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部分

诗人牛汉1955年由于胡风事件的牵连，遭到两年的拘捕囚禁，释放后也失去了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的权利。“文革”开始后，他理所当然地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但这些并没有使他失去创作的欲望，相反，逆境生涯反而激发起了他更加强烈的生命意识。牛汉40年代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反抗的火力，而写于1970年到1976年的几十首诗歌，如名诗《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巨大的根块》等，则大部分属于他所谓的“情境诗”，这些诗歌相对他早期的诗来说语调比较平静，但在内里则仍充满了坚韧的反抗精神。这些诗歌更加突出了生命意识，他借助不同的意象，表达了陷于逆境的生命的不屈地抗争与坚韧地生存的精神，也高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抗争与现实战斗的传统。

以《半棵树》为例，处于全书中心地位的是一个极端变形的意象：“半棵树”。诗人写到：“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象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

牛汉早期学过绘画，所以他对视觉意象特别敏感，那极端怪异的“半棵树”的形象想必是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心灵，诗人联想：“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这必然使他对自己的身世与处境产生强烈的触动，在历次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不是也被政治权力的雷电，“齐楂楂劈掉了半边“吗？可是：“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棵树那样伟岸” 在这里，半棵树的象征意味就更加明显了，它象征着不屈的生命，象征着知识分子不屈的抗争与战斗的传统，这个意象很有些“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味道，但那个恐怖的时代却使得诗人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在抒写了一种坚韧顽强的意志后，他在诗的结尾又写道：“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 牛汉一直认为：“任何一首真正的诗，都是从生活情境中孕育出来的，离开产生诗的特定的生活情境是无法理解诗的。”所以他说：“'文革'期间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写的那些诗，如果把它们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很难理解那些诗的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到产生那些情绪的生活境遇。”他在这段时间写的这类诗，多半吟诵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命，像被伐倒的枫树、不断地被斫伐的灌木、囚笼里因为反抗甚至抓破了指爪的华南虎、在地下的黑暗中默默生长的根块等等，但这些意象中还是以“半棵树”的意象最为引人注目，那种被斫去了一半身躯却依然坚韧不拔、生命不息的意象，鲜明地体现了文革中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而诗歌最后一段的突然转折，则又显示出一种惊人的清醒。《半棵树》代表了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如七月派作家群）在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仍然带有反抗的英雄的风格，虽则“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

4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诗人穆旦在1949年后的遭遇也很坎坷，1954年，他因为抗战中参加远征军的经历被查成为“肃反对象”，1958年底，被逐出讲堂，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此后才华横溢的一代诗人与翻译家每日被迫从事整理图书、抄录索引以至打扫厕所之类的繁重工作，“文革”发生后他的处境更加艰难。但就是在二十余年的困惫处境中，他坚持翻译了《丘特切夫诗选》、《唐璜》、《拜伦抒情诗选》、《西方当代诗选》、《欧根。奥涅金》等皇皇巨著，显示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中仍然坚守自己的精神岗位、为文化建设努力的优良传统，这与几十年文化传统不断被破坏的外部情境相对比，更显其精神之伟大坚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被迫中断写作近20年后，他在去世前的一年多时间里（1975－1976）重新开始诗歌写作，不但一点不见诗艺的衰退，而且由于几十年坎坷经历的浸泡，显得更加意蕴深厚。穆旦去世前给我们留下的几十首诗，现在看来，无疑属于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中最优秀的诗歌之列。这些诗歌仍然保留了他的繁复的诗艺，在层层转折中表达着对个人身世的慨叹、对时代的乌托邦理想的审视与反讽，基调是冷峻甚至无奈的，有些诗篇如《停电以后》、《冬》等仍显示了一种在黑暗之中坚持岗位的精神--不过更多的是表达几十年坎坷之后所获得的苦涩的智慧，像诗人自己说的：在走到幻想的尽头、过去的所有欢喜都像落叶一样“枯黄地堆积在内心”的时候，“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的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绿叶的生长”。我们所要讨论的《神的变形》无疑也属于这种以苦汁为营养的智慧之列。

这是一种貌似冰冷的智慧，然而仔细辨析，诗人在做出这样的判断后内心充溢的仍然是深深的苦涩。通过这四个人物戏剧性的冲突与联系，它展示了一个人类历史悲戏剧的寓言，同时也是一个酸楚的预言。

穆旦在40年代就受奥登等人的影响，富于理性的思考、以思想入诗是他的诗歌一贯的特色，这首诗也不例外，可是它的特点在于并不是直接的思想演绎，而是把思想戏剧化，在戏剧的结构中展示思想的全过程。《神的变形》至少有三个层次的转折：魔的反抗是一个转折，人的觉醒是第二层转折，而人最后仍旧落入魔的圈套是第三层转折，权力的冷冷的插话，使得这三个转折构成一个圆圈，象征着人类历史可悲的循环，思想的层层转折、深入、循环的过程，通过戏剧化的结构表现得非常生动，从而也就有了一种内在的形象性。它也不是没有情感，只是情感深深地潜隐在思想的底层，决不作过剩的流溢，却也因此获得一种深度与力度，使得有能力触及到这种情感的人获得一种震憾。《神的变形》同时有一个潜在的神话结构，就是从弥尔顿以至浪漫主义思潮以来的“神魔争斗”的神话原型，在这个原型中，“魔”是代表争取自由的反抗者的形象出现，穆旦运用这个原型却对之作了反讽式的处理，这不再是近代式的朴素的“压迫--反抗”的戏剧，他发现“反抗者”也可以成为压迫者，而人的历史仍是循环的怪圈。这其实也展示了一种现代主体的分裂：无论是神、魔还是人自身的理智与感情，其实都是这个现代主体的不同侧面，“神的变形”这个循环实际上说明了现代主体在权力的运作秩序之中的分裂、变形、软弱与无力，自然这里也有一种哈姆雷特式的苦涩的智慧，处于文革的逆境中的穆旦仍然保留了浓重的现代意识。

“七月”派与“中国新诗派”诗人在40年代分别被批评家称为“现代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在文革中，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独特的气质：一个是愤怒的反抗，一个是犹疑的智慧，只是在这时“堂吉诃德“已经饱经挫折，其理想主义已经不无酸辛，而“哈姆雷特“以他的智慧更加发现了时代的可悲与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