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的这两首诗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作底子，如《疯狗》是他失恋以后的作品，但这两首诗所表达的情绪，在当时的青年中很有普遍性，或者偏于前者，或者偏于后者，或者在不同的环境下这两种情绪都经历过，所以食指的诗在当时流传甚广。即使以今天苛刻的尺度来看，食指的诗中单纯美好的对未来的信任，依然让人感动，何况他的写作处于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年代。在黄翔与食指的诗歌中，已经带有一些现代主义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技巧的印记，但他们更多地是自发的，而且其诗歌中的情绪还有具体的所指，并非一种有意识的探索。后来的"白洋淀诗派"则自觉地探索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试举岳重与多多的两段诗为例：
……我的十九次的陪葬，
也却已被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烧成了升腾的烟
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
没有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想拉回它……
──岳重《三月和末日》
虚无，从接过吻的嘴上溜出来了，
带有一股不曾觉察的清醒，
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今天，
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正在镇静地喷射着杀虫剂
──多多《青春》
这些诗从意象到情绪，都带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但其语义可能与西方现代主义有所差别，也许要还原到中国"文革"中的具体语境来理解。比如，同样表达一种冷漠、虚无、价值失落的情绪，中国青年一代的幻灭感直接来自于文革这样的革命乌托邦破灭后形成的价值真空，由此导致的是的对人性、文明等等的呼唤，这与西方现代主义直接起源于对人性、文明等等的质疑有根本的不同。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待展开，在此之前，还难以对之下一断语。除此之外，"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也在"文革"中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写作。北岛写于1976年的《回答》，因为代表了青年一代的声音，在"文革"后很受人们注目。
在比较精制的诗歌探索之外，当时在各地知青中还广泛流传着各种版本的"知青命运歌"，它们反映了知青们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对被迫将"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度过天职"（《南京知青命运歌》）的不满与心酸。这些歌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文革中潜在写作的小说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较著名的有毕汝协的《九级浪》、佚名作者写的《逃亡》、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赵振开（即北岛）以笔名"艾珊"写作的《波动》等作品。《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流传很广，并导致了一次著名的文字狱，其主要成就在于把曲折的爱情故事与对知识分子的歌颂以及爱国主义的主题融合了起来，这对正统文艺的清规戒律是一次很大胆的触犯。赵振开的《波动》以多角度叙述的方式勾勒了当时社会各种人物的心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知青中绝望与希望两种心态的描写，就其语言的精警、感觉的强烈敏锐、象征手法的圆熟、人物意识的准确流动以及多角度叙述的成功来说，它无疑是"文革"时期潜在写作中最成功的小说。
由于环境的恶劣，潜在写作只能以破碎的形态存在，但其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文革"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企图制造的大一统局面的失败。它的存在意义已经不仅仅限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而在于不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一代新人，他们都在那个价值失落的疯狂年代，找到了现代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这就是相对于当下的所谓的'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这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与视点，而且也找回了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与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由于这个原因，它上承新文化传统，下启文革后中国文学中的许多重要现象：如以伤痕文学、知青小说为代表的人性、人道主义复归潮流，以及现代主义诗歌的实验等等。作为一种存亡绝续的存在，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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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对文学的摧残及"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