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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革"开始到70年代初，"革命样板戏"是官方提倡最力、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其实，京剧现代戏的提倡开始于"文革"前的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起更多地与所谓"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关联，便在江青的直接干预下开始了样板化的过程，1964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汇集了全国19个省市28个剧团的37个剧目，其中好些戏就是后来"革命样板戏"依据改编的原本。"革命样板戏"的正式命名是发表于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的文章，它首次将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之后又出现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等第二批"样板戏"，到1975"文革"接近尾声时，"样板戏"的数目增加到18个，其中京剧11个。在这个打倒了所有中外传统的时代里，它们便是数量不多的公开文学作品中的"样板"，它们以舞台表演、电影播放、电台广播和语言文字等国家控制的传播渠道，被强行在全民中推行，至少在公开的层面上，它们已经成为文革时代精神生活的象征。在样板戏的推行过程中，还形成了"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创作观念，这些"理论"的强行推行给文革期间和文革后很长时间内的中国文学创作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 自1971年9 月13日的林彪叛逃坠机事件发生至1974年底，可以看作"文革"时期公开文学的第二个阶段。随着领导层的变动，国家对文艺政策有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文艺书刊的出版得到有限度的恢复，1971年12月，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原《北京文艺》以《北京新文艺》为名率先复刊，随后，《广西文艺》、《广东文艺》和《革命文艺》（内蒙）等文艺杂志相继复刊，到1973年夏季为止，全国大部分省市文联（或作协）的机关刊物都已复（创）刊
，同时，文艺书籍出版也有一定程度恢复，如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24本到1973年底全部出齐，根据1938年版重排的20卷《鲁迅全集》也在1974年发行，到1975年，《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与文革高潮时期相比，读者毕竟有了一些被官方认可的公开出版物可供阅读，在政治许可范围内的创作也有了发表的园地。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公开创作继续受到政治权力的严密控制，仍旧在《纪要》所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其时还出版了长 |
白毛女剧照 |
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二卷）和《虹南作战史》等典型体现这套创作原则的文本。浩然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是文革时期唯一可以公开出售的文革前的文艺作品（起先还有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不久因作者的问题也遭禁），在阅读环境异常恶劣的条件下，它竟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浩然也因此成为当时能够继续公开写作的少数作家之一。《金光大道》虽然是个人创作，但完全失去了作家的个体性话语，作品从主题、人物到情节结构，都成为时代共名演绎。《虹南作战史》则是当时文学作品"集体创作"的一个典型怪胎，这个由"土记者和农村干部相结合"的"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直接听命于"上海市委写作组"，其写作方式完全按照《纪要》所规定的"三结合"进行，所有的艺术手段包括情节设置、人物刻画、结构和语言，都紧紧围绕、服务于"两条路线斗争"主题。但因为有了文艺创作，就必然会涉及到是否按照艺术规律来表现生活的不同态度，官方内部围绕文艺创作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又日益激烈起来，1973年的湘剧《园丁之歌》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也正是在这一年，受"四人帮"及上海市委控制的《朝霞》丛刊和《学习与批判》杂志先后在上海创刊。
1975年1 月，全国人大四届会议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会议还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这就使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即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事实上在努力纠正"文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政策的调整又一次侧重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建设，但同时，毛泽东虽然具体地肯定了这些调整，但不允许也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做丝毫的否定，这样，周、邓等同以江青集团为代表的极左政治势力间的斗争就势必更趋于激烈。这在文艺领域的表现也十分明显，虽然事实上斗争双方都赋予文艺以许多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客观效果却是完全对立的。它突出表现在围绕电影《创业》和《海霞》展开的政治斗争上，尤其是对《创业》批判时，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相当激烈。当时邓小平已经主持中央工作，（这时候，毛泽东对文艺现状和文艺政策也有明显的不满）在邓小平等人的直接推动下，毛泽东在7
月间先后作出了有关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从而不仅使这些影片最终得以问世，也使《人民文学》、《诗刊》等六家文学杂志在不久后得以复刊。在此前后，叶辛、张抗抗、王小鹰、贾平凹等一些下乡知识青年开始在各地文艺刊物上以个人署名发表作品，尽管这些作品还不可能摆脱时代共名的规范，但他们毕竟将自己的生活感受带入了写作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是文革后"知青文学"的发端。不过，极左势力出于政治目的对文艺的绞杀并没有终止，"四人帮"先后策划了一批写"与走资派斗争"的电影和戏剧，如《春苗》、《决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梁河》等，这些作品在政治上完全沦为替帮派阴谋制造舆论的"影射文艺"。
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第1 期发表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描写了老干部为企业改革所做的努力，因此又引起激烈争论。这种冲突和斗争直至那一年的"天安门事件"达到顶峰。
综观"文革"时期的文学概况，"革命样板戏"是公开文学中最为显赫的作品，是当时极左政治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努力的集中体现。它在文艺观念上的"根本任务论"是毛泽东所提倡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集中和极端化，前者发展为"文革"中对政治斗争的直接参与，后者则直接简化为工农兵形象"占领"舞台；它所选取的题材分布于中共党史的各个时期，力图勾勒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其艺术样式包含了来自西方的芭蕾舞和交响乐等现代艺术和传统的中国戏剧京剧，但又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作了许多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形式改革；在表现方式上则以"三突出"的原则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
，起自于"大跃进"时期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方法，在"样板戏"的出台过程中被再次实施并强行推广，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作家完全陷于工具化的机械劳动之中，他对时代和社会的个人感受几乎不可能通过文学创作去公开表达，同时，民间文化传统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被不断改造和利用。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样板戏"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化传统摧毁、压制、改造和利用在文艺领域中的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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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对文学的摧残及"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