方案之争，对素材提炼不够；或者演绎政治运动的过程，设置人为的冲突．用人物的言行去证明先验的思想，等等，这样形成同一的图解理念的思维模式，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狭隘，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不够多样。本时期小说由于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潮，使它几乎变成包容一切的唯一的创作观念。同时又片面地理解现实主义的含义．只承认肯定性的歌颂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客观的反映，是对社会本质规律的揭示，而排斥敢于正视生活矛盾，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把典型化仅仅归结为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指责"中间人物"。非难人性、人情，使作家不能真正重视人，写人的心灵、人的情感，不能按照人物命运的线索，构成以人物性格为中心的艺术整体．刻画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揭示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因而不少人物形象类型化、模式化。尤其是英雄人物，常常被拔高为理想化的超人．虽然在他们身上倾注了作家的感情与寄托，但终因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而缺少较高的审美价值。在表现手法上，片面追求民族化、大众化，注意故事的完整、情节的生动和语言的通俗，注意通过人物的言行、外貌，用环境气氛的烘托来塑造形象，忽视了丰富多样的艺术技巧手法与方法，作家的创作个性、风格特色也因此没能得到更广泛、更充分的表现。当然，上述不足并非表现在所有的作品之中，但从总体上看，题材内容、人物形象、创作方法、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缺乏多种色彩．却是不容避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