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在由80年代向90年代的过渡、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环节："杨朔模式"之遭遇挑战和巴金五集《随想录》之写作。"杨朔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评论，作为当代散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显然已具有文学史的意义。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杨朔模式"，代表了文学抒情时代的别一种抒情方式。"杨朔模式"影响所及，不可低估。在深刻的意义上说，对"杨朔模式"的怀疑、挑战，是对一代作家心灵历程、美学理想、话语方式的一次梳理。《随想录》最充分的意义，在于它是历史转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在历史、现实、社会、人生、思想、感情、道德等不同侧面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精神、责任、使命，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就散文发展历程而言，这两个事件促进了作家心灵的自由生长和个人话语权利的保障，它使90年代散文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

    一、"散文热"出现的文化氛围

    90年代散文烙上了文化转型的印记。在贫困、愚昧与落后的境遇中，寻找现代性是文学的世纪性主题；同时，文学对市场经济下人的异化又表现出特别的警醒与忧虑，甚至由对现代化负面影响的不满进而对现代化再思考。在物质／精神、技术／人文的冲突中，现代入围绕着难以自释的困惑与焦虑，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话题。90年代散文始终没有摆脱这一话题。90年代以来，"后现代"话语一时兴起，从90年代的散文中也可以发现"后现代性"。转型期文化格局与价值系统的复杂性影响着散文创作。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体现出不愿放弃文化关怀的散文创作的坚韧性。
    文化转型对90年代散文的直接影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文学由中心到边缘的位移中，散文在边缘处的定位，保证了散文这一文体的从容发展；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与立场的分配，使散文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市场经济不仅使散文的创作与出版带有商业性，而且确认了市民阶层的合法性并因此使部分散文成为消藏品，传播媒介的发展为散文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文学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审美时代。

    二、90年代的"散文热"

    90年代的所谓"散文热"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旧作重刊，各类散文书系、类编、选本层出不穷；二是散文刊物增多，"晚报"、"周末"类报纸几乎都辟有随笔、小品专栏；三是染指散文者日众，名家、非名家的散文集(或随笔、小品)成为畅销书；四是读者对散文的向消费。在各种选本、书系中，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现代散文全编"系列，百花文艺出版检的"百花散文书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以及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海派小品集丛"等，都是体现了编选的学养、识见的。在众多的散文家中，汪曾祺、王蒙、刘心武、余秋雨、张中行、张承志、韩少功、张炜、史铁生、张抗抗诸家的创作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品位。他们或以文人性的情趣见长，或以现代人的睿智通达取胜；有的面向社会历史，有的走向自我心灵。无论是走进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抑或回归自然，都以散文的方式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大致构成了文化转型期散文创作的主要审美特征。
    经典散文的不断重复出版，给90年代散文创造了繁荣的视图，对"大师"的借鉴开始变成仿制，从另一个极端把散文艺术传统拒之于门外。专栏的涌现，为人们用经济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感情与体验提供了可能。生活与感情、社会与自我，经散文的处理后愈加琐碎，而文体艺术则是散文充当文化快餐的佐料。另一方面，散文出版物和写作的商品化，加速了人文环境的世俗化。在还俗之中，散文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它的人文精神，失去了它的文学信息。陷入自身艺术发展的某些泥淖。这一深刻的危机已在"散文热"中显露出来。

    三、90年代的散文类型

    90年代散文创作的主要类型，大致有：以汪曾祺、张中行为代表的文人散文，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以季羡林、金克木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以张承志、韩少功等为代表的突出人文关怀的散文，以素素、黄爱、东西等为代表的小女人散文，一些在体制外的非职业散文家的创作如钟鸣、王小波等人的散文创作也受到重视。
    汪曾祺散文的出现，在较成熟的层面上恢复了与明清散文和五四后显示散文传统的联系。他被戏称为本世纪的最后一个"士大夫"。在拥有了多样化的文化背景之后，汪曾祺以他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文人审美化的生存方式。能够从容地表现文人的性灵，意味着新时期的文化已初具兼容性。以雅致的情趣去掉日常生活的粗鄙，以书卷气多少冲淡点铜臭气。汪曾祺在新时期一直是个边缘化的作家，当文化转型期文学由中心至边缘时，他仍然从从容容而无失落感。汪曾祺作为"最后一个"的意义因此更为突出。
    余秋雨散文的出现意味警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以个体的生命体验来询问中国文化的命运。余秋雨以重温和反思历史的方式走上"文化苦旅"之途，拾掇整合已经"破碎"了的文明，并由此重构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余秋雨的散文，显示出"文化故乡"与"精神故乡"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一个略带悲观的理想主义者。他找到了蕴藉在文明中的大感觉与大痛苦，他在整合文明"碎片"时的思想力量、理想情怀和悲剧体验，都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悲壮、辉煌的境界。这样沉重的体验使人意识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在余秋雨看来，"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囚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但这些作用都非常容易被消解，"消解文明的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一历史启示未尝不是对现实某些状态的暗示。"日常迷顿状态"和"消解理由"的扩散，成为对80年代、90年代或一种人文状态的概括性的表述。
    世俗的"日常迷顿状态"不断侵扰着知识分子并使其中的不少人也终于陷入"日常迷顿状态"。因此，沉沦与抵抗是知识分子在当下不可回避的选择。张承志、韩少功、张炜以及史铁生等人的散文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承志、韩少功、史铁生和张炜所处的位置就是现世的精神空白处。他们是重构人文稿神的力量之一。理想、道德、生命、灵魂、人格、宗教、血性、崇高、战斗、抵抗、仇根、坚持、玄想等等，是他们思想的关键问。他们的主题话语几乎都由这些关键词展开。他们对世纪末知识分子境况和文化命运的思索以及围绕他们所展开的莫衷一是的议论，无论正确与否，偏颇与否，都已成为20世纪末的文化景观。

    四、汪曾祺

    汪曾祺第一部《蒲桥集》有一出自作者手笔的"广告语"。其一曰："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其二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汪曾祺以小说家而作散文并有这样的成就，是否说明，散文作为边缘性的文体一旦被人"职业化"，其审美空间就会变形和萎缩。汪曾祺似乎和士大夫人格、性灵派传统一脉相承。正是在适度靠近传统中，汪曾祺显示了他的魅力。不必夸大汪曾祺所达到的境界，但是在这个浮躁的世纪末，他的文章滋味确是近似春初新韭、秋末晚菘。套用贾平凹说佛的话，汪曾祺是一种和涵、一种平静，有一双宽容温柔的慈眉善眼，微笑亦运动在增边的写作行状。从散文发展的历程看，汪曾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与话语方式都不能说独创，可以用现成的"冲淡"、"闲适"、"性灵"、"情趣"等概念和范畴来描述他；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汪曾祺意义的估价，因为他的出现，使人们重新领略了传统与文人的魅力。汪曾祺散文成为文化转型时期当代作家对传统的一次成功的"聚焦"。其散文创作也成为文人传统复活与转化的精神与艺术的标本。从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看，汪曾祺所持的似乎是"边缘化"的立场；同时汉曾祺还以他的创造让人们重温了审美化的人生之魅力。他以文人的情致雅趣和关怀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代之以诗意和书卷气。汪曾祺散文的意义不仅表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和传统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且展示了汉语写作的永恒魅力。《蒲桥集》多佳构，而最能代表其语体风格的便是《葡萄月令》。他的许多文章都可分析，惟独这篇不行，由此体会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蕴。汪曾祺冲淡，但没有周作人的苦涩。90年代闲适如期，但阅读汪曾祺散文的人常常抽掉其作品的内涵。因此，散文的阅读也常是误读。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读者的定势和迟钝，另一方面，当汪曾祺把"传统"、"文人"、"闲适"的魅力带给我们时，其局限也随之而来。汪曾祺所选择的方式在《蒲桥集》中达到了极致，再下去不能不为才气和性灵所累。

    五、张中行

    张中行以《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成为文人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张中行在园内有"杂家"之誉，曾任教于中学、大学，长期从事编辑工作，著述多为语言方面。80年代伊始，陆续撰文，记30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人与事，得章太炎、黄晦闻等60余篇，结集为《负暄琐话》；其后，又著文50余篇，结集为《负喧续话》；以后又有《负喧三话》。关于这类文章写作的动因，张中行在《负喧琐话》之《小引》中说："有时想到'逝者如斯'的意思，知识已成为老生常读，无可吟味，旋转在心里的常是伤逝之精。华年远去，一事无成，真不免有烟消火灭的怅惘。"但"并没消灭净尽，还留有记忆。所谓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影子中有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感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     "境"是什么?是"已然和还在一步步地消亡"的"文化之至美"。张中行用他的笔复活了与20世纪中国思想尤其是文化、学术发展密切联
系的文化人的形象，复活了、体现了文化之至美的文化人格。张中行写琐话，重构人生，重构历史，述说着"逝者如斯"的文化乡愁--这是作者自己的当日之"境"。双重"境"都令人珍惜。在物欲与技术的逼迫下，人文环境业已世俗化。性灵的清流开始浑浊，学问里渗透着浊气，带着生命血脉、禀性的学人被目为怪异。张中行就是在这样的境地中"出土"的。他如数家珍地说着文人的性情，说着文人的人格，说着学问的意义，那是一种美丽。张中行就这样晒着太阳，说着闲话，我们于是有缘倾听到文化血脉的流淌之音。

    六、余秋雨

余秋雨著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秋雨散文》等。其"文化散文"引起广泛反响。他在反顾中询问中国文化的来路，在解读历史中确立当代人的精神标高。他在与历史精魂的对话中，给当代人文知识分子还原出一个深厚宽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自我生命的体验，接续中国文人的血脉。无论询问、对话还是承接，都是对当代人的一次考验，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一次提醒。     余秋雨带着这种"重温和反思"，开始他的"文化苦旅"。他要在"苦旅"之中整合文明的碎片，并由此重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用他在《山居笔记》"小引"中的话说，"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住。"且不论苦旅的目的地如何，这行为本身就是那么富有诗意而让人感奋。

  寻找中的余秋雨，感到"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满脑空白。我站立在古人一定站立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现，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夏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尘封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哗一事奔泻面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这段话大致表明了余秋雨的心态、情感特征和他艺术地观照把握人、历史、自然的方式。
    《文化苦旅》最初和基本的文化意义是将自然山水置于人文山水的层面上，从中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挖掘积淀千年的文化内涵。这种笔法，在审美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上，改变了抒情主人公田园诗人式的身份，在深层次上将人的精神空间对象化。他对自然山水的投入，成为对人文山水的勘探。他历作的不是一般的文化评述，而是在感性与知性的双重作用下，抒发审美化的人文意义。余秋雨发挥了学者兼作家的优势，他以感性为情怀，以知性为学养，让灵性浸润着意义。
    余秋雨解析自然山水的人文意义的思维特征是，回到特写的历史氛围和文化情境中，寻求文人与山水的会心处。在《江南小镇》中，他深刻剖析了中国文人人格与小镇的契合，"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谈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了"。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能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崇高形态"。这样的分析确乎深入。但是，把小桥流水人家和莼鲈之思都看成"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气象"，这就过于纯化了文人隐逸的境界。
    当山水风物的人文内涵在余秋雨"启封"下哗哗奔泻而出时，人们所领略到并产生心灵震撼的是与山水风物熔铸在一起的、中国文明的历史和文人的命运。余秋雨散文的沉重感、沧桑感也往往在此时传达出来。他在对文化个案的解析中，发现中国传统与山水风物的最初联系；在对文明传播过程的描述中，发现文人与文明难以挣脱的历史宿命。在承德避暑山庄，这个清王朝的背景里，余秋雨面对清澈湖水，想起的是王国维的面容和身影，他的一串叹息仿佛是对所有凄怨灵魂的哀悼："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这一命运的深层原因，余秋雨以为是文化的力量，是文化认同的结果，"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种认同，设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余秋雨的这一分析发挥了当年陈寅恪的看法。在《风雨天一阁》中，余秋雨由天一阁的"风雨"，写出了民族精神史的沧桑。天一阁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又是"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在对书籍文明的归拢中，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它在今天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绘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的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当然，它还让我们缅怀范钦这位藏书家的健全人格与文化良知。
    余秋雨始终保持着探究文化底蕴和历史的兴趣、信心与笔力，这让人们感受到他的深刻与力量。这种深刻与力量不是大而无当或大而化之的，它常常是细微的精深的。他对文化底蕴和心灵深处的把握，往往使我们感受到他是在用全部身心与学养去和历史精魂对话，他的行文在洒脱中扩散着心理张力，这也是阅读余秋雨散文会有思想的紧张与疲劳的原因所在。这是和他个人的精神深度联系在一起的。在莫高窟，余秋雨跟前出现的是两个长廊与两个景深：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历史的景深与民族心理的景深。
    面对文明的断裂和文人的落魄，余秋雨的体验带着悲哀、无奈与苍凉。在岳麓书院的庭院里，他每次都嗅到一股透骨的凉气。这凉气来自那个"怪圈"，"本来岳麓书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不是都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不就组接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既然挣脱不了这个怪圈，那么，人类历史上许多躁热的过程、顽强的奋斗最终仍会组接成一种整体性的无奈和悲哀。于是作者引我们去寻思那个"不知怎么回事"的问题：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二下，琅琅书声沉寂了，代之以官场寒暄、市井嘈杂和小人哄闹。对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的盲点，余秋雨也充满了不安和忧虑。他认为"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但是"宽大的地窖"使得"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光。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成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维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在苍凉与悲哀的情境中，余就雨散文隐潜藏一个重要的主题：围困／突围成为文人生存的基本冲突。围困是有差异的，一是被围，二是自围，也即作茧自缚；而围困又有有形与无形之分，当然，无形比有形的围困更为可怕。突围作为一种抗争与完善，从来就是艰难与悲壮的。《苏东坡突围》具有围困／突围这一主题的全部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余秋雨在追寻文明的星光与文人的足迹时，充满了激情与理性。就文化人格而言，余秋雨是学者与诗人的统一，诗人的激情与才气在他笔端涌动。他的创作洋溢着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气息，学者的理性保持了他思想的厚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激情的夸张和倾斜。显然，余秋雨已让人们熟悉。这当中包含着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中激情与理性都会疲倦。所有的关怀都应当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

    七、张承志

    《绿风土》是张承志的第一部散文集。在此之前，文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张承志的小说。张承志在《荒芜英雄路》的《作者自白》中说："回忆起来，这本随笔集以前的我，弱似一片枯叶却经历了思想的许多巨浪狂风，甚至我并不认为有哪一个人具有与我匹敌的思想经历。"这本随笔集是张承志个人思想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而它又始终和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这一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张承志在听着1993年的钟摆声时，不能预知自己的思想会走到哪里；无题，他后来又走了一程，但他的起点和思想的基本轮廓则是《荒芜英雄路》。该书编者所作的内容提要说："全书辑人作家近年来创作的随笔40篇，旨在反映他近几年的生存状态和创作背景。生活的磨难和心灵的煎熬，化成了《荒芜英雄路》、《芳草野草》等篇章；出自生命对自然的感应和作家内心进发出的呼唤，《心灵模式》、《神不在异国》等充满力度的文字就极具穿透力。作家毅然走出世俗，走出虚荣，走入茫茫的黄土和广阔的天地间，在理性和情感的冲撞下，抖出一个活生生的灵魂。"这是理解张承志和《荒芜英雄路》的一个角度。其"旨"在强化作家自己独立地做人，独立地思考、创造和战斗的声音，或者说是表现他意在"独立地树立起一面旗帜"的思想呐喊。张承志对他的周边状态和背景不无情绪化地否定，对现实状况因果关系的揭示也甚至有本末倒置的倾向，对关怀途径的选择也未超越历史的预设，等等，这些都使张承志和他的思想一时间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张承志要重走荒芜了的英雄路，文集的全部意义也许就在于："用一本记录终止自己，并且静静地整理好行装推备再上旅途，是太幸运了。旅人一词的分量在于这旅途无止无尽，和命一样短长。只要活着，我总是面临这跋涉的压力，总是思考首各种大命题，思考着怎样获得美和战胜污脏。对于自己在思想、文学以及同时代人中保持的这个位置，我开始重视和自以为荣。"在以前的作品中，他"曾经独自与下述命题相遇：时代、国家、民族、宗教、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张承志检讨自己。在许多大命题上我都自嘲般放弃了前卫意识，用几个句子或几个段落一划而过"。

在90年代初张承志意识到大命题和小命题都不应当一划而过，应该再接触它们一遍，并且采用了"呐感"的方式："我不认为置新回到达些阵地就是重复自己。思想的悲剧是它首次问世时缺乏传播，而它的前卫性又太忌讳重复自己，宣言应当是呐喊，而且应当是有强度的呐喊。不应该过于看重习惯哪怕是高贵的习惯--只要你握着思想的意义。"张承志躁动不安地发出了他的"强音"，他向别人挑战事实上也向自己挑战。张承志不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他带着这个时代的文化局限向这个激剧变革的时代挑战，由此而引发的争论甚至无法说究竟谁"战胜"了谁。张承志散文的出现，使90年代的散文再次触发了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命题的深沉思考。